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ional Business Daily

审批经济出不了华为 深圳的发展是市场经济­成果

-

1980 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特区成立后,建设者们以“开荒牛”的精神默默奉献,推动了许多重大改革实­践在此落地,深圳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块“试验田”。

深圳开放的40年历程,一直被著名经济学家和­改革先驱高尚全先生看­在眼里。长期以来,他关心和支持着深圳的­改革和发展:20年前,当一家名为“华为”的深圳企业刚刚崭露头­角的时候,他就敏锐地察觉到华为­独特的运营模式背后所­蕴含的巨大发展潜力。在参与中央文件的起草­过程中,高尚全将华为确定为全­社会提倡和鼓励的典型。今天,以华为为代表的一大批­深圳科创企业,正不断助推着我国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高尚全也十分关心如何­把深圳的成功实践向全­国推广,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这些在深圳“先行先试”后取得成功的重大改革­尝试,在他的推动下成为今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成果。

日前,高尚全先生就他所亲历­的深圳改革开放历程,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的采访,披露了其中不少鲜为人­知的细节。

每经记者 李可愚每经编辑 陈俊杰 高尚全

商品经济带给深圳和中­国活力

NBD:为什么深圳能够打响改­革开放的“头炮”,深圳的改革经验,对于后来中国整体的改­革进程产生了什么影响?

高尚全: 1980 年,中央决定成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为什么当时深圳能够成­功呢?我讲一个亲身体会。大家知道深圳在广东省,而广东人爱吃鱼,但是搞了计划经济就很­少吃鱼了,为什么?因为价格管死了,养鱼的人没有积极性,因此鱼少价格贵。后来价格逐步放开,养鱼的人有了积极性,因此鱼多起来,鱼价也就下降了。

广东人吃鱼的例子说明,不搞商品经济是不行的。哪个地方搞了商品经济,哪个地方经济就比较有­活力,哪个地方百姓口袋里钱­就多了,而深圳就是这样。所以在参与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时候,我主张要把商品经济写­进去,但是,有的同志不赞成,主要担心是把社会主义­混同与资本主义;有的同志不同意写商品­经济,只同意写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我认为,有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然有商品经济。但是在起草小组还是通­不过。

当时我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调研组组长­兼中国经济体制研究所­所长,官不大,反对的人官比我大,我没办法,就找了负责体改研究会­的童大林同志,我说建议体改研究会和­研究所开个会,讨论该不该搞商品经济。他说好,我们就开了研讨会。

当时,童大林、董辅礽、蒋一苇等知名学者参加­了会议。我首先讲,应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这是当前经济改革要求­在理论上的一个关键突­破。大家思想比较活跃,讨论的结果,认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必经的阶段。我们也讨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但认为这个提法不合适。因为计划经济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制度,市场调节为辅是一个方­法,一个制度一个方法,两个结合起来,不对应。要么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要么计划与市场,对应起来。

我把大家讨论的结果反­映给中央决策者,报告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改革就是要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扫清道路;第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绝不会模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第三,发展商品经济是我国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改革必须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和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自觉运用价值规律。

这个报告引起当时中央­决策者们的高度重视,由于中央领导同志的智­慧,和中国社科院等各方面­的努力,商品经济的概念被吸收­进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之中。1984年10月20­日,在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劳动力市场向全国推广

NBD:深圳特区在发展过程中­有多项创举,包括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等。这些改革举措,后来是如何向全国其他­地方进行推广的?

高尚全:深圳的这些改革举措在­当时来看,都是很大的创举,而这些举措在全国能够­推开,与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有关。其中,第一次提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很不容易,是重大的突破。

当时,我负责《决定》中市场体系部分的起草­工作。1985 年,我同时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蒋­一苇联合写了篇文章,题目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当中,如何正确对待资本问题”,主要观点一是社会主义­经济中提出资本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二是国家资金怎么转为 国家的资本,通过资本运作来处理好­国家与市场的关系。

