獐子岛海洋牧场容量超限诱发绝产 早有警示仍难免覆辙？

扩张的牧场和失控的风险

在 2018 年2月5日早间披露的盘点情况公告中，獐子岛对虾夷扇贝存货异常进行初步技术分析，将“养殖规模过大，局部超出养殖容量”列为原因之一。

“目前长海县虾夷扇贝浮筏养殖面积高达 30 余万亩，底播养殖面积近 500万亩。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单位海域养殖强度的增加，使依赖海域自然生态系统提供营养物质的养殖贝类因饵料短缺，品质下降。”獐子岛在公告中表示。

獐子岛并非不知晓养殖过量的危害，相反，养殖容量作为风险因素自2010年起被獐子岛多次提及。在2014年年报中，獐子岛还第一次将养殖容量列在重大风险提示中，并以请专家对其海洋牧场局部及整体做动态养殖容量评估，由专注“养殖技术”向重视“产前规划”转变作为对策。

养殖过量的风险早有端倪，獐子岛也并不是第一次提到“轮播”措施。2016年，长海县底播增殖海域由2006年的100余万亩增至2016年时的超过600万亩，獐子岛自2012年开始出现了底播海域面积增 长但单位产出率与总体产量大幅下降的情况。

于是，2016年5月，獐子岛因容量等因素放弃不适播确权海域79万亩，并决定开始实施海洋牧场“3+1”可持续耕作规划（以下简称“3+1”规划）——即实行放弃一部分养殖条件差的海域，根据养殖容量休耕一部分海域，正常生产一部分海域；确权海域实行养殖周期结束后休耕1年再底播。

獐子岛试图通过“3+1”规划实现从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全面升级。但“3+1”规划还未走完一轮，獐子岛就陷入虾夷扇贝存货异常困境。眼看着关键风险因素失控，獐子岛作为全国最大虾夷扇贝生产加工企业，为何没能阻拦？

獐子岛将此次虾夷扇贝存货异常的原因归为，个体在系统中的无能为力。《证券日报》2月8日援引獐子岛内部人士说法称，近年来獐子岛通过一系列措施降低了其海洋牧场区域内的个体风险，但个体的海洋牧场与整个系统不可分割。

不过，作为系统中具有话语权的个体，獐子岛多年来在扩产的方向上一路狂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梳理公开数据， 獐子岛底播虾夷扇贝在养面积自2006年上市以来不断攀升，2013年时达到顶峰，为331.95万亩，是2006年时的5.91倍。即使是2016年减少至约231万亩，仍属较大规模。

在难以控制规模背后，是獐子岛作为上市公司的业绩冲动。自上市以来，獐子岛虾夷扇贝营收规模从4.23亿元增至最高11.82亿元（2011年），但毛利率却在2010年冲上顶峰（62.27%）后震荡下跌，2016年的毛利率尚不足上市之初的一半。

悲剧重演完全可避免？

獐子岛曾制定过底播虾夷扇贝养殖容量标准。在2006年的招股说明书中，獐子岛介绍，以其多年放苗密度试验提供的数据为例，当虾夷扇贝底播密度达到10000粒/亩以上时，产品的生长环境将会急剧恶化，导致个体生长极度缓慢并诱发大面积死亡。

养殖过量致虾夷扇贝死亡在历史上并不罕见。研究论文显示，1973~1975年，日本虾夷扇贝产量最高的养殖基地曾现高达56.9%的死亡率，根源即盲目无序发展，养殖密度过大。2007~2009年，长海县 筏养虾夷扇贝也因养殖密度过大出现大面积死亡。

“养殖技术越成熟，苗种供应越充足，市场需求越旺盛，就越容易发生‘环境上的过度养殖’，并因此招致自然惩罚。” 2012年，一篇以《辽宁虾夷扇贝产业结构与特征的初步研究》为题的论文总结道。不过，该论文还提出，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实现养殖行为的规范化，完全可以避免悲剧的重演。其中，渔业协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制衡十分重要。

前述论文对照日本虾夷扇贝增养殖产业，认为协会自治在理论上可协调内部会员关系，避免恶性竞争，以制约以龙头企业为主的产业格局发展过程中的急功近利，而政府则主导行业规范的制定。

2018年2月1日，为了解当地虾夷扇贝产业更详细信息，《每日经济新闻》致电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其办公室主要负责人员表示接受采访需获得大连市委新闻办的通知，记者随后致电大连市委新闻办，但该部门表示从未给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做过上述规定。当天下午，记者持新闻记者证来到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但被拒绝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