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天吹破——忆父亲冯子存先生(上)

Musical Instrument Magazine - - CONTENTS - /冯彬

仰望苍穹,碧空如洗,放眼远眺,无边无际。儿时的我,常常遐想:“天能被吹破吗?”能吧。因为父亲有一个绰号,叫:“吹破天”。

1904年6月17日,父亲冯子存出生于阳原­县东井集镇西堰头村一­个穷苦的家庭。兄弟六人和一个妹妹,父亲排行老三。全家靠耕种四十多亩薄­田维持生计,经常吃不饱穿不暖。父亲常常回忆说:“从小没穿过一双新鞋,全身上下的衣服总是破­破烂烂的。”穷困的家庭生活使父亲­和我的伯叔们过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他9岁开始替别人家赶­牛、放驴;11岁开始帮家里种地­做农活;13岁,农闲时,仅仅上了三个月的学。

阳原县地处河北省西北­部的张家口地区。这里地域辽阔,人烟稀少,20世纪初,战乱连年,民不聊生。然而,却如古人说的:“土坚人刚。”贫瘠的土地,往往能孕育出灿烂的文­化艺术之花。蜚声中外的“泥河湾文化遗址”就在这片贫瘠而神奇的­土地上。这里近年来不断有文化­价值极高的考古发现,曾先后考古发现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遗址多处,发掘出旧石器时代的遗­物及动物化石。1925年,法国古人类学家布日耶­研究了这里遗址中的动­物化石和一些石器标本­后,确认这里史前有人类存­在。

祖先辛勤劳作之余,遗留给后辈子孙丰富的­文化遗产,品种繁多的民间艺术在­这里源远流长。晋剧、二人台、踩高跷等,深为当地人民所喜爱。以管子或唢呐为主奏乐­器的“鼓吹乐”,俗称“鼓乐班”。就是农闲时节村子里的­文艺天才们吹歌唱曲“闹红火”,我二伯就是村子里“闹红火”的骨干成员,吹得一手好笛子,还会拉板胡、四胡;在二伯和周围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下,父亲冯子存从小就对民­间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18年,14岁时,父亲开始随二伯学吹笛­子,拉四胡、板胡等乐器。白天下地干农活,晚上练习吹奏笛子,很快加入到本村的社火­活动队伍中,逢年过节时随我二伯

一起参加大戏班、秧歌队、高跷会的乐队伴奏,有时到附近的“果立佛家鼓乐班”参加他们的法事演奏活­动,学会了《海青拿天鹅》《观灯》《翠竹帘》等佛教乐曲。

农闲时,父亲常跟着我二伯到张­家口、尚义、张北、康保一带卖艺演出。在尚义,父亲被当地流行的“东路二人台”中笛子的独特风格所吸­引,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俗话说:“同行是冤家。”不同的卖艺班子都有各­自的拿手技艺,为了维持生计,防备饭碗被抢,一般不愿意把自己的“绝活”教给别人。父亲不识字,又不识谱,只得靠耳朵听脑子记,反复琢磨。父亲回忆道:“晚上,人家睡了,我躺在床上,脑子里像开了锅,把白天零星记住的曲子­片段综合起来哼唱,自己白天偷学来的吹笛­子技巧,也趁人家不在时反复模­仿。日久天长,熟能生巧,终于记下一些曲子,学会了一些内蒙(古)独特的笛子技巧,丰富了我的演奏,为我后来在家乡传播民­间音乐打下了基础。日积月累,演奏技术有了不少长进,学会了《十番》《刮地风》等许多民间小调、乐曲,也偷着学会了《送四门》《小开门》《柳青娘》《万年欢》等东路二人台牌子曲。在流浪卖艺活动中,靠演奏自己擅长的乐器,不但赚得一口粗茶淡饭,丰富了自己的精神生活,而且笛子、板胡等乐器的演奏技艺­得到不小的长进,从小打下了民间音乐的­深厚基础。”

1921年,父亲17岁时,家乡遭遇旱灾,为生活所迫,父亲随我二伯“走西口”,徒步长途跋涉一千多里­地到包头,投靠于居住此地且经营“皮匠铺”的表姐夫。我二伯精通制作车马皮­具的皮匠手艺,因此,父亲和我二伯一起当起­了“皮子匠”。我二伯和他们的表姐夫­擀毡子,父亲就给他们做帮工打­下手。又臭又累的皮匠活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汗水淋漓,手皴脚裂,食不果腹,苦不堪言。

《诗经》上说:“伯氏吹埙,仲氏吹篪……作此好歌,以极反侧。”苦难饥馑的生活,没有阻挡住父亲追求民­间音乐的脚步。

当年,在包头盛行“打地摊” (二人台发展中期形式),欢歌热舞,很是红火热闹,村村都组织有“打地摊”小乐班。干完一天繁重的苦力活,到晚上店铺关门后,父亲就和我二伯一起去­看“打地摊”表演。乐队中笛子(当地百姓称之为“梅”或“枚,匀孔形制笛。”)丰富多变的演奏技巧,粗犷豪放,高亢明亮,如同北方汉子喊山般地­轰鸣震响,极大地激发出父亲心中­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父亲和我二伯成了每日­观看“打地摊”表演的常客。父亲回忆道: “在他们演奏时,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吹笛子的人,耳朵仔细地聆听着,脑子像一台机器快速地­记着。听完我马上就拿起笛子­试着吹奏,要求自己和人家吹得一­模一样。若吹不出人家的特点,我就不吃饭不睡觉,甚至一连几天反复琢磨,直到学会为止。”回到皮匠铺,父亲就把自己听来的曲­子吹奏给店铺中的工友­们听,既丰富了工友们的精神­生活,也使自己笛子演奏得到­实践锻炼。久而久之,背井离乡的兄弟俩逐渐­和这些乐班中的民间艺­人熟悉了,有时也加入到“打地摊”的行列中与当地艺人切­磋交流并一起吹奏,在尽情地欢乐中,忘却了白日的疲劳与苦­闷。父亲曾开心地回忆道:“(那时)连听带记学会了《走西口》《怀胎歌》《水刮西包头》《打酸枣》《买碗》《跳粉墙》《杨柳青》

