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情

Modern Women - - Contents - 邹园

母亲朱少卿,一辈子的小学教师。从青春年少到年近花甲,跨度很大。母亲和学生的情缘也与­时俱增,这种自然情感,成全了母亲充实的教师­生涯。

母亲班上的学生名字,我和哥姐都能倒背如流。学生的情况,我们熟识于心。比如有的孩子老写错别­字,将星期天写成“星斯天”,将小弟写成“小第”,狐狸写成“孤狸”等。母亲经常在放学后将他­们留下,教他们写对再走。母亲回家晚,我们就猜,一定跟“小第”和“孤狸”他们在一起。母亲和学生的故事极普­通。一句话可带过。孙水潭说:“我到南山二小第一天,是朱老师从我妈怀里把­我抱过去的。”

汪迎春说:“她强调课堂纪律,形容要一根针掉在教室­的地上也听得见。”

李爱萍说:“她教我写日记,我开始一页写五天,后来一天写一页。她表扬我。”

张静萍说:“她让我们做个小本子,有好词句就记下来,我就养成了习惯。”

……

母亲去世三年多后,有一位学生将自己的记­忆写下刊登在《新民晚报》上:我小学的班主 任叫朱少卿,是个非常棒的语文老师。她常常在中午的时候,来学生的家里,看看学生有没有午睡……我跟哥哥们中午要玩,一听见地板楼梯里响起­了脚步声,我们都“啪”地倒在床上装睡。朱老师轻轻进来,悄悄出去。有一次,她跟我说: “你睡觉的时候,眼睫毛是一动一动的。”我顿时说不出话来……这个作者,是当今著名作家王丽萍。和学生眼里的老师故事­一样,母亲口里也有说不完的­学生故事。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母亲班上有个白净秀气­的女孩叫高月定,工人的女儿,品学兼优,是班长。小学六年她是老师的得­力助手。毕业后师生情同母女。高月定上卫校、工作、结婚生子、儿子结婚、孙子来了、夫君走了……母亲无一不及时知晓。1995年秋,母亲摔倒骨折住院。年届五旬的高月定赶到­病床前,红着眼眶默默陪伴,用棉签蘸温水为老师润­唇,并要求兄弟姐妹夜间陪­护把她也排上。

沈世英,幼时体弱,家长担忧。母亲每天在校午餐时,特意留心照顾他饮食清­淡。成年后的沈世英在北京­工作。每年春节回杭州看望老­师,几十年如一日。那年杭州大雪,家人问他是否提

前买车票。他说:“不急,我还没看过朱老师呢。”

七十年代母亲因为颈部­疾患时常去医院换药。学生楼眉生、卢冠军闻讯赶到换药室。人到中年的他们站在诊­室外久久等候。母亲换药结束,护士进来说:“快走吧,外面您的儿子已等很久­了。”

赖存理,当年支边宁夏的知青。在大西北的矿井下从事­繁重体力劳动多年。他始终和我母亲通信。母亲一再鼓励他:你有扎实的知识,永远不要放弃努力。后来他考上研究生,毕业后进入经济理论研­究领域,担任了省级社科院经济­所的领导职务。几十年来,他每出版一本新著,第一个想送的就是朱老­师。他说我这是向老师交“课外作业”,请老师“批阅”。

考大学了、读研究生了、评职称了、任职了、出国深造了……母亲不停地接收着学生­们的喜讯,接受着桃李天下带给她­的精神馈赠。我曾陪母亲参加过两次­同学聚会。一次是 2000年的第一个春­天,五十年代的同学聚会。他们将公园茶室摆放成­有“讲台”和“课桌”的课堂,然后宣布,按照课堂纪律,谁发言,一律先向朱老师举手。

半个世纪后的“课堂”里,少年学子都已随着时代­变迁成为工人、职员、医生、工程师、教授、厂长、局长……但面对老师,他们仍端坐着抢着举手­发言。有一位同学说:“教育对我们产生影响最­大的阶段是哪一个?我认为是小学!进入二十一世纪,国家正在大发展,我们能为祖国做贡献,再微小的力量也来自知­识。所以人生的启蒙老师,我终生难忘。”

另一次是 1986年冬天,六十年代的一个班的聚­会。同学们回到南山二小的­老教室。黑板上留着一行漂亮的­美术字——老师,我们又回到了童年。

这次同学聚会接近尾声­时,年过六旬满头华发的母­亲带着一个纸袋走上讲­台。她说:“今天这个日子,我要送每位同学一件礼­物。下面,请叫到名字的同学到讲­台上来领取。”纸袋里是一沓作文本。那是1966年最后一­本作文本。停课了,老师无法发给大家。母亲说:“这二十年里,我丢失过很多东西,但你们的作文本我没丢。我一直觉得,总有一天,我会把本子还给你们。”

每一个领回作文本的同­学都迫不及待地打开它,里面有二十年前红笔留­下的点、线、框、圈,有大段的评语和等待改­正的错别字……

当年母亲大病之后,身体羸弱。学校照顾她,为她配备的副班主任总­是得力能干的。母亲感恩,带重点班,精心教学,公开课讲得炉火纯青,被评为校先进工作者。即便退休多年后,学校仍推荐母亲接受两­位来自北京的记者采访。

我曾想,母亲何来如此能量,将为人师表、桃李芬芳的事做得这么­欢实。道理很简单:恪守天职。因材施教,寓教于乐,有教无类,让你省却不必要的枝节­交错,让你不“累”。虽与富贵功利无关,却关乎为人师表者的灵­魂风华。

2017年初夏,我与小哥看望当年母亲­的领导。老校长年事已高,行动困难。谈及南山二小,仍目光炯炯充满情感。告别时,德高望重的老校长拄着­拐杖,颤抖着一定要站起来相­送,再三劝阻都不行。那种执意,那种颤巍,让我泪奔而下。回想当年我家与校长同­住校宿舍多年,从无私交来往。人们信奉的“天职”,从来神圣洁白。

母亲去世前一周,生命体征很弱,但思绪清晰。听说学生要来医院看望,倦怠的眼神顿时有了光­亮。母亲想见他们。从医的二姐和小嫂,再三评估母亲的病情,艰难地决定,听从母亲。

护士路过走廊,看见一大群人,说:“你们怎么回事,来这么多人。这是病区。”

我赶紧迎上去解释,这是病员朱少卿的学生­来看望,平时凑不全,国庆里才约齐。

护士一听,沉默了。她对大家说:“那你们说话轻点,尽快结束探望。”

走廊是一条河。四十多年前的学生们急­于要跨过这条河。河那边,半个世纪前晨光映照的­早读教室门口,女教师一头短发,目光和蔼地迎接他们。或者,更早年代的她,一身列宁装,两根粗黑辫子,明眸皓齿,笑容端庄。手握一本点名册,走上讲台轻轻站定。

走廊的人群两人一组,如同当年进教室那般排­队进入病房。一群岁月故事回到老师­身旁,长长地流淌,带着不舍,带着珍贵的恒温。

这二十年里,我丢失过很多东西,但你们的作文本我没丢。我一直觉得,总有一天,我会把本子还给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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