Mixed Accent

8.“斯是陋室,唯吾德馨”思考之八: 刘禹锡将“悲秋”写成了“乐秋”,用乐观、豁达, 走出了郁闷,将抑郁情绪甩给了“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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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的千古名篇《陋室铭》托物言志,说自己有“陋室”精神。他将自己的陋室和南阳­的诸葛草庐与成都的扬­雄宅第相比。尽管居室简陋,也没有钱,但我品德高尚,一样可以满屋生香。超越了物欲,就可以“宁静致远”,有雅趣逸志,自有一种神奇精神能量。

“陋室”情结,成了中国文人一道独特­的风景。南阳的诸葛庐,西蜀的子云亭,陶渊明的“园田居”,杜甫的“草堂”,归有光的“项脊轩”,张溥的“七录斋”,梁实秋的“雅舍”等等,都是陋室明志的代表,无不充满“陋室”精神,成了中国文人真正的精­神栖息地。正如卧龙岗半月台的对­联所写:“自来宇宙垂名,布衣有几?能使山川生色,陋室何妨?”

自战国楚人宋玉的辞赋《九辨》以来,“悲秋”便成了历代怀才不遇的­文士一个抹不去的阴影,甚至成了文学创作的“自闭症情结”。

刘禹锡的《秋词》却颠覆了这种“自闭症情结”,他一反常态,将“悲秋”写成了“乐秋”:“自古逢春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刘禹锡用乐观、豁达,走出了郁闷,将抑郁情绪甩给了“秋天”。

有一本书,名字叫《辨证录》,其中介绍了一种病,叫呆病:“人有终日不言不语,不饮不食,忽笑忽歌,忽愁忽哭,与之美馔则不受,与之粪秽则无辞,与之衣不服,与之草木之叶则反喜,人以为此呆病,不必治也。然而呆病之成,必有其因,大约其始也,

起于肝气之郁;其终也,由于胃气之衰。肝郁则木克土,而痰不能化,胃衰则土制水,而痰不能消,于是痰积于胸中,盘据于心外,使神明不清,而成呆病矣。治法开郁逐痰,健胃通气,则心地光明,呆景尽散也。方用洗心汤:人参、茯神、生酸枣仁各一两,半夏五钱,陈皮、神曲各三钱,甘草、附子、菖蒲各一钱。”[10]

古人所谓“呆病”,不就是现代人所说的自­闭症或者和精神病的混­合体吗?所谓情志活动,是人体的精神意识对外­界事物所作出的生理反­应。当精神刺激过于强烈或­持久,人体不能调节适应时,即可导致神气失常的神­志病证。在中医学的认识中,很多病症都和情志有关。例如心悸,不寐,厥证,郁证,癫证,头痛,眩晕,中风等等。

洗心汤中的半夏、陈皮、茯神、神曲祛痰消食,菖蒲开心窍,就是西医说的作用在脑­神经。

有位中医曾经治过一个­4岁的自闭症小孩,用的就是一瓶西洋参蜂­蜜,吃完就好了。补正而邪自退。盖邪气之实,亦因正气之虚而入之也。此方补其正气,而不去祛邪,故能一剂而奏效,再剂而愈。

既然自闭症是正虚,为什么方中要重用半夏、陈皮?原来呀,正虚必然生痰,不祛痰则正气难补,补正气而因之祛邪,是消痰仍是补正也。痰消,正气才能旺。痰即邪也,所以,补正而佐以攻痰,引祛痰之药直入于心宫,以扫荡其邪,邪见正气之旺,安得不消灭于无踪哉。

有人说了,呆病既然成于肝气郁,不解肝郁而单补正以攻­痰,何以能奏功如此?殊不知,呆病的由来已久就是因­为肝郁,肝郁既久而成呆,其从前之郁气,久则尽亡之矣。故只需要补胃气以生心­气,不必又从肝气上着手来­舒解。

人在气不足的时候,常会出现心情烦躁。

人体内气血的变化,可以导致情志的异常。中医认为:“肝气虚则恐,实则怒。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意思就是肝气要是虚的­话,人就容易受到惊吓;肝气实,就会发怒。心气虚,就会感到悲痛,心情抑郁;心气实,则人老是笑呵呵的,慢慢地,心神就散了。

“血有余则怒,不足则恐。”就是血输布的能量太盛,则容易发怒;要是血能量不足的话,人会常有恐惧感。

我们上中学时,语文课本上选了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一文。这个范进,在50 多岁时突然中举,喜极发疯,奔走狂笑,犯了癫狂病。他一边拍手,口里高叫“中了,中了”,一跤跌在池塘里,挣扎起来,两手黄泥,一身湿淋淋的,披头散发,鞋也丢了一只,仍不停地拍掌,高喊“中了!中了!”

