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
虽未上过大学，但二月河现在是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还是郑州大学文学院院长。成名后，有关部门要授予他“全国自学成才奖”，他调侃说：“还有成才不自学的吗？”
每个人的成功都不是偶然的，二月河也一样。记得前些年，我看过一部电影《白银帝国》，写的是晋商票号的事。这家私人银行名字叫天成元，是康家的百年家业。张铁林不演皇帝了，改演里面的主角康老板，有了点人味了。郭富城演三少爷。名人，大场面，金银财宝，女人，偷情，乱伦（三少爷和他的爸爸争一个女人）等等“时尚元素”，应有尽有，抢夺票房是志在必得。后来，在中央电视台六频道还看了他们搞了一个规模盛大的首映式，花重金做广告。
电影场面很大，很喧嚣，很张扬，甚至连偷情都
那么轰轰烈烈，但我实在没有记住什么。晚上，我在家里的电视机前看了电影频道的一部美国片《当幸福来敲门》，却感触极多，很多台词我都找笔记了下来，因为它们让我哭让我笑，催我奋进，让我警醒。
这是一部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片。片中的主角叫什么来着，我忘记了，应该是快而立之年的男人吧，黑人。
影片的开头就是他在看电视，手里专心致志地玩弄着魔方——后来，他的命运就被这只魔方彻底改变。
他好像总在为赚钱、为孩子、为老婆、为家庭开销而奔波，不，是奔跑，总在跑，是的，飞一般地，拼命地跑，否则，他就可能失去机会，没地方住，跑得慢一点孩子就可能被要离他而去的老婆夺走，他也有可能失去工作机会等等。
挣钱太难了，他一次次倒霉，为此他多次欠房租，欠儿子幼儿园的学费，欠税金，万般无奈之下，能够选择逃跑的他只好逃跑了，比如说坐出租车，发现钱不够，于是他愁准机会就跑……。
他也流过泪，但更多的时候，他仍然在坚持不懈。每当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时，他就想起托马斯·杰克逊在《独立宣言》中的话，就是那些关于追求生存权、自由权和幸福权的话，是的，是幸福权。杰克逊在《独立宣言》中几次提到幸福这个词，这有些怪异。他在思考自己的幸福。
是的。他说，我人生的这个部分，这个阶段叫冒傻气。很多时候，他只能自己给自己鼓掌。老婆离开了他，他争取到了孩子的抚养权，可是他一个推销员怎么养活孩子呢？银行账号只有21元了，不交税就得坐牢。没有任何警告。怎么办？房租交不起了，连最便宜的汽车旅馆费也交不起了。不知道住在哪？他抱着儿子住了一夜厕所。
在极端无奈、几乎活不下去的日子里，他却对孩子说：孩子，如果有梦想，你就要设法去捍卫他。
每次路过证券交易所门口，他都看到每一个从里面走出来的人，脸上挂着幸福的微笑。他问一个人：交易员的工作得大学毕业才能干的吧？那人说：不一定，只要你熟悉数字、拥有相应资格就可以干。
数字？他天生就对数字痴迷，当时正流行一种叫魔方的游戏，很少有人能够将魔方的六面全部转成同一种颜色，他却可以做到。他抓住机会向一个证券交易所的负责人推销自己的数字天赋，并当着那人的面，将魔方转到了同一种颜色。那个人向公司推荐了他。
他得到了一个证券交易所里实习生的位置，6个月内没有工资。6个月后，20 个人中只有一个人会被录用。他还是去尝试了。面试那天，他因为欠停车费被警方拘留了，他必须得呆一个晚上到第二天早上、银行上班为止——这样才能查到他银行账号里的钱。从拘留所出来，他得跑着去面试，他带着一脸油漆（因为前晚欠房租，被房东要求给墙壁刷漆）。他的诚实感动了招聘人员，顺利地成为实
习生。
从推销员到实习生？妻子忍无可忍，看不到希望，放弃了他，离开他和孩子去了纽约，投奔姐姐去了。她不再相信丈夫说的什么“会好起来的，相信我”之类的话了。
实习生的机会，他还是把握了。中间的痛苦他人无法想象，他去卖血，去住收容所，……6个月，经济来源就是那6台扫描仪——他得推销出去，才有生活费吃饭。为了赶地铁，他手里的扫描仪被夹在了车门外面，地铁开了，只得放弃那台可以用来支付他一个月生活费的扫描仪。一次他在路上，看到一个人手拿扫描仪，他不顾一切地去追，跑得飞快，他被汽车撞了。司机下车要送他去医院，他忍着疼痛站起来，继续奔跑。为此他跑丢了一只鞋子。上班时间到了，他只得穿着一只鞋子去办公室上班。为了拉到客户，他费尽心机。他上班时间不敢喝水，因为这样可以不上厕所，他得5个小时内干完8 个小时的工作，这样才可以节省时间去接孩子，必须在下午5 点 30分之前赶到收容所排队等免费的床位，否则他和儿子就没地方住。教会里面只收容妇女、儿童，男士不行。
但是，他从不抱怨，从不气馁，从不把怨气和忧愁给孩子发现。他一次次地带着孩子走投无路，一次次地坚持了下来。在疲惫不堪跑去推销业务的时候，他还答应孩子：我们今天有可能去看橄榄球比赛。最终，他成功了。通过了实习期，转为正式工作人员。他可以挣大钱过上上流人士的生活了。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
在二月河看来，最终能熬出来，一靠运气，二靠才气。“如果没有冯其庸先生的鼓励，单凭我过去的精神蛮干，80%的可能性要失败。”同时，也跟他的努力坚持有关。“我觉得自己是个写东西的料，可以以卖文为生。”
二月河说，当时最大的困难并不是写书，而是写出书来往哪里投稿都不知道，找了很多出版社都吃了闭门羹。那是二月河一生中最焦虑的时光。“头
