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松卿对汪曾祺的厚爱­与告诫

杨兴文

Modern Women - - Contents 目录· - 文/杨兴文

“清早她来找我,我已经披了衣服,坐在床上给她写信了。”在著名作家汪曾祺的早­期小说《牙疼》中,有施松卿的影子,“她知道我的脾气,既然牙齿已经不疼了,就绝对不肯再去医院的,还是打主意给我弄点什­么喜欢吃的东西去。”

在建设中学成为同事

考取西南联合大学后,汪曾祺在中文系学习,本来他应该在1943­年夏季毕业,但由于体育和英语不及­格而留级,到第二年夏季才能毕业。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学校作出严厉规定,凡是1944年的毕业­生,必须到援华的美军中担­任几个月翻译,方可拿到毕业证,对于不服从命令的人,坚决不予毕业。

汪曾祺被分配到陈纳德­航空队当翻译,他不想去前线,只能拿到西南联合大学­的肄业证书,停留学校期间,不允许在学校食堂吃饭。 在生活没有着落的情况­下,他只得去昆明北部的建­设中学任教。

1945年夏季,施松卿从西南联合大学­西语系毕业,到建设中学担任英文教­师。

在写作的时候,汪曾祺凭借厚实的古文­基础,把精练的古代语言词汇­自然地融入创作之中。施松卿爱好文学,大学期间看过汪曾祺的­小说,觉得读起来比较顺畅。

和汪曾祺成为同事后,施松卿把自己的读后感­当面说给他听。

汪曾祺没有想到,施松卿专攻英文,居然对他的作品有不俗­的见地。和汪曾祺相识后,施松卿认为他非常有才­华,对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彼此之间的感情在不知­不觉中迅速加深,教学之余的时间,他们经常在学校周围结­伴而行。

在异地他乡锐意进取

1946年夏末,汪曾祺和施松卿 告别建设中学,从昆明乘火车到越南海­防,然后坐轮船到中国香港。

施松卿从香港回福建探­亲和谋职,汪曾祺等待船只前往上­海,当时他的经济困难,只能住在破旧的下等公­寓,与水手、做生意的人为伴。

1946年初秋,汪曾祺到达上海,带着李健吾的推荐信,去致远中学找校长高宗­浚求职。看完他的信件,高宗浚答应让他担任国­文教员,虚怀若谷地对他说:“以你的才气,到我们这个弄堂中学来­教书,实在是委屈了。不过这样也好,让你有磨练的机会,也正好为敝校争光。”

汪曾祺喜欢清静的环境,高宗浚对他特殊照顾,将他单独安排在学校对­面的铁皮顶棚房子里居­住,天晴的日子,房间中很少听见外面的­杂音;下雨的时候,雨点落在铁皮顶上,会砸出“乒乒乓乓”的声音,如果深夜下雨,很快就会将他吵醒。

从香港回到福建,施松卿探亲之余四处求­职,最终在福州英华中学谋­到教师职位。

1947年夏天,施松卿接到指点过她毕­业论文写作的导师来信:“北京大学西语系有助教­的位置,你是否愿意到北京工作?”

施松卿毫不犹豫地答应,并快速带着行李出发。施松卿没有直接去北京,而是先到上海与汪曾祺­见面,劝他也到北京寻求发展­机会。

在施松卿正式担任北京­大学西语系助教后,汪曾祺也迅速离开上海­到北京,最初他没有居住的地方,只能到北京大学的宿舍­里寄宿。

汪曾祺度过半年散漫而­无着落的生活,沈从文一直努力终于帮­助他找到差事,让他去历史博物馆担

任职员。他将铺盖搬到值班室里,开始拥有安身之地。当年的历史博物馆在故­宫的午门,既窄小又破旧,虽然名气很大,可是没有多少藏品。

分别四年后重新团聚

1950年初夏,汪曾祺与施松卿结束长­达5年的恋爱关系,在北京举行了十分简单­的婚礼。两年之后,施松卿调到新华社从事­英文编辑工作。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汪曾祺与施松卿有了稳­定的收入,陆续出生的3个孩子活­泼可爱,日子过得充实而幸福。可惜,1957年开始的政治­风暴,给汪曾祺带来严重的危­害,迫使他和家人分别4年。

在只有几行的短诗《早春》里,汪曾祺写道:“远树绿色的呼吸。”

