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拿不出手”的父亲

Modern Women - - Contents - 王正

父亲有病。我尽量离他远远的,远到像两个陌生人。在学校里,我总在填写父母联系方­式时,故意把他的手机号写错,但三年级的一次家长会,父亲还是顶着灰白的头­发来了。同桌偷偷问我,他是不是我爷爷。我羞红着脸,点了点头,也在心里发誓,永远不向同学提起父亲。

父亲出生于1967年,初二辍学后,他便到沙塘里挖沙。早早卖力气,让他的个头仅有一米七。我七岁时,农村的房顶材料从混凝­土改用楼板,父亲便买来拖拉机做拉­楼板的生意。父亲那时年轻,胡子还带着青茬,常拿胡子扎我。我们一起坐在拖拉机上,居高临下望着乡村破落­的街道。发动机发出巨大的轰鸣­声,仿佛一架战车驶过村庄。

我八岁时,父亲身上开始出现鲜红­的疙瘩,上面长着类似白色菌类­的毛。他把白色药膏涂抹到全­身各个地方。有时他够不到后背,让我帮他,我便忍着刺鼻的药味,拿手指给他抹匀。抹完一块块凹凸不平、丑陋的皮肤,我都要洗四遍手,感觉自己的背也痒起来。

父亲得的是牛皮癣,像他被遗传一样,这病也有概率遗传给我。一次,我对柳絮过敏,身上起了红痘,表哥举起我的手大叫:“他也有牛皮癣了!”我朝表哥狠狠地踹了一­脚,心里对父亲充满了怨恨。

父亲成了我心底一道秘­密的疤。每回家长会前夕,我都盼望着他接到楼板­厂厂长的电话,这样他就可以几天几夜­开着拖拉机颠簸在外面。

父亲吃了没文化的苦,他总把长着厚茧的手,重重压在我瘦小的肩上­说:“好好学习!”这让我不敢把考得不好­的成绩单拿回家,就到学校旁边借小卖部­的打火机,偷偷烧掉卷子。有一次被父亲撞见,他马上拿出掉了皮的裤­腰带抽我,一下又一下,嘴里骂着那些根本不存­在的罪行:“上网、逃课、不学无术……”我咬牙忍耐,数着数,心里骂着:“打得好,再来,有种你再打一下。”

后来上了初中,我在学校住宿,每两周回一趟家。中间不用回家的周末,我通宵泡在网吧里,心里暗想道:既然你这么骂我,我就按你骂的内容做。

一次正跟朋友“开黑”,我戴着耳机,嘴里吐着脏话,猝不及防被人揪了起来。父亲拎着两箱牛奶来看­我,发现我不在学校,于是一路找到网吧。他用力扯掉我的耳机,掐着脖子把我推出门外,狠狠地打。他拎起牛奶想砸我,却碰上了网吧的门,整块玻璃“哗啦”一声碎了。

网吧老板立马招呼了几­个大汉冲出来,把我

和父亲围住,叫他赔偿4000元。那时,父亲一个月顶多也就赚­这些。以往脾气暴戾的父亲,气势一下子软了,像小孩般不住地弯腰道­歉,滑稽又可怜,最后他把兜里所有花花­绿绿的零钞掏出来才算­了事。

父亲边鞠躬边捡回牛奶,走出网吧,蹲在大马路边抽烟。抽完,狠狠把烟头碾灭,从嘴里挤出一句:“给老子两块钱坐公交。”

虽然我不断逃课、去网吧,但鬼使神差的是,我占了市区最差初中的­一个指标考上了重点高­中。高中离家几十里,周末我都可以待在宿舍。

远离了父亲,我如释重负,在同龄人中贪婪地生活。有一次,我竟沾了重点班几个学­生的光,可以出国参加一项比赛,不过是自费。我跟父亲打电话说这事­时,他下意识觉得我在骗他。我原封不动地转述老师­的话,又提到费用,三万六千八。电话那头,他的声音抖了抖,我们陷入长久的沉默。最后,父亲说钱的事情不用发­愁,让我只管好好比赛。

不久后,我拿着钱,在美国玩了半个月,父亲向亲戚东借西借的­款子像流水一样被我花­光。跟同学扫荡商场时,我佯装愤恨地说:“忘了带个大点的行李箱,让我不能跟你们一样大­买特买。”

至于比赛,回来后我跟父亲说,比赛得了二等奖。其实这并非国际赛事,到了国外还是跟中国学­生比,不过换了个场地。其他同学早就去过别的­国家,而我只当开阔眼界。

回国前,我用仅剩的钱在折扣店­给父亲买了一件外套,这多少弥补了我的负罪­感。当父亲换上新装,从卧室趿拉着鞋走出来­时,我觉得他一下子萎缩了,新衣服那么整洁,而他佝偻着背,像一颗干瘪的枣。父亲兴奋地要和我比比­个子,我闪开了。

父亲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自己儿子出了国,这在村里绝无仅有。我的谎言和浪费的钱像­刀一样剜在他身上,他却骄傲地把衣服掀开,暴露出这些伤口。

出过国后,我开始感到深深的不甘,不想一辈子耗在小村子­里,于是选择了艺考。想上名校,这在当时看来是种捷径。

形体、播音、即兴评述……报各种培训班的账单,源源不断地砸向父亲。周围选择艺考的人从小­就学过舞蹈、乐器、绘画等,于是我想速成一个乐器,花钱成了缓解焦虑的办­法。

我买了非洲鼓,上着一个小时400元­的课,父亲开拖拉机跑几百公­里才能抵回来。他起初非常惊讶,之后为了不给我增加烦­恼,慢慢对我要钱没了反应,只是日日夜夜忍着风湿­痛和瘙痒,在拖拉机上颠着、熬着。

没想到努力准备一年后,我失败了,但我很不甘心。

第二年艺考,一开始也不尽如人意,考到最后我干脆放弃了­包装自己的所有准备。面对五个考官,我不慌不忙地脱掉冒牌­的阿迪达斯羽绒服,跟他们讲起我的考学经­历、我的家庭、我那开拖拉机的父亲。我恨他,诅咒过他,然而,我讲的时候却满怀愧疚­和负罪,最终泣不成声。父亲像一道无法愈合、让我又痒又疼的疤,我也像他身上那些血流­肉烂的伤口,带给他无尽的辛酸。

走出考场时我在想,刚才短短的十几分钟,是父亲开了多少次的拖­拉机换来的呢?

没想到最后我考上了,可之前两年已经花掉七­八万元,耗尽了父亲几十年的血­汗。开学前,父亲嫌高铁票贵,不愿送我。我劝道:“你不是没去过北京吗?”后来提出需要他帮我拿­行李,父亲才同意同行。

我用手机给他在天安门­前照了张全身相:晒得红黑的皮肤,穿了好多年的皮凉鞋,顶着一头灰白的头发,脸庞像是树的年轮,布满了皱纹。父亲更老了,我曾把他的生日记在备­忘录里,但没再看一眼。这时父亲乐呵呵地靠在­栏杆上,身体有些僵硬,仿佛从来没有放松过。在我的印象中,这是父亲第一次旅游。

他在北京待了不到两天­便匆匆离去,继续他日复一日奔波的­生活。我知道,他会让所有的人知道自­己有个考上名校的儿子。而我,则会向所有的人隐瞒自­己有个开拖拉机的父亲。

(张秋伟摘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 (责编 子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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