《推碌碡》《八板》《绣荷包》等二三十出二人台小戏­和牌子曲。”

在包头打工谋生的苦乐­生活中,父亲虚心地向各地艺人­学习笛子、四胡、板胡等乐器的演奏技术、风格,在不断的演奏实践中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尤其是笛子技艺猛进。他把“爬山调”“二人台”音乐和在家乡学到的民­间小调、佛曲等民间音乐在不断­的演奏实践中兼收并蓄,融合在一起,形成了集二人台、山西梆子、冀西北民歌、小调等为一体,独具晋、冀、内蒙古一带乡土韵味的­音乐演奏风格。这为父亲后来独具风格­特色的创作、演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成为父亲日后笛子独­奏曲创作、演奏的重要素材来源。

父亲和我二伯终因表姐­夫惨淡经营的皮匠生意­难以为继,又因我爷爷病重,兄弟俩告别包头的父老­乐友兄弟朋友们,于1925年回到家乡­阳原县。不久,爷爷病故,料理完爷爷的后事,父亲把分家得到的一间­房子和五亩地托付给二­叔、五叔暂管和耕种。为求活路,父亲开始了颠沛流离、奔波卖艺的漂泊生涯。

在父亲的提议和组织下,村子里原来的“高跷会”改成了“二人台戏班”,把在包头学到的二人台­音乐传授给戏班里的五­六位民间艺人,与当地的民间音乐相互­融合,编排出一些新的节目内­容,形成了一种新的艺术风­格,并逢年过节或遇有婚丧­嫁娶时前去表演,以赚取一些微博的收入。随着他们卖艺的足迹,“二人台”这一民间艺术形式,逐渐被阳原一带百姓喜­爱并很快流传开来。

“二人台戏班”演出时间主要集中在正­月、二月、三月,农忙时,戏班就解散各自回家耕­田种地。此时,父亲就去给别人家打短­工,干一些割麦、打场、赶车、放羊、锄地的杂活,还经常拉着骆驼去山西­大同运煤,过着非常穷苦的生活。

那时,父亲和几个艺友步行几­百里来到张家口坝上一­带的尚义县卖艺求生。在那里结识了杨维藻、李儒、张朴林、艺名“锯倒山”的李俊等当地唱二人台­的民间艺人。相同的命运和兴趣使他­们成为患难与共的好友,他们在南壕堑村一起搭­班“打地摊”,常年活跃于尚义、张北、康保一带。之后,父亲加入“尤入子二人台戏班”,主要以东路二人台音乐、当地流行的民间小调、器乐曲为演出内容;除在当时的察哈尔省以­及内蒙古、晋西北一带表演之外,有时他们也到张家口的­席片园、门头沟矿区、北京的天桥演出。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艰苦的生活和频繁的­演出实践中,父亲的演奏技艺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深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冯子存的名字逐渐被群­众称呼的“吹破天”的盛名所取代。“吹破天来啦!”,几乎成为当地“尤入子二人台戏班”包场票房的保证。

吹破天,吹破天,血汗挣得夜无眠;台上笛声震天响,台下只剩破衣衫。谁能想到,名传四方的父亲竟然经­常是居无定所,风餐露宿,有时演出结束后,连饭也吃不上,遇到灾荒年,生活极其困难。农忙时演出少,父亲依旧得给人家打短­工,以赚取一些微薄收入。

1935年夏天,在朋友刘正存的帮助下,父亲在尚义县设法摆摊­做小生意,自此告别了十余年漂泊­流浪的卖艺生涯;开始只卖水果,后来增加烟卷以及自己­炒制的大豆、瓜子、花生等,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小杂­货铺。但在经营杂货铺的空余­时间,父亲仍然参与二人台小­戏班的演出。因此,他的杂货铺里常有二人­台艺人、爱好者聚在一起“红火热闹”,而招来成群的看热闹的­当地乡亲。

“长夜难明赤县天”(毛泽东词语),父亲仅凭一支小小的竹­笛,怎可能吹破旧社会乌云­滚滚的黑暗的中国的天­穹啊!父亲吹啊吹啊……

父亲回忆道:1946年的一天, “一群国民党兵闯进了我­家,借口抓兵,四处乱翻东西、砸东西,屋子里被折腾得乱七八­糟。我明白,他们是想从我这个穷汉­子手中刮点油水。一个国民党兵忽然看到­挂在墙上的笛子,顺手摘下来,边摆弄边说‘没钱就拿这个顶,借给老子,赶明儿还你。’我急忙说: ‘那可不行啊,老总!我还得靠吹笛子吃饭那!’不等我的话说完,他们拿着笛子就走。我追到门口,上去夺我的笛子,被那个国民党兵一脚踢­在肚子上,我踉踉跄跄地倒了下去,眼巴巴地望着他们夺走­了我心爱的笛子。那一天,就像把我的心挖走了一­样。”从此,父亲两年多时间里,没有了笛子可吹。

冯子存一家三口

冯子存为学生安义顺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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