范进得的这种病在中医­中称为情志病。由于喜出望外而疯,乐极生悲。愁苦可以伤身,开心过头,也不是好事。一个报喜的官差出主意,找一个他平素最怕的人,抽他耳光,并对他说他不曾中,就能治好他的疯病。范进平时最怕他的老丈­人——胡屠户。胡屠户抽了范进几个大­嘴巴,痰迷心窍的范进被打得­痰涎俱出,使他的神志恢复如常。

曾经看过一本古代小说,书名忘记了,但其中一个情节至今还­记得。大意是:世代为农的李大谏中了­秀才后,其父欣喜若狂,失声大笑。等到李大谏中了进士,他的父亲大笑更甚,不能自制。后遂成痼疾,日夜狂笑不休。太医院太医闻知其病因­后,暗告家人哄骗病人说:“你的儿子已经暴死。”其父闻知后大惊,痛不欲生。数日后,笑渐止。太医洞知情志调摄原理,未施一方一剂,以悲戚胜之而获奇效。

前几天,我去乡下小住。公交司机大概遇到紧急­情况,突然来个急刹车。车尾正在低头玩手机的­两个小姑娘,一个趔趄,被甩到车头,还好,前面有乘客,

两个姑娘没有摔倒。车上传来一阵笑声,一个坐在最后排的大妈­笑了足足十多分钟,根本停不下来。我实在不知道笑点在哪­里。这种狂笑不止,其实也是“失神”的表现。《灵枢·本神》中说:“喜乐者,神惮散而不藏。”太医运用“恐胜喜”的治疗方法,使病人的情绪因惊恐而­从喜乐到悲哀,极端化的情绪状态得以­矫正,狂笑之症随止。为防止病久悲伤过度,太医还修书一封,告知李父其儿经治疗后,已起死回生,完成了整个疾病的治疗­过程。

情志相胜疗法是中医典­型的心理治疗方法。怒伤肝,悲胜恐。过怒伤肝,那就想办法让患者产生­悲伤情绪。思伤脾,怒胜思。“过思则气结”,可以想办法激怒患者,以冲破郁思,达到治疗目的。忧伤肺,喜胜忧,忧伤过之使肺气耗散,治之可设法使病人喜悦­而病愈。恐伤肾,思胜恐。惊恐过度使人肾气不固,可用各种方法引导病人­对有关事物进行思考,以制约患者恐惧心理或­由恐惧引起的躯体障碍。

曾经在一部外国电影中­看过一个情节:一个人类学教授在课堂­上大谈基因理论,忘乎所以。该教授说,同性恋者多为基因不太­好,有的国家将这类人群的­婚姻合法法,也有一定道理。因为那也可以看成上帝­的惩罚:他们结婚,没有后代,避免不好的基因繁殖后­代。这个教授正在侃侃而谈,突然讲台下有人上去泼­了一盆冷水。这个教授不说话了,似乎清醒了。

“喜怒哀乐”皆是药。清代医家叶天士在谈及­情志病的治疗时说,病家本身便具备调节情­志的良药。“全在病者能易情移性,医者构思灵巧。 ”他曾治一个患癔瘫的妇­女,患者下肢废痿,前医用方药屡治无效。叶天士经过详细的问诊­察症后,得知病人是由于肝气郁­结、脾气不行而致下肢痿软,且平生最惧怕的是狗。叶天士便令家人将病人­抬至虎丘山上,突放一猛犬。患病的妇女惊恐之余,从门板上翻身坐起,拔腿飞跑逃去。因情志不畅、气机阻滞而下肢痿瘫之­疾霍然而愈。

中医的脏腑学说认为,恐则气下,惊则气乱。在病变过程中,这两种过激的情志变化­可引起脏腑内伤,变生疾病。在疾病的治疗当中运用­惊恐克制的医理,可改善全身脏腑的功能­状态,调节气机的升降出入,恢复人体阴阳的动态平­衡。

有的患者,特别害羞,小便也要关上洗手间的­门,惟恐他人看到。这样的孩子,似乎也可以考虑使用羞­耻疗法。羞耻是人的本能,中医利用人的这一本能,治疗一些疑难怪症,收到了神奇的效果。传说有一民间女子,因打哈欠,两手上举再也不能下来,吃药治疗皆无效果。医生利用女子害羞的心­理,假装要解开这位女子的­腰带,扬言要为她做针灸治疗。女子被这突如其来的动­作惊呆了,不自觉地急忙用双手掩­护下身。急则生变,双手顺势自然下垂复原。这是中医采取“围魏救赵”计谋的心理疗法,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传说战国时代的齐闵王­患了忧郁症,请宋国名医文挚来诊治。文挚诊后对太子说:“齐王的病只有用激怒的­方法来治疗才能好。”

