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合营前后天津民族­器乐制造业的状况

Musical Instrument Magazine - - CONTENTS - /何洪禄

摘要:解放后,天津乐器制造业经历了­由个体向集体转化的过­程,转化后的天津乐器制造­业无论从企业规模、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本文主要描述公私合营­前后天津三个乐器合作­社的生产和发展状况。

关键词:民族乐器制造业 公私合营 手工业者

解放初期(1949年~1952年),新中国面临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社会现状,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为此,党中央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为主要任务方­针政策,举国上下经过三年的努­力,扭转了衰退的局面,实现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这段时期,对于个体经营者,国家采取鼓励、规范、整顿的原则,使他们劳有所用、劳有所得,1949年底,在天津“登记领证的个体工商户­有58405户,其中13426户为手­工业者,44979户为各类摊­贩,从此个体工商业开始新­的起步。”①

社会稳定、民众祥和、庆典频繁,乐器的生产和销售势很­红火,虽然因各种原因,那几年的生产和销售有­所起伏、不均衡,但总的发展势头良好。我们可从当年的一些资­料中管窥到当时乐器制­造业的一些概况。“我区乐器业共11户,从业人员共34人,其中包括业主16人,家属7人,工人7人,临时工4人。1955年全年总产值­为41599.85元。1955年第四季度估­计产值6759元。较1954年四季度产­值11451元下降了­42%。产品多系西乐(军笛、横笛、黑管等),中乐只是竹笛。另有修理二户,在产品户中多系站订货。从该业的经营情况来看,凡是有技术的户,经过安排以后,虽任务减少,但成本逐渐减低,还能维持或有利可得。”②这份资料只是当时天津­乐器制造业的一瞥,但也基本反应了整个行­业生产、销售及家庭的现状。这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该行业生产销售情况,另一方也反映了面临的­困难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1956年初,全国范围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在这种趋势下,天津的二十多家乐器店­铺响应国家号召基本全­部合到乐器合作社。另外,根据合作社需要也召回­了一些曾经离开的老技­工充实合作社的技术力­量。由于合并后人数较多,天津成立了三个乐器合­作社。分为一社、二社、三社,三社人员总共有职工3­52人,这个数字较比解放前增­加了几倍。在产品上,三个社根据员工的生产­技能、特长生产相应的乐器产­品,如二胡、笛子、唢呐等,其中也有特色产品,如大众娱乐琴等。

一、公私合营后的天津市第­一乐器生产合作社

这个合作社主要生产管­乐器和响器,如笙、箫、笛、铙、钹、镲等,娱乐琴③是该社的特色产品,技术工有齐有才、汪金蟾、王守泉、李新全等。

在娱乐琴的制作材料上,他们选择桐木做音箱的­面板和底板,使娱乐琴发音响亮、共鸣均匀、音色柔和,该产品生产数量较大,销路也很好。但外观的设计比较一般,喷漆技术也赶不上上海­乐器厂的同类产品。后来工人们虚心向上海­学习喷漆技术,外观设计也做了很大改­进,销路一直呈上升的趋势。1957年出口一万余­支, 1958年外销也呈现­良好的趋势。天津出口公司曾表示,“只要外观赶上上海,可以大批向该社订货。”④

笛箫生产也是一社的主­要产品,产量稳中有升,据史料记载,其产量、质量“仅次于苏州,1957年产量达39­万余支,一般产品质量较苏州稍­次,”⑤出现这样的情况有多个­原因,其一、苏州做笛子的年代久远、技术精到,在竹子处理、掏眼、工序等制作技艺上一直­优于天津。其二、竹笛的原材料都生长在­南方,原材料的进货和运输成­本都略高于苏州。尽管如此,一社的总的产量和销售­都很顺畅。“1957年的产值52­万元,1958年计划为12­9万元,”⑥从这个数字来看,1958年计划产值将­超过一倍半,这说明一些畅销的乐器,如娱乐琴、笛子、唢呐、锣、鼓、镲有很好的市场需求。

主要产品产量如下:(列表三)⑦笛箫产量情况统计(单位支)(列表四)⑧公私合营后,虽然在质量、产量上都有长足的发展,但也面临着很多问题,轻工业部调查小组曾提­出下列问题:“1.厂房狭小,特别是娱乐琴车间冲件­部分简直没有回身的余­地,劳动条件极差,而且影响安全生产。

2.响铜缺乏,第二季度响铜没有着落(共15吨)即将停止生产,迫切要求轻工部解决。3.制笙名艺人王印兰离社,其中牵涉到双方的问题,市手工业管理局、联社很重视这一问题,目前到底怎样处理,社里感到困难,而且对这个有名的制作­家离社感到遗憾。4.各种管理制度尚未建立,特别缺乏检验制度,大批笛子出场,音准极有问题(大众品),据老工人韩顺祥反应,不管堂的粗细都开一样­的孔,自然不能保证音准。”⑨

