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来改革开放的年代

——中央音乐学院长号教育步入新天地

Musical Instrument Magazine - - 乐器学堂 - 文/胡炳余

文革前后曲折前行的长号教学

上世纪60年代至改革开放前,我国音乐院校长号师资和学生都极度匮乏,基本上都集中在北京、上海、武汉和西安等几大城市。从中央音乐学院看,大学部和中学部的长号、大号学生也就十几个人。1963年,毕业了一批中学生,其中两人是高中三年制学生陈玉成和杨玉国。他们先学了一年小号后改学长号,实际上跟我学习只有两年。毕业后,一个分配到电影乐团,担任首席;一个分配到解放军军乐团,担任演奏员。此后就没有几人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停课、教学中断,其间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1968年,文化部从学院抽调一批专业老师到各院团搞样板戏,我被派往北京京剧团,算是借调。直到1971年开办“五七”艺校,重新开始招生,我的长号、大号教学才得以延续。当时,学校决定由我和中央歌剧院的赵德廉同志一起担任新生指导老师。我主要负责制定计划和教学,德廉负责编写教材。有时候,我们一起给学生上课。这一时期,德廉写作了很多长号练习曲和乐曲,其中一部分后来收入中央音乐学院长号考级教程。

文革中的招生情况很特殊。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政审要查祖孙三代,只有“红苗苗”才有资格入选。这一时期,我虽又能从事长号、大号教学,但也有插曲。文革结束后不久,1978年,我被调往中国歌剧舞剧院,先后参加过歌剧《韦拔群》《伤逝》;舞剧《宝莲灯》《文成公主》和交响乐《天方夜谭》等一系列重要演出。直到1982年,才又重回母校中央音乐学院,继续专事长号、大号教学。就在这一年,文革 中招收的一批批学生,陆续都毕业了。他们当中大部分被分配到中央歌剧舞剧院、中央广播乐团等院团,有两位“根正苗红”且业务优秀的学生被留了下来,从我昔日的学生变为今天的同事。

一位是长号专业的张凤喜。文革结束后,学院先派他前往日本进修了一年半,回国后才开始教学。当时,除了安排几位学生由他教,还有西安音乐学院两位年轻教师也慕名找他进修。有意思的是,我在附中的一位学生,对他从国外学来的教学方法也很感兴趣,跟我提出要从班上转学。年轻时,班姆布拉教授对我影响很深,喜欢学生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我欣然同意他转到张凤喜那里。要知道,一个中学生在学习期间换专业老师,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另一位是大号专业的高跃。他早年学过几年小提琴,后来改学大号进到我的班上。经过一年半的努力,顺利考入大学。由于他天资聪颖又勤奋刻苦,毕业时以优秀的专业成绩留校任教,成为学院第一位科班出身的专职大号教师。不幸的是,2012年9月,这位年仅50多岁的教育家和演奏家英年早逝,学院大号教学又回到其他教师兼任的状态,非常令人惋惜。

改革开放初期国际交流成绩斐然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全面推进改革开放,中央音乐学院劫后新生,迎来一个空前大发展的新时期。各学科各专业优秀人才辈出,长号、大号专业也不例外。随着新生力量的加盟,专业师资逐渐完备,国际交流日益增多,催生很多后辈新人。

印象最深的是,印第安纳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吉斯•

布朗(Keith Brown)先生。他是学院接待的第二位外国教授,也是第一位主动申请来华讲学的美国长号专家。印第安纳大学音乐学院和长号专业,在美国很有实力。已故的吉斯•布朗教授,也是那一时期令人称道的大家。讲学期间,他一周日程安排很满,许多本院和外地赶来的学生都得到了他的悉心指导。其中,对附中的李东和陈钧还进

行了专门辅导。

吉斯•布朗讲学过程中,有一个年轻的长号演奏员黄福民很受青睐。他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时,先学了一年半长号,随后又跟我学习了4年,毕业后分配到总政歌舞团。受到专家鼓励的黄福民,1986年只身自费留学美国。3年后,他在加州圣地亚哥举行的全美青年管乐大奖赛中取得第一名,还在获奖音乐会上由乐队协奏,演出了大卫降e大调小协奏曲,受到热烈欢迎。这是中国人在外国西洋管乐比赛第一次赢得这样的好成绩,非常值得庆贺。

吉斯•布朗先生的造访,就像当年的班姆布拉教授一样,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他不仅把美国先进的演奏方法传授给我们,也带来一大批铜管乐谱赠给学院,使我们教学如虎添翼。吉斯•布朗教授在世时,前后到访中国3次,还举行过一场音乐会。他每次讲学,都引来大批兄弟院校的同行求教、观摩和交流,对我国新时期铜管乐教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30多年后,忆及当年,依我之见,从这一时期开始,学院长号、大号以及铜管乐教学,既传承着班姆布拉教授播种的德国“基因”,也开始植入先进的美国演奏方法,从而使我们的教学理念更加多元。