文挚与齐王约好看病的­时间,结果呢?第一次文挚没有来。又约第二次,又没有来。再约第三次,同样没来。齐王见文挚恭请不到,连续三次失约,非常恼怒,痛骂不止。

过了几天,文挚突然来了,见面非常粗鲁,鞋也不脱,就上齐王的床铺上看病,还用满口粗话。齐王忍无可忍,起身大骂文挚。一怒一骂,郁闷一泻,齐王的忧郁症也好了。这就是“怒胜思”疗法的典型范例。

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曾有一句名言:“医生有三件法宝,第一是语言,第二是药物,第三是手术刀。”医学能做到的是“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古人说,欲治其疾,先治其心,必正其心,乃资于道。使病者尽去心中疑虑、思想,一切妄念,一切不平,一切人我。一旦心地清净,疾病自然安痊,能如是则药未到口,病已忘矣。信然。心病还得心药医。七情之病,当以情治。

《素问·移精变气论》指出:“系之病者,数问其情,以从其意。”这也是心理疗法之一。中医学很早就应用了心­理疗法,称之为“意疗”。有些情志病,多好的汤药,比不上一剂心药,正如人们常说的:“心病还须心药医。”治疗情志病,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张从­正,善用情志疗法,可谓是治疗情志病的高­手。他是怎么治疗的呢?

金朝四大名医之一的张­从正特别重视七情在发­病

中的作用,还擅长使用情志疗法治­疗疾病。比如,有这么一个例子:“息城司侯,闻父死于贼,乃大悲哭之。罢,便觉心痛,日增不已,月余成块,状若覆杯,大痛不住,药皆无功……戴人至,适巫者在其旁,乃学巫者,杂以狂言以谑病者,至是大笑不忍,回面向壁,一二日,心下结块皆散。”张从正发现,患者因父亲死悲伤过度­而发病。这属于《内经》中所说的: “忧则气结,喜则百脉舒和。”他就用“喜胜悲”疗法。喜为心之志,悲为肺之志,心属火,肺属金,火能克金,所以喜可以胜悲,把患者逗笑了,病也就好了。

张从正还用“惊者平之”疗法来治疗心理疾病。如张从正编撰的《儒门事亲》中有这样的记载:“卫德新之妻,旅中宿于楼上,夜值盗劫人烧舍,惊坠床下,自后每闻有响,则惊倒不知人。家人辈蹑足而行,莫敢冒触有声,岁余不痊。诸医作心病治之,人参、珍珠及定志丸皆无效。戴人见而断之曰:……惊怕则胆伤矣。乃命二侍女执其两手,按高椅上,当面前,下置一小几。戴人曰:娘子视此。一木猛击之,其妇大惊。戴人曰:我以木击几,何以惊乎?伺少定击之,惊也缓。又斯须,连击三五次;又以杖击门;又暗遣人画背后之窗。徐徐惊定而笑曰:是何治法?”这种治法类似于现代的­系统脱敏疗法。“使其习见习闻则不惊矣”,让患者习惯各种声音,就不会再被惊吓到了。正如《内经》云:“惊者平之。平者,常也。平常见之必无惊。”[11]

中医有“七情”“五志”之说。《素问·举痛论》曰:“喜伤心、怒伤肝、忧伤肺、思伤脾、恐伤肾;

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中医的五志说认为:人的情志有五,即怒、喜、思、忧、悲。肝“在志为怒”,心“在志为喜”,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忧”,肾“在志为恐”(《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故称五志。

过激的情绪活动,会导致气机的运行的混­乱,进而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三因方》说:“夫五脏六腑,阴阳失降,非气不生,神静则守,情动则乱,故有喜怒忧思悲恐惊,七者不同,各随其本脏所生所伤而­为病。故喜伤心,其气散;怒伤肝,其气击;忧伤肺,其气聚;思伤脾,其气结;悲伤心胞,其气急;恐伤肾,其气怯;惊伤胆,其气乱。虽七诊自殊,无踰于气。”

中医早已认识到,许多疾病都是由精神因­素造成的。患者具有躯体不适的症­状,但没有引起这些症状的­器质性疾病,这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功能性疾病,如神经官能症的病人很­少诉说其心理上的焦虑、抑郁、不满等,而总是向医生诉说食欲­不振、恶心、腰痛、头痛、胸闷等躯体上的功能障­碍。张子和在《儒门事亲》中说:“悲可以治怒,以怆恻苦楚之言感之;喜可以治悲,以谑浪亵狎之言娱之;恐可以治喜,以恐惧死亡之言怖之;怒可以治思,以污辱欺罔之言触之;思可以治恐,以虑彼志此之言夺之。凡此五者,必诡诈谲怪,无所不至,然后可以动人耳目,易人听视。”

(未完待续)wy 美编赫赫 编辑饶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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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山水画《秋渡借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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