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不到的恋人

Modern Women - - CONTENTS - 茅君瑶丑丑

突然的离别

1946 年,认识他的时候,我才 13 岁,他24岁。那时我们家住在杭州英­士街,就是现在友好饭店的位­置。他叫虞维濂,是杭州笕桥航校24期­学员。我们第一次见面很有意­思。那天我刚从西湖边回来,一进门就看到房间里全­是人,我的床上也坐了一个人,在翻我的速写本。我气得冲过去对他一阵­拳打脚踢。他力气很大,捉住我的手我就动不了­了。

看我狼狈的样子,大家哈哈大笑。他盯着我看,笑着说了一句:“呵,好厉害!”我也傻了,就像在哪里见过他一样,那双雾蒙蒙的眼睛好熟­悉。

自那次后,虞维濂周日便常常来找­我玩,带我去逛书店,念诗词给我听。

我们恋爱3年,他常回杭州看我。在西湖边他给我讲故事、念诗词,我们到灵隐寺许愿,在葛岭定情,在初阳台立下婚约……他握着我的手发誓:“让西湖的山山水水为我­们作证,等你艺专毕业我就娶你。”

规划得很好的人生却因­时局而改变。1949年4月底,他突然被派到中国台湾­新竹驻防,除了一个随身小包,什么都没带。然而这一去,他再也没有回来,我们从此失散。

一定要找到他

虞维濂走后,我大病一场,没有他,我也没有活下去的念想­了。后来又想,活着也许以后还能见到­他,死了就真的见不到了。

就这样,我活了下来。此后的几十年,我像普通人一样结婚生­子。转眼到了60岁,大半辈子都过去了。

1994 年 1 月 4日,我从上海飞往美国亚特­兰大。到达的第二天,妹妹请了一些华人朋友­到家里为我接风。来的客人中,有一位年近8旬的老先­生,一口的北京话,抗日战争时曾当过空军。听到“空军”两个字,我的头“嗡”的一声,其他的话都听不见了……我觉得这不是巧合,是老天在暗示我,要我去找虞维濂。 我决定留在美国找他。可是,找了一年多,一点儿进展都没有。托人去中国台湾打听,得到的回复是“查无此人”。直到1995年底,终于有朋友反馈消息说,虞维濂还活着,在加拿大。放下电话,我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

我想起儿子有个同学在­温哥华,马上给这个同学写了一­封长信请求帮助。

1996 年2月7日下午两点钟,我正在画画,电话铃响了。对方说是虞维濂,问有没有一位叫茅君瑶­的女士。听到他的声音,我整个人都在发抖,扶着墙壁号啕大哭。

此后3个月时间,我们简直到了痴狂的地­步,每天一封长信,一小时电话。

虞维濂说,到了台湾后,他也从未断掉找我的念­头。当时想回大陆,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借他乡回故乡”。1974年,他移民加拿大,1976年回过一次国,专程去了杭州找我。他去派出所查,都说这家人早就散了,没有音信。他又不敢登报找,因为那时是特殊时期,他怕害了我。他对着西湖哭了一场,带着遗憾回去了。

天涯咫尺,与君长相守

他坚持要来纽约看我,我坚决不同意。我害怕,不知见了面会发生什么,那么大年纪,谁都经不起再折腾了。能知道对方还活着,能证实曾经那3年刻骨­的爱是真的,就够了。更重要的一点是,他太太真的太好了,居然能理解我们,支持他每天给我打电话、写信。

如今,我快80岁了,他都90岁了,走路要靠双拐,心脏也装了起搏器。他哭得太多,眼睛几乎失明。信也少了,大概一个月一封。信越写越短,字越写越大。

现在,我每天都在祈祷,希望他能活100岁,我也要活久一点儿,每天想想对方就觉得很­幸福了。 (摘自《杭州日报》)(责编 拾谷雨)

现在,我每天都在祈祷,希望他能活100岁,我也要活久一点儿,每天想想对方就觉得很­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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