发都掉光了，大片大片地掉。”二月河当时很迷茫，知道自己能写，但写到什么样的程度够得上发表的水平，他把握不准。他非常感激当初赏识他的中国红学会会长冯其庸。1985年，冯其庸看完《康熙大帝》前10章后对二月河说：“你不用研究什么红学了，这就是你的事业。”冯其庸鼓励他说，尽管写，书写出来由他帮忙找出版社。后来他给红楼梦学会捐款30万元。
台湾的历史小说家高阳也有类似遭遇，老一代的学者基本不谈论高阳，所以高阳要自称野翰林，虽无学历，但自认学问在学者之上。他很重考证，对八旗制度的研究他应该算是第一人。他的考据一方面是兴趣，一方面是给学界看，但高阳很受年轻学人认可。
“当时我在文学界毫无知名度。我一个高中生说写了《康熙大帝》，肯定会被扔到废纸篓里，但如果说我是红学会理事，写了一本《康熙大帝》，人家可能会看一看。没办法。”说起昔日的辛酸，二月河感慨万千。
在《康熙大帝》由台湾巴比伦出版社出版时，他写的《自序》中，有这么一段： “……假如这世上有人曾经和我同路跋涉过人生，唉……很遗憾，没有，他就能告诉你，我其实原本是个痴人。他会告诉你，我是怎样一个读书狂。在2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我不曾在凌晨一点前睡觉；告诉你，我曾被管理员遗忘关扣在图书馆中不知晓；告诉你，我捧书走路，踢掉了脚趾甲，血流了一路而浑然不觉。假如他看见我裁开包水泥的牛皮纸袋作卡片，一字一句地摘录那些古典书籍。他就只能如实说，二月河不过是文坛一痴。”
据2018年12月15日《楚天都市报》报道（记者 刘我风 徐颖 门天清 通讯员 孙琳菲），前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著名出版家周百义早在1987 年还是一个见习编辑时就和二月河打交道，见证了二月河从一个市委宣传部小干事成长为全国著名作家的过程。他告诉记者，1990年他终于等到二月河的《雍正皇帝》手稿，1991年长江文艺出版社与
二月河签署出版合同，“稿酬只有千字20元，合同期10年，每万册再付原稿酬的8%。到了 1999年6月份，由于电视剧的拉动，《雍正皇帝》的销售达到了 203036 套，15227720 元码洋……1522万码洋，按25%的印刷成本，60折发货，其中有35%的毛利。而二月河，如果按照印数结算稿酬，原稿费的百分之八再乘以印数，所得也会寥寥无几。于是，我与社领导班子商量后决定，主动给二月河的稿费按版税6%结算。这时，按出版社与二月河最后一卷签定的合同时间，距到期还有5年。后来，很多出版社和书商找到二月河，说，长江社才给你那么一点稿费，你把稿子给我们吧。二月河总说，人家长江社够意思，我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人家主动给我增加了稿费。”2001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二月河文集，这就是被称为“落霞三部曲”的《雍正皇帝》《康熙大帝》《乾隆皇帝》，一共13卷。长江文艺出版社按照版税12%给二月河付稿酬，二月河却不止一次地提出，要把自己的版税降到10%。
有媒体搞了一个中国作家财富榜，二月河曾经以 1200万的身价位于第2位。我对这个中国作家财富榜曾经写过几篇论文章。后来，看到有记者采访二月河，问他对这个排行有什么看法。二月河的回答非常有意思：“我觉得这个事情，你们媒体应该大气一点。我知道巴尔扎克写了个《葛朗台》，葛朗台数钱，数的是自己的钱，现在这样的人也数钱，数的是别人的钱，我觉得连葛朗台的品位都达不到。替别人数钱，然后公布出去，这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康熙大帝》《雍正大帝》《乾隆大帝》这几部书原来拿的都是稿费，不是版税。《康熙大帝》由河南文艺出版社一次性印了40万套，你知道我拿了多少稿费？ 8千块钱，这是事实。《康熙大帝》最初的稿费是千字7元，后来千字14 元、20元、30元，再涨，我说不要了，我稿费30元就可以了。后来，改了版税，才有了一些收入。这件事不想多说，不愿意和葛朗台打交道。”
二月河曾经对媒体解释：“《康熙大帝》第一
卷，我拿的是稿费，不是版税。第一卷千字7元，第二卷千字14元，第三卷千字20元，第四卷千字30元，到了《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时期，千字 35元。出版社在当时已经给的是最高了。这种情况贯穿在我整个写作中。这两年版税收入才多一点。外人是按照我的书值多少钱，乘以10—15%，再按照印刷量算。这样算，我当然收入高了。我也承认，我在中国作家中收入应该说名列前茅，算是比较多的。但我目前还没这个力量，拿出稿费组建一个团队或成立一个基金，来鼓励作家写作。如果将来有条件，我可能会有这种想法。”
《乾隆皇帝》最后一卷写到刘墉下朝归府，在一个寒夜与卖烧饼老汉话桑麻。二月河将一段宏大的历史，回归日常聊天。
是啊，再大名人，最后都要回归日常生活的。日常生活嘛，更多时候就是数着钱过日子，就像做
小买卖一样。犹太人被称为世界商人，他们有着天生做商人的智慧，他们的营销法则是“要么把更多的产品卖给同一个人，要么卖给更多的人同样产品”，永远没有“薄利多销”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