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斯是陋室，唯吾德馨”思考之十：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
先说一个故事吧。一只饥饿的小老鼠，有一天偶然进一只盛满小米的米缸里，看着金黄色的小米，小老鼠心想：这下可以衣食无忧了，从此过上逍遥的富人生活。小老鼠每天跳进跳出，想吃就吃。
日子久了，缸里的米越来越少，缸口与米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
本来，如果小老鼠在一定时候，适可而止，不再跳进米缸，也许它还是能找到下一个盛满小米的米缸。可它的视野所及只有米缸这么大。它继续跳进米缸，虽然它发现自己跳出缸外的能力，已经达到极限了，但是，下一次它依然没有摆脱米的诱惑，像往常一样再次跳入缸中。这一跳，它再也跳不到缸外了。当缸中的米被小老鼠吃完后，老鼠便困死于缸中。
小老鼠没有能把握好度，死于自己的贪婪。
《刘宾客文集》卷六有《鉴药》一文，写刘禹锡“闲居，有负薪之忧，食精良弗知其旨。血气交沴，炀然焚如。”求治于某医家。医生切脉观色后，出药一丸，告诉他中病即止，不可多服。用药后，刘禹锡自觉“腿能轻，痹能和，涉旬而奇痒绝焉”。他觉得既然这药这么有效，就多吃一些，这样也许
可以巩固疗效，今后不再复发。过量服用半个月后，致使他“厥毒果肆，涔涔周体”。忙请来那位医家，经用解毒和气的药物后才化险为夷。
刘禹锡提出“过当则伤和”。“和”，中医用这一概念表示人的生理机能的协调。“过当则伤和”，是中医治病的传统原则。按照历代中医用药治病的经验，下品药性，专主攻击，毒烈之气，倾损中和，不可常服，疾愈即止。
守己不贪终是稳，利人所有定遭亏。闲来无事，读医书，并且还经常进行医术实践，刘禹锡被贬夔州期间（822—824），写了《鉴药》。顾名思义，“鉴药”就是以用药为鉴，以治病之理寓治国之道。
在《鉴药》一文中，刘禹锡说：“善哉医乎！用毒以攻疹，用和以安神，易则两踬，明矣。苟循往以御变，昧于节宣，奚独吾侪小人理身之弊而已！”意思是说如果不分清药物性能与病症是否相符合而乱投药，反而会伤害人的健康。
三十年前人寻病，三十年后病寻人。刘禹锡写诗说：“生疾不必太忧心，三治七养谨而慎。”服药治病，要适可而止、恰到好处。药本来可以治病，但如果剂量不适中，超过了一定的份量，便会适得其反。不但不能治好病，还会使病情恶化。
刘禹锡自幼体弱多病，他经常读《素问》《药对》
《小品方》等医药学的典籍。他在《答道州薛郎中论方书》一文说：“愚少多病，犹省为童儿时，夙具襦袴，保姆抱之以如医巫家。针烙灌饵，咺然啼号。”他在“论方书”中说：“从世医号富于术者，借其书伏读之，得《小品方》，于群方为最古；又得《药对》，知本草之所自；考《素问》识荣卫经络百骸九窍之相成；学切脉以探表候。”[3]
经过30多年的研读和临证，他的水平怎么样呢？他说自己“前后试验数十人皆应。”“此极神验，得力者数十人。”之后，不仅“其术足以自卫”，而且族人门生有疾，他处方用药后，服之辄愈。
西汉时期的辞赋家扬雄在晚年曾感叹说：“诗赋小道，壮夫不为。”那好吧，我就写医著，也许刘禹锡就是这样想的。当然，还有一个客观的原因，刘禹锡在广东连州任职时，当地出现疫病，他为了给百姓治病，收集了不少单方。
那是公元815年，刘禹锡从京都长安被贬至荒凉的广东连州。连州距离长安3600多里。当时的交通不便，刘禹锡带着妻儿老小，一路上的辛苦可想而知。
读书人嘛，刘禹锡到连州，就建造书院，登台讲学，在蛮荒地播撒文明。元和十二三年间，连州出了第一个进士刘景。
