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时代产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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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了《光明日报》记者王强华。之前，也就是那年5月，江苏理论界在省委党校开了一个理论讨论会。在会上，我发言说，“唯生产力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休会时，有个同志给我介绍了王强华同志。王强华对我说：“北京有同志持有与你相似的观点”，“你给我们报纸写稿吧”。这就是约稿，并没有出题目。
因此，我在写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就想到了王强华。
文章寄出去后，好久没有来信。到了1978年1月下旬，《光明日报》终于来信了，寄来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几份大样，还有王强华给我的一封信。信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要说什么，我们知道，要用，请你做些修改。
那时向北京寄稿件都靠邮局，没有传真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在南京大学就修改过多次，文章大样就靠邮局在北京和南京之间传递。这从保存的文章大样上可以看出，因为每份大样上都有日期可查。要说明的是，后来王强华来信对文章修改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要更贴近现实，更有战斗力。显然，对文章的要求开始从稳妥转向激进了。
1978年4月下旬，我去北京参加哲学研讨会，到北京的第二天晚上，王强华就把我接到光明日报社，见到了总编辑杨西光同志，理论部主任马沛文同志，还有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老师，我在人民大学研究班读书时，孙老师给我们讲《周易》。我与他多年未见，见面后当然很高兴。
见面之后，杨西光拿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样说：今天请各位来，是讨论这篇文章的。这篇文章原本要在4月2日的哲学副刊上发表，我看后，觉得这篇文章很重要，放在哲学副刊发表可惜了，要作为重要文章，放在第一版发表，但是要修改，要加强针对性、战斗性，要写得更严谨，不能让人抓小辫子。今天，请大家来就是听取大家意见的，听说党校也在写同一题目的文章，所以把孙长江同志请来一起讨论。
大家提了很多意见，杨西光同志最后讲了修改意见，我归纳起来是两点：第一点，要增强针对性、现实性，提高战斗力；第二点，要仔细推敲，更严谨，防止授人以柄。从此，我白天参加会议，晚上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第二天一早，《光明日报》的驾驶员就把我修改的大样拿去，傍晚又把重新排版后的大样送给我。如此又修改了几次。
哲学讨论会结束后，我搬到《光明日报》招待所，继续修改文章。那时杨西光同志到《光明日报》不久，与夫人也一起住在招待所。这期间，杨西光同志几次来看我，了解我修改文章的情况，也跟我聊 天。他对我说，组织部门领导派他到《光明日报》工作，是要他改变《光明日报》的面貌。杨西光同志说“：怎么改变面貌？就从发表这篇文章开始。”他是指着桌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样说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杨西光同志确实十分重视这篇文章的修改。
临近五一劳动节了，杨西光同志又来看我。他说：“小胡，要跟你商量一个事，现在的大样上，都署你的名字，文章公开发表时，不署你的名字，用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我们没有约你写这篇文章，是你自己投稿的。我现在就聘请你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你就是《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你看怎么样？”
我当即回答说：“很好，只要文章发表了，能起更大的作用，目的就达到了。”
杨西光随后还告诉我，已经商量过了，《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新华社当天发通稿，《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第二天转载。
到了这一步，我发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已由我的个人行为，发展为全国主要新闻单位和中央党校的联合行动了。
五一节前，我回到南京，接着给学生补课。一天早晨，我和妻子在厨房里做早饭，听到中央人民电台播出《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很高兴，文章从酝酿到发表已经一年多了。
随后，我又认真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的结论是两点：一，文章的基本论点没有变，仍然是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二，《光明日报》的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同志等和中央党校的孙长江老师等对文章修改得好。他们把第一部分中关于理论指导实践这一段扩大为第二部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些修改都提高了文章的水平，增强了战斗力。
因此，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的基础，而在修改过程中又融入了集体智慧。至于标题上加的“唯一”二字是何人所加，现在查了原件，弄明白是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三人改稿时所加。
苏南改革探索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向
NBD：这篇文章发表引发真理标准大讨论，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大幕正式拉开。当年，您又是如何参与到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
胡福明：改革开放之初，江苏的苏南地区发展得很好，我根据省委的精神，在省社科院组织了苏南现代化课题组，对苏州、无锡、常州三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现有水平和发展经验，作出系统的调查和评估，研究率先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务、指标体系和指导思想。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苏南率先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呢？我国是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东、中、西部发展很不平衡，各地资源、环境和交通基础设施差别也很大，不可能同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也不可能同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只能阶梯式发展，各个地区达到现代化必然有先有后。
从我国现状看，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青岛至大连的环渤海湾地区和深圳、珠海、广州地区，离现代化更近。
一个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然不可能单独发展，仅是全国的一部分，只能在全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范围内展开。但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可能先行一步。研究苏南率先现代化，对于探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起探路作用很有意义。
我们认为，由区域现代化达到全国现代化是客观规律，因此研究苏南现代 化是必要的、有益的，因为苏南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实现小康，已开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了。其作用有四个方面：
第一，可以调查研究苏南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达到的水平和经验，研究探讨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任务、问题和发展方针，研究苏南现代化的各项指标，有利于苏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第二，苏南率先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成效，能起个示范作用，必能鼓舞苏南以至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信心和勇气，只要团结奋斗，中国必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第三，苏南先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遇到的问题、困难和经验教训，可作为各地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宝贵借鉴，先行者为后继者探路，可以少走弯路，提供经验教训。
第四，苏南率先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果，一部分作为税收上交国家，国家通过转移支付帮助后发地区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
苏南率先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关键是坚持实事求是、积极稳步地前行，力戒急躁冒进。当时，我一直重视乡镇企业，经常到苏南地区调查，并结识了一批乡镇企业创始人，市、县、乡镇和村的负责同志。我到省委党校工作期间，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苏南乡镇企业的崛起》。
苏南工业经济的主要部分是乡镇集体企业，无锡、常州的国有企业原先很强，但很大一部分搬迁到三线去了。乡镇企业发源于农村大办工业，制造农具和农业机械，调整中大部分停办了。
后来的特殊历史时期里，国有企业停产、半停产，日用工业品出现了买方市场，乡镇工业重新崛起，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乡镇工业的产品畅销，农民用从乡镇工业赚的钱，补贴农业，解决农业高产低效的问题，增加收入，这就是以工补农，以工建农。为了发展乡镇工业，农民从上海、无锡、常州等国有企业聘请工程师、技术员、老工人在星期天到乡镇企业指导，叫做“礼拜天工程师”。
乡镇企业是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创办的，不是国家投资兴办的。所以，我在《苏南乡镇企业崛起》一书中，称乡镇企业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支新军，称它为异军突起。这是特点之一。
特点之二，乡镇企业的原材料、资金、设备、人才、销售都通过市场解决，在计划体制以外运行，所以乡镇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开拓者、创新者。
总之，乡镇企业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是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的产物，也是人民群众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的产物。当时乡镇企业的精神是“四千四万”精神：走遍千山万水、讲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用尽千方百计。这是当年乡镇企业开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