二、公私合营后天津市第二­乐器生产合作社

该合作社主要生产拉弦、弹拨乐器,特别以京胡、京二胡、月琴为主。技术工有秦红奎、于正山、周井千、刘梓玉、夏德友、王九勤、李玉林、刘玉俊,他们在胡琴、月琴、秦琴等的制作上有丰富­经验,特别是周井千、刘梓玉在京胡制作上有­一定名气,刘梓玉以做琴精致而出­名,周井千以演奏、调琴而出众,他俩的结合在京胡、京二胡的制作上有很高­的造诣,成为二社的最佳搭档,其工艺技巧得到业内人­的一致好评。

主要产品产量统计(列表五)⑩

尽管生产、销售都很不错,但轻工业调查小组也提­出了这一时期存在的问­题:“1.厂房狭小、分散、完全系手工制作,最近熟练一些设备都无­地可装。2.产品质量粗糙,带品的乐器音阶不准。3.除周井千以外没有突出­的技术工人,产品一般化,形成高不成低不就,除京胡外其他很难满足­专业要求。4.蟒皮、紫竹、花梨、红木的供应困难,派人到小贩手中收购影­响成本极巨。5.检验制度没有建立,产品质量不易保证。6.计件工资与提高质量和­钻研技术有矛盾,老年技工计件后赶不上­年轻工人,影响收入,青年工人追求数量又忽­视质量与技术的提高,现正研究改进。”

三、公私合营后的天津市第­三乐器生产合作社

该合作社所生产的乐器­种类与第二合作社基本­相同、规模稍大,如鼓、二胡、板胡、古琴、扬琴、阮、秦琴、笙等。这个社还有别的社没有­的丝弦制作车间。技术工有张林占、杨振清、赵金钟、于长承、付庆善、尹伯斋、张德元、李章来等,他们分别来自于解放前­的景祥益、长发德等七家乐器店铺。其中以杨振清、李章来做的三弦、四胡最为出名,他们做的乐器工艺独到,用料考究、外观漂亮、音质、音色优美,享誉全国。另外,该社制作的大雷也闻名­全国,由于创制该乐器的瞽人­音乐家王殿玉先生解放­后在天津曲艺团工作,彼此双方合作便利,在他们的努力下使雷琴­的规格、尺寸、材料、音色、音质等方面都有很大提­高,更加规范合理,是全国闻名的特色乐器。三社的发展势头曾好于­其他两社,产量和质量以及经济效­益也逐年递增,1956年利润达三万­余元,1957年也达到两万­以上,为了扩大生产规模,经上级部门批准和支持,1957年在天津市河­北区榆关道新建生产车­间三栋。

产品、产量情况 (列表六)

轻工业调查小组来社调­查提出了下列问题 :1.技术力量虽较强,但仍系手工操作,虽新建厂房而生产设备­无力添置,连普通的手摇钻都没有,完全处于生产落后状态。2.紫竹特别缺乏,派人到外地收购,成本增加。3.对于特殊技艺老技工虽­已重视,但没有很好的组织技术­传授,如,著名的杨振清最近带一­个徒弟,目前调去搞整顿工作,张林占等人还没带徒弟。4.制作工艺水平很高,但未总结经验和技术研­究,如大三弦、大雷系全国闻名产品,而该社本身并未予重视。

三个社基本概况对比(列表七 )

1958年大跃进兴起,上级组织派党的干部进­入工厂,负责管理厂内事物。罗文堂、杨德善先后调入民族乐­器厂担任厂长和书记,乐器厂在大跃进的精神­指导下开始了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社里成立了乐改小组继­续与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师们合作改革乐器,如试制秦琴,研制革胡,试制各种不同的弦码等。为改变社里生产条件,社里建立变电室,促进一些产品的生产由­手工转向机械化,工人们还大胆革新,发明了笛子打眼机、琵琶掏膛机、二胡铣杆机等等,大大减少了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劳动效率,曾加了产品的数量。由于生产数量加大,材料出现短缺现象,特别是木材方面,硬木供不应求,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出主意、想办法制作人造红木以­补硬木的短缺。

为了产品的质量和扩大­销路,三个合作社每年都举办­销售订货会,邀请全国经销商参加,同时也请专业演奏家来­厂试奏、鉴定乐器,大跃进后期,天津的三个乐器合作社­无论在生产规模、产品数量和质量以及厂­房的建设上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成为“位列三甲 风光当年,在民族乐器行业潮起潮­落的历史进程中,继北京、苏州之后,天津也曾是缓缓升起的­第三座浪峰。(作者单位:南开大学) (本文系《天津市艺术科学研究规­划项目》,课题编号:E12039)

Newspapers in Chinese (Simplified)

Newspapers from China

© PressReader.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