刘禹锡赋诗《刘景擢第》祝贺：“湘中才子是刘郎，望在长沙住桂阳，昨日鸿都新上第，五凌少年让清光。”20年后，刘景的儿子刘瞻又高中进士，并于懿、僖二朝两度入相。
欲知三叉路，须问过来人。连州地处五岭南麓，是汉、瑶两族杂居的地方。连州出现疫病，他写信给远在湖南的薛景和身在广西的柳宗元，请求他们寄单方来。收到方子后，他给患者抓药服用，并把清热润肺的藤婆茶制成茶饼发给群众。
元和十三年，刘禹锡把自己多年积累下来的方剂写成《传信方》一书。“传信”一词，顾名思义，就是把自己所确信的东西传告别人，此词出自《春秋》“信以传信”之义。杜甫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但刘禹锡母亲活到了90岁高龄，这在当时可算一个奇迹。我想。这和刘禹锡自己会中医有一定关系。
“上医医国，其次医人。”向来是医者最高的人
格追求。“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则是读书人的另一条心理慰藉之路。
唐代诗人刘禹锡便是一例。公元818年，刘禹锡汇集个人用于各种疾病治疗的效验方剂，编成了《传信方》两卷，刊行于世。可惜，《传信方》自元代以后逐渐散佚。现存《传信方集释》本，系今人从古方书中辑录而成，共计45个方剂。
《传信方》搜集方剂几十个，大多来源于民间验方，或者是经过亲身检验的常用良方。
“病树前头万木春”，这在中医上属于肝的问题了，属于“乌梅丸症”。乌梅丸是张仲景治厥阴蛔厥的名方。由10味药组成：乌梅、细辛、干姜、黄连、当归、附子、蜀椒、桂枝、人参、黄柏。主治寒热错杂、蛔虫窜扰所致的蛔厥、久痢、厥阴头痛。方中乌梅味酸，苦酒醋渍而重于肝，就像自然天气中的寒热气流相遇后会下雨一样，阴阳在此交媾，从而达到顺接阴阳的目的。比方说，治疗肝气弱、肝气犯胃，就用大量的乌梅，加上10克左右的红参，效果就相当好。叶天士就善于用乌梅味取法前贤，牢牢把握住乌梅丸兼具四味的特点：酸能柔、能收，苦能降、能泄，辛能开、能通，甘能缓、能补；针对病机进行加减变化，阳虚去苦，阴伤去辛，无虚去甘，独留酸味不去，大胆化裁，将此方用于呕吐、泄泻、疟症、痉厥、过敏性结肠炎等多系统多种疾病的治疗，大大扩展了乌梅丸的应用范围。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能够写出这样的名句，不是偶然，他确实会治病。他治病，重在效果，民间验方只要有效，就拿来用。比方说，“葱涕治打仆损伤方”是从一位不知名的“军吏”那里学到的；“柳宗元救治三方”是从同僚挚友柳宗元那里获得的。
他还从一个药摊上学到用芦荟和炙甘草研末，能够治疗湿癣。他将这个经过记载于《传信方》中：“予少年曾患癣，初在颈项间，后延上左耳，遂成湿疮浸淫。用斑蝥、狗胆、桃根诸药，徒令蛰，其疮转盛。偶于楚州，卖药人教用芦荟一两，炙甘草半两，研末，先以温浆水洗癣，拭净敷之，立干便瘥，真神奇也。”
我们知道，民间将蜘蛛当成“五毒”，传蜘蛛会
伤人，甚至食人。《本草纲目·虫部》“蜘蛛”条引宋朝药物学家寇宗奭语称：“蜘蛛品多，皆有毒……遗尿着人，令人生疮癣。”蜘蛛毒人的记载颇多。那么万一被蜘蛛咬伤，怎么办呢？刘禹锡《传信方》中记载，可以用大蓝汁加雄黄、麝香治疗蜘蛛咬伤，这个方法也是他从民间医生传授获得。《传信方》曰： “取大蓝汁一碗，入雄黄、麝香二物少许，以点咬处，仍细服其汁也，神异之极也。张荐员外在剑南为张延赏判官，忽被斑蜘蛛咬项上，一宿，咬处有二道赤色，细如箸，绕项上，从胸前下至心。经两宿，头面肿痛，几至不救。张公出钱五百千，并荐家财又数百千，募能疗者。忽一人应召，云可治。张公甚不信之，欲验其方。其人云：不惜方，但疗人性命尔。遂取大蓝汁一碗，以蜘蛛投之，至汁而死。又取蓝汁加麝香、雄黄，更以一蛛投入，遂化为水。张公因甚异之，遂令点于咬处，历日悉平，作小疮而愈。”此外，还有大豆、生姜治腹痛；牛蒡子根治热厥；山李子和野蔷薇根治口疳；稻草灰治跌打损伤等等。[4]