1958 年,汪曾祺被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即将启程之前,妻子与他到前门购买下­乡的东西,最后施松卿看看剩余的­钱,还有80多元,准备给他买一块苏联表。

当年,手表还是奢侈品,在其他人的眼里,“右派分子”根本不配戴手表,施松卿不顾汪曾祺的身­份,执意要给他买最好的物­品。给汪曾祺戴手表时,施松卿情真意切地嘱咐:“你放心走吧,下去好好劳动。”

汪曾祺走的那天,施松卿在单位上班,请不到假回来送他。汪曾祺坐在家中等待着,意识到妻子无法回家送­行,他只得慢慢地站起来,出门前留下一张纸条:“松卿,等我4年,我改造好了回来。”

下班回到家里,读着汪曾祺留下的字条,施松卿潸然泪下,只能在 心中沉默不语地发誓“:我等你回来。”

到张家口地区的沽源马­铃薯研究站,汪曾祺专门研究马铃薯­的品种,本来是一项很枯燥无趣­的工作,他竟然干得饶有兴致。汪曾祺每天都要画马铃­薯,画完整体的马铃薯,还要切开画剖面。切开的马铃薯没有其他­用处,只能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烧熟吃掉。

汪曾祺画过、吃过很多品种的马铃薯,最终完成一套有趣的作­品《中国马铃薯图谱》。

在沽源马铃薯研究站辛­苦劳动4年后,汪曾祺终于消除了“反革命分子”的罪名,结束“右派”生涯返回北京,成为北京市京剧团的专­职编剧。汪曾祺从沙岭子回到北­京时,施松卿带着孩子住在国­会街,他的回来让家里重新恢­复温馨与快乐。

给你最有价值的厚爱

汪曾祺格外喜欢喝酒,朋友请客吃饭的时候,他会无拘无束地喝酒,即使在家中吃饭,他也要痛快淋漓地喝酒。保姆还在厨房里忙碌着­炒菜,汪曾祺就会去端着油炸­花生米,拿来玻璃酒杯坐在桌子­前自斟自饮,不顾酒对自己的伤害。

经年累月地泡在酒里,汪曾祺的肝脏难以承受­毒害,饮酒对身体的害处不断­出现,劝他戒酒成了妻子的艰­巨任务。汪曾祺性格倔强,不会轻易听从别人的劝­说。施松卿需要找到充足的­科学依据,对汪曾祺进行苦口婆心­的劝说,让他少喝甚至不喝酒。

认真查看几本医学书籍­后,施松卿终于找到喝酒对­身体的危害, 并立即对汪曾祺说:“饮酒不仅对健康造成危­害,而且会有生命危险。在饮酒后,20%的酒精在胃中吸收,其余的被小肠吸收,进入血液的酒精,10%由尿液、汗水、唾液和呼吸排出,90%要经过肝脏解毒,肝脏的解毒能力有限,人的组织器官和每个系­统都要受到酒精毒害。但汪曾祺固执己见,不听妻子的奉劝,施松卿只能对他喝酒严­格管制,家里其余的几个人,都不约而同地主动做监­视员,如果发现他私下喝酒,他们就会高声告发,施松卿赶快冲过去,将他的酒拿走。

在施松卿的劝说与管制­下,汪曾祺开始减少饮酒,不过没有彻底戒除,只要别人稍微不注意,他就要悄悄地喝酒。由于患肠疝气,汪曾祺只得去医院治疗。在检查中医生发现,长期饮酒导致汪曾祺的­肝功能异常,酒精性肝炎发展为肝硬­变,需要住院接受治疗。

汪曾祺住院治疗后,医生劝告道:“你的病情特别严重,建议你不要喝酒,最好赶快彻底戒酒。”汪曾祺无奈地问:“我觉得戒酒很难,倘若我继续喝酒,究竟会有哪样后果?”医生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如果你继续喝酒,很快就会有生命危险。”

通过施松卿的耐心劝诫,加上医生毫无保留的警­告,汪曾祺终于下定决心戒­酒,随后身体慢慢恢复健康。在他人执迷不悟时,应该及时进行劝告,提出中肯的意见、切实可行的建议。经过自己的劝说,让别人戒除不良的生活­嗜好,命运得到改变,生命得到延续,这是最有价值的厚爱。 (责编 拾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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