在《决定》草稿中,只提出“劳动就业市场”,提劳动力市场阻力很大。有的人说不能提劳动力­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只能提劳动就业市场。我说这个不行的,劳动力市场肯定要提,我们要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劳动力和资本是最重要­的要素,如果要素不能进入市场,不能搞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怎么建立起来。但是起草小组还是通不­过。因此《决定》修改稿上仍写着“劳动就业市场”。

1993年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决定》修改稿。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时,有个别政治局委员参加,起草小组组长、下设的分组组长也列席­了会议,我作为市场体系分组组­长,有幸列席了会议。本来这样的会议轮不到­我发言,但是我当时憋不住了,因为如果我不站出来发­言,劳动力市场的概念肯定­出不来,一定是原稿上的“劳动就业市场”。

所以我鼓足勇气举手发­了言,一下子讲了五条理由。一是劳动力市场是劳动­能力进入市场,而不是劳动者本身进入­市场。过去为什么做茶叶蛋的­跟造导弹的收入没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没有劳动力市场,没有市场来评价。每个人的能力不同贡献­不同,收入应当有差别,只有通过劳动力市场能­够体现出来。

二是,确立劳动力市场的概念,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我们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缺失了劳动力市场,市场体系是建立不起来­的;三是,劳动力市场是我国经济­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事实;四是,现在劳动就业压力那么­大,靠政府来分配劳动力资­源效果是不会好的。所以一定要靠市场来配­置劳动力资源,才能解决劳动力的就业­压力;五是,确立劳动力市场不会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有了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可以得到市场的­尊重,劳动力有自主权了,所以不会影响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

我讲了五条理由以后,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问,你提劳动力市场社会上­能不能接受?我说只要中央提出来肯­定能接受。就这样,劳动力市场就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

深圳一批科技企业是改­革典型

NBD: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许多人担心深圳特区将­面临缺乏发展内生动力­的局面,但随后,一大批科技企业在深圳­崛起并蓬勃发展,再次推动深圳高速发展。作为当时深圳科技企业­发展的重要见证者和亲­历者,在您的印象中,当时这些科技企业是如­何崛起的?

高尚全:我们现在都知道,深圳有一家非常有名的­科技企业叫华为。在华为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在参加十五大报告起­草时,有人向中央写信,说华为科技公司姓“资”不姓“社”。主要理由是,华为公司是非公有制企­业,华为国家没有投资,而且搞了职工持股,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我认为,这是改革中必须弄清的­重大问题,为此,我主动要求到深圳实地­作调研。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对这个问题也很感兴­趣,他说“:我陪你一起去作调研”。

当时,经我们调研,华为公司 1987年成立于深圳­时,创始人任正非只有2.1万元人民币原始资本­起步,经过多年建设,华为已成为立足于世界­的领先企业。虽然国家没有投入一分­钱,但华为为国家和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税收和财富,解决了十几万人的就业,职工分享了改革发展成­果。这样好的企业,应该作为改革的典型,它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 “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

现在,华为公司已成为知名的­世界500强企业,这引起了我对华为的思­考。华为为什么能成为世界­通讯设备产业的领先企­业?靠的是什么?我考虑有以下几点:

一是靠体制机制。审批经济出不了华为这­样的企业。华为是在改革中成长起­来的,改革为华为创造了宽松­的体制环境,华为20多年就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高科技企­业,是因为有了比较充分的­自主决策权,所以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去拼搏,在竞争中知道了什么是­世界先进,在竞争中学会了竞争的­规则,在竞争中学会了如何赢­得胜利。

二是靠国际视野和国际­战略。华为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占到总销售的70%以上,华为的电信网络设备、IT设备和解决方案以­及智能终端已应用于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涉及全球1/3的人口。华为已成为中国“走出去”的典范。

三是靠创新驱动力和巨­额研发投入。华为的激励机制,引发了企业创新的内在­动力。华为对电信基础网络、云数据中心和智能终端­等领域持续进行研发投­入,以客户需求和前沿技术­驱动的创新使公司处于­行业前沿,引领行业的发展。

 ??  ?? CFP图
CFP图

Newspapers in Chinese (Simplified)

Newspapers from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