歧黄之术，华夏瑰宝。刘禹锡《传信方》中更多记载的是民间验方。至于桂枝汤等经方的用法，刘禹锡没有讲。不过，这里值得一提。李翊曾经采访北京“同仁堂医馆”的馆长关庆维，于2009 年第19期《三联生活周刊》发了一篇文章《桂枝汤里的春秋》。文中说，关庆维说他一度很迷惑，“学了几年，临床治疗效果并不好。”这之后，关庆维注意到，“临床治疗中，读现代科学越少的中医疗效反而越突出。因为他没有结构思维，是‘道’的思维体系。”具体说，关庆维认为，西医是辨病论证医学，中医是辨证论证学。西医抗外敌，中医平内乱。西医是生物医学模式，中医是人体医学模式。西医从物质结构出发，形而下；中医从受自然节律影响的人体出发，形而上。“病就是病原体，所谓西方研究的细菌、病毒、衣原体、支原体，有一些影响你身体病灶类的东西，这都属于‘病’的范畴。西医要发现你身体里的疾病状态，然后制造出一种化学制剂把它干掉，靶向性非常清楚，它是对抗性思维方式。它从它的微观角度探讨人的这种物质结构，但是感觉这个医学体系，离人和生命很远。你比如现在科学把蛋白质，把人的各种组成元素，把DNA
基因等等都搞清楚了，你把这些物质都给他合成一个生命，你觉得能合成吗？所以物质离生命很远，把人微观化以后，离生命越来越远。中医体系跟这是两回事，中医是整体医学，是天人合一，拿整个的人面对整个的自然环境来研究，所以中医要实现三个平衡，一切治疗朝这三个平衡方向走。调整人和自然的平衡关系，这是最大的平衡。还有调整人和社会的平衡关系，这算中等平衡吧，比如你到办公室你就生气，你就头晕脑胀，你一看上司就头疼，这是你跟社会不平衡。还有我们自身的五脏六腑、心理与生理的平衡关系。人体内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自我调节系统，这是宇宙自然给我们的属性。”
“中医常讲，‘喜伤心’‘怒伤肝’‘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人的精神活动与五脏的生理功能息息相关。如《黄帝内经·灵枢》中记载：‘五脏者，所以藏精神血气魂魄也。’人的精、气、神皆为五脏掌控。中医是藏象学说，不是脏器学说，脏器学说是像我们看到的西医的解剖图，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在哪个位置。中医是以功能系统来描述人的，中医看这人的时候是一个功能状态的人。不是没有解剖，你看过去战争的刮骨疗毒都在给人解剖，但是从来不用解剖的知识来看病。为什么不用解剖呢？通过思外揣内、格物致知的方法去了解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内脏的反应无不从外部都表现出来。中医是得其意望其形的，比如你的身体里全部吸收系统、运化升清系统叫脾。中医把人归类成五大功能系统，这是人生命状态的一个系统。它通过这种功能系统的表现，就不用知道你脏器本身的具体结构、具体症状，然后就能改变你身体里的脏器功能的变化，这是中医最优秀的地方。但是很多人不理解这种东西，说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脏器，你为什么把它看成功能状态呢？其实你仔细研究，这种看待人的方式，把脏器看作一个互为关联的活的系统，也许比解剖学更科学。现在医学，研究任何先进仪器，发现的是已病，有病灶出现。而中医不是，中医最优秀的医生是‘上工治未病’，就不让疾病发生。一个疾病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都形成病灶了，起码这病发生到百分之七八十了，才被现代仪器固定捕捉到。中医是用格物致知的方法，把你的功能做一预判