从1982年开始,短短几年时间,国外长号教授络绎不绝来了五六位。其中,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音乐学院的艾文•瓦格纳教授前后来过4次、举行过3场音乐会,还有其他几位美国专家以及德国专家阿明•罗辛教授等等。这些专家每次来

华讲学、举办音乐会,我都全程陪同,并协助他们圆满完成各场音乐会演出。交往中,我深切感受到,开放的国际交流对提高国内教学水平是大有裨益的。它不仅能开阔眼界、正视差距,对教学产生积极引导作用,还可形成国内外同行携手合作、共襄长号事业发展盛举的良好氛围。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频繁开展,国内长号人才层出不穷。在北京,80年代涌现出了不少优秀的青年长号演奏家。如:原中央乐团徐东晓、郝杰;中央音乐学院张凤喜和原总政歌舞团黄福民等,他们都有扎实的基本功和良好的音乐天赋,不仅成为首都和国内舞台的佼佼者,也为我国新时期长号事业发展增添一抹亮丽色彩。

1982年,因工作需要,派我担任附中副校长,负责行政和后勤管理,兼任专业教学。学校行政后勤事务庞杂,每天都占用很多时间,甚至无暇备课,很担心愧对学生。所幸的是,学院不断有外国专家讲学,无形中减轻了我教学上的压力。

当时的学生都很争气,毕业时演奏水平也比较高。附中学生陈钧,是青年教师张凤喜的学生,1988年以优异成绩如愿考入大学。另一位叫韩卫东,就是现在著名的歌唱家韩磊。记得他从附中毕业时,考试曲目是《苏格兰的蓝铃花》和莱西第二长号协奏曲,成绩也很优秀。由于他是内蒙定向培养的学生,按规定,附中毕业后就要回去工作,没有再考大学。后来,经过不懈努力,他在歌坛上取得很大成就。还有一位叫王立铭,他是解放军军乐团特派到学院进修的大专学生,经过3年刻苦学习,毕业后回到团里,成为乐队首席长号演奏员。这些教学上的收获,给我带来不少安慰。

1988年,我卸任附中行政工作后,再次回到管弦系。这时,学院长号、大号生源增加,我把主要精力专注于教学上,先后为大学和附中制定了完备的教学大纲,并把大学和附中学生的教学都接了下来。

根据多年的经验,在器乐教学中,通过个别课对学生因材施教,是帮助他们提高专业演奏能力的主要手段。这一点,无论中外都是如此。特别是学生在青少年时期,这种教学方法,对激励他们提高个人技术水平、打好扎实的基本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个演奏家,未来的职业生涯能够走多远,艺术造诣究竟有多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年轻时打下的基础和技术实力。然而,这并不是器乐教学内容的全部。每个学生毕业后走向社会,都不是孤立的个体。即使一个独奏家,也必须有与他人、与乐队合作的能力。因此,让学生在提高单技能力的同时,全面培养群体间的合作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从这一教学理念出发,上世纪80年代,我们在大学和附中开始增加重奏训练。尽管当时尚未

实行学分制,但仍利用课程空余时间组织学生进行排练,并在此过程中不断积累不同形式的重奏曲目。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1985年,我们在学院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长号大号室内乐专场音乐会,既有独奏,也有重奏。此后,这一演出形式在学院内一直延续到1992年,先后举办了4次。

1993年,在“青岛星火装饰总汇”赞助下,我们第一次走出校门,面向社会开展教学实践。以中央音乐学院铜管乐团的名义,应邀前往青岛进行学术交流、专业辅导和举办音乐会演出。师生们走进基层连队,给战士进行面对面辅导;参加电台实况转播,回答听众提问;在青岛人民会堂连续举办两场音乐会,可容纳4000人的会场内,几乎座无虚席,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交口称赞!青岛日报、青岛晚报和青岛广播电视报等,纷纷报道音乐会盛况。

当年11月,为推动国产长号生产提高制作水平,天津管乐器厂盛情相邀乐团以他们生产的国产长号新品,在北京音乐厅举行专场音乐会。这一义举既有力支持了国产铜管乐器生产和推广,也进一步扩大了铜管室内乐的社会影响力。1995年,铜管乐团又先后走进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进行巡回演出,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给校园文化生活增添了全新的艺术感受。

经过以上一系列深入基层、面向社会的实践,验证了我们加强学生重奏合作能力训练的教学内容是富有成效的,同时也为铜管乐普及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推广作用。这一时期,及至90年代末,在我大学执教的尾声阶段,又有一批以滕勇、乔鲲、靳青长等为代表的优秀毕业生,离开学院走向新的岗位,他们都已成为各专业院团和院校的业务骨干,令人十分欣慰。

早年自费留美的学生黄福民与他在全美青年管乐大奖赛的获奖证书

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音乐学院艾文·瓦格纳教授及在华音乐会节目单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雅各布斯音乐学院已故长号教授及在华音乐会节目单

郝杰获美国印第安纳大学音乐学院硕士后回国执教室内乐重奏训练与演出实践

徐东晓现已成为著名指挥家

1993年,在青岛和北京的长号音乐会演出节目单

1993年8月14日青岛日报报道

1993年8月10日青岛日报头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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