调整好，调整平衡以后，你那个病就不发生，你那个病灶就不形成，形成了病灶也可以通过功能协调来解决。”
关庆维说，当他的观点发生变化后，治病疗效突飞猛进。
张仲景在《伤寒论》里，将感冒称为“伤寒，伤风，中风”，这是东汉末期大疫里的主要病。《伤寒论》这样描述感冒症状：“淅淅恶风，啬啬恶寒。”张仲景将感冒分为两大类：表虚、表实。表虚者出现头痛、发热、汗出、恶风等症状，可以桂枝汤治疗。表实者除了也会出现头痛、发热、恶风寒的症状，还会表现出身体疼痛，全身关节酸痛，汗发不出来、咳嗽哮喘等，可用麻黄汤治疗。麻黄汤中的麻黄必须用地上部分。中医认为，麻黄地上部分是发汗的，地下部分是止汗的，所以必须分清楚。
仲景用来治伤寒“太阳中风”的“桂枝汤”，是《伤寒论》的第一方，被称为“千方之首”。 在服药方法上有特殊要求：一要“服已须臾，啜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二要“温覆令一时许”（适当地加盖衣被，约2小时）。之所以有此要求，一是借谷水补充津液汗源，防发汗致营阴不足；二是借热能来鼓舞胃阳，进而振奋卫阳。这其实是药物治疗和食疗相结合的方法。对于发汗，也是有要求的，一是要汗出周遍：即汗出要遍身，光鼻尖、心口窝出汗不行；二是出小汗，出微汗，不可出大汗，不能遍身流漓；三是持续出一段汗：约一时许，即可盖被保温一时辰。汗出透了，才能达到汗出热退、脉静身凉的目的。
“桂枝汤” 原名阳旦汤，也被称为中医的群方之祖，由桂枝、芍药、甘草、生姜、大枣组成。看起来简单，但是，由桂枝汤加减变化而来的28个药方，却并不仅限于治疗外感风寒。不同性味的药物组合，成为中医所谓的“方剂”。“同方异病”“同病异方”才是中医的神奇处。桂枝汤的功效称为“解肌祛风，调和营卫”；麻黄汤的功效称为“发汗解表，宣肺平喘”。明朝李时珍曾指出：“桂枝汤证与麻黄汤证相比，病深一层，从所属脏腑来看，麻黄汤证在肺，治疗目的以宣肺为主 ；桂枝汤证在脾胃，治疗目的在于补脾
胃。”所以，《伤寒论》中桂枝汤有三禁：一为太阳伤寒的麻黄汤证不可用之 ；二为内有温热的“酒客”不可用之；三为素有里热之人不可服。
肉桂树在古代也叫“梫树”，因为在肉桂周围长不出其他杂木，它似乎有一种侵略的力量，排除其他的风木之气。这力量有多强呢？据说有人曾做过实验：用肉桂木做个小木钉，钉到其他树上，那棵树第二天就死掉了。肉桂树这种“侵力”的传说，在世界各地都有记录。西方国家叫肉桂树为“犹大树”，传说中背叛耶稣的犹大就是在肉桂树下上吊的——一个人做了坏事，内心有愧地走到这棵树下，他身上的邪灵被这棵树的力量赶走，于是就良心发现、上吊自杀了。传说不足信，但桂枝确实是一味好药。
现在用得比较多的不是桂枝汤，而是清代吴鞠通的银翘散。吴鞠通撰写《温病条辨》七卷，提出温病的三焦辨证学说，是继叶天士、薛雪之后的温病学派重要代表人物。银翘散、桑菊饮、藿香正气散等等，都是后世医家极为常用的方剂。现在临床上使用的方子，《温病条辨》方占十之八九。
银翘散由连翘1两、银花1两、苦桔梗6钱、薄荷6钱、竹叶4钱、生甘草5钱、荆芥穗4钱、淡豆豉5钱、牛蒡子6钱组成，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提出银翘散如下煎服：“上杵为散，每服六儿，鲜苇根汤煎，香气大出，即取服。勿过煮，肺药取轻清，过煮则味厚而入中焦矣。病重者，约二时一服，日三服，夜一服。轻者三时一服，日二服，夜一服。病不解者作再服。”在中医临床看来，吴鞠通提到“香气大出”、“勿过煮”均是说火候和煎煮时间。因为治疗感冒的中药大多具有味辛发散之性，其主要活性成分为挥发油类，所以不宜久煎，以免香气挥散，药性散失过多。[5]
桂枝汤和银翘散就是治疗感冒的两大类型的代表方剂，即桂枝汤主治风寒感冒，银翘散主治风热感冒。
刘禹锡是深知桂枝汤哲学的。他在《天论》中云： “天之有三光悬宇，万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浊为清母，重为轻始。两位既仪，还相为庸，嘘为雨露，噫为雷风。乘气而生，群分汇从，植类曰生，动类曰虫。倮虫之长，为智最大。”意思是说，日、月、
星辰，它们本源于山川五行之气。天是清而轻的气，地是浊而重的气；浊而重的气是清而轻的气之根本。他对“气”的认识就和中医理论的启发有关，他提出了以“气”为世界万物基础的自然观。他认为物质性的“气”是世界万物存在的基础，并且用清气和浊气、阳气和阴气，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来说明世界万物的生成和变化。
《老子》第十四章云：“听之不闻曰希，搏之不得曰微。”《天论》上篇开头就指出：“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耳。”凡是属于有形体之物，其作用总是有所能也有所不能。古人所说的无形，没有固定的形态。
刘禹锡借用了老子的这一思想，把“空”看作是一种听不见、摸不着的物质形态，是物质存在的一种空间关系的形式。比方说，元气，听不见、摸不着，但是，你能感觉它的能量。
什么叫元气？我们以诗为例，唐代杜牧的《清明》：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个用手指明“杏花村”方向的牧童，就是人的元气。南宋杨万里在《宿新市徐公店》中写道：“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黄色的蝴蝶飞入黄色的菜花中，急走的儿童，茫然不知所措。这个儿童，
就是人的元气。还有南宋词人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小孩在玩耍，“最喜小儿无赖”，也就是人的元气。
《菜根谭》中说：“十语九中未必称奇，一语不中则愆尤骈集，十谋九成未必归功，一谋不成则訾议丛兴，君子所以宁默毋躁，宁拙无巧。”这个“宁默毋躁，宁拙无巧”，实际也是“阴平阳秘”，就是阳不随意外泄，守护元气，方可静好。
一念常惺，才避得去神弓鬼矢；纤尘不染，方解得开地网天罗。苏轼说：“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也可以理解成，有元气在，就有快乐，就有希望，总之，什么都好。
知事少时烦恼少，识人多处是非多。世间好语书
说尽，天下名山寺占多。我们过去说的高人，就是“阴平阳秘”之人，就是那种“君子飘如鹤，予方懒似云”。乾隆四年（1739）的《天津县志》记载：大悲院在天津“北门外河北窑洼，康熙八年（1669）重建”。建后，寺院的首任住持是世高上人。世高是怎样一个人
呢？其好友张霔《初访世高同刘黄二子》诗云：“敢道西方尽此民，须眉落落淡无因，相逢若不称居士，只道皤然一老人。”张霔还说：“两瓯茶话一炉烟，不近人情不足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