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大开发，靠伟人“推了一把” （上）
浦东是上海的新“钱袋子”
NBD：当年，浦东新区是如何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浦东新区的筹备和建设，经历了怎样的决策过程？
邵煜栋：孙中山先生有一本书，叫做《建国方略》。里面明确提到，在中国沿海要建设三个大港：南方大港定在广州；北方大港定在大连；东方大港就定在上海浦东这个位置。中山先生认为，中国要富强，要建设三个大港对外。
所以说，浦东开发是历史必然和历史能动的结合。说是个历史必然，是因为坐落在那么好的一块宝地上，过了黄浦江，就是上海的外滩、南京路，闹市区。但是，就在对面这一片地方，85%以上是农田，沿黄浦江浦东段只有破厂房、破民居，是一些不发达、比较落后的地方。
此外，上海解放以后，承担了“共和国长子”的重任，财政收入长期遥遥领先于其他各省份。在1990年的时候，第一，上海上交的财政占全国的六分之一，也就是说国库里有六块钱，其中一块就从上海来；第二，（上交中央财政）占上海财政总收入的87%左右；第三，上海自己留下来的钱只够“吃饭财政”，大概不过36个亿左右。
浦东开发的主要制约是什么？主要是黄浦江上直到 1990 年，竟然没有一座桥。这在世界大城市之中，实在是绝无仅有。为什么？第一，建桥难度大。大桥下面必须要过万吨轮，一过万吨轮，这个桥面就要高。大概是 45 米的净空高度，相当于15层楼这么高。两边的引桥大概要四公里，要动迁居民三千五百多户。再加上工厂企业 220 多家。上海造不起了，没钱啊。
第二，当时造桥要8.2亿元人民币， 但一年能动的基础设施资金只有6个亿。那么建完一座桥，这笔钱也不够，也不能说建了桥，其他什么都不干。所以说上海从陈毅当市长（解放后上海第一任市长）开始，就在讨论建桥，但很长时间之后，桥都还没建起来。
而且，当时连续发生了多次市民大雾天抢着过江上船所导致的踩踏事故。上海当时很多人都知道，每到大雾，就容易出事。那时候，黄浦江上过江，主要靠 16 条轮渡线、四条车渡线，一到大雾就要停航。等到复航，轮渡站积压的人群一定要抢着上船，发生踩踏事故。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 1987 年12月的一天，那天雾很大，延续了很长时间，为了抢着过江，发生了较为严重的踩踏事故。
当时，上海在诸多制约下，城市向何处发展？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一江之隔的浦东。这个地方能够使上海 的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发展闯出一条全新的路来。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就有了四个经济特区，后来加了一个海南岛。在1990年的时候，浦东与深圳的差距就显现出来。因为当时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上海当了国家的“后卫”，守“球门”，城市也不如往昔。所以要走出一条新路，才能使上海焕发生机，再造一个新“钱袋子”，为国家做贡献。
朱镕基到上海当市长以后，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请小平同志来上海过年，把浦东开发的设想向小平同志做了报告。邓小平同志听了，说“这是一个好事，早该如此，可惜迟了五年”。这个五年就是指讨论海南建特区的时候，没有把浦东带上。邓小平同志想的绝对不单单是一个上海而已，他想的是以上海这个地方，向世界宣示：把改革的大旗举得更高。
然后，朱镕基请小平同志，把上海浦东开发设想的意见能够带到中央去。小平同志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你应该去找总书记。朱镕基对小平同志解释道：总书记刚刚从上海到中央工作，他讲上海的问题不大方便，还是您讲为好。小平同志笑着接受了这个建议。
之后，在 1990 年2月17日，小平同志对有关领导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有件事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这里就可以看出历史的能动性来，浦东的开发为什么能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上了快车道？就是靠了伟人推了一把。
在邓小平文选中，可以看到一篇文章：1990年3月3日，邓小平把中央领导请到家里，做了一次长谈。他说，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这里就强调，上海是王牌，打出去影响大。
后来，中央派出了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到上海来实地考察，然后向中央做了专题报告。中央4月12日讨论作出了决策，4月18日，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专程赶到上海，在大众汽车公司成立五周年的大会上，宣布：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开发开放上海浦东。不过，当时中央决定不再建立新的经济特区了。所以，上海就决定喊出“新区”这个名称，“浦东新区”在全国也就是第一个。而朱镕基对它的定位非常清楚：叫“不特而特、特中有特”。不是特区，但享受了一些特区的待遇、特殊的地理位置、特殊的人才基础，要为国家做特殊的贡献。
浦东大开发正式拉开序幕是 1990年5月3日，那时候，经中央批准上海多了一个委办，叫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当天正式挂牌。这样，浦东开发建设就进入了快车道。那一年，主要做两件事：一是浦东的规划全面启动，二是基础设施建设要突破。
到了1991年的春节，小平同志再次到上海过年，听取了朱镕基同志的汇报，那个时候汇报稿是我们直接参与起草的。那天是1991年2月14日，大年三十，快要下班了，突然接到市里通知说待命，有重要任务，我们浦东开发办的两个领导就赶到市里接受任务。我们就在那里等待。一会儿，领导回来说不能回家吃年夜饭了，赶快写向小平同志汇报的汇报稿，所以那天晚上我们就是在外面的鞭炮声中写稿子，到了第二天送到市里。后来，又赶快到新锦江41楼的旋转餐厅去布置会场。当时，浦东没有地方可以向小平同志汇报，所以汇报地点还是在浦西的新锦江。
到了大年初四的早上5点多，小平同志正式登上了南浦大桥。下桥后，在新锦江用了早餐，然后在那里听取了朱镕基同志的汇报。汇报期间，小平同志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也不是现在这个样了，浦东像深圳特区那样早几年就好了。
此时，小平同志实际上意识到了，浦东开发相对比较晚了。那怎么办？于是就给你一个任务，叫“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这也是现在浦东的座右铭。
在小平同志的进一步关怀下，浦东开发的速度大大加快，那时候我们在规划、基础设施、金融、高科技方面都有比较大的动作。到了 1992 年，小平同志南巡期间，又一次到了上海。2月7日那天，他到了南浦大桥，因为桥梁还在建设当中，所以当时建桥的总工程师向邓小平在桥下做了汇报，邓小平看着模型，说了一段话：“浦东开发比深圳晚，但起点可以更高。起点高，关键是思想起点要高，后来居上，我相信这一点。”
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最后一篇《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又比如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
所以说，浦东不只是一个开发区，它是国家战略。有人认为国家级开发区级别是最高的，但浦东下属就有四个国家级开发区，它自己就属于一个国家战略。
到了 1993 年的 12 月中旬，小平同志又来到了上海，上了杨浦大桥的桥上。那天天公不作美，下着一些雨夹雪，还刮着六级风，天气很冷。小平同志冒着严寒，驱车上桥，上桥以后，他拍着扶手喊停车，说要下来走走。媒体记者都蜂拥而上拍照片，邓小平讲了一句话：“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他的女儿说：“爸爸从来不作诗，今天怎么诗兴大发？”邓小平说：“我不会作诗，这是出自我内心的话。”
所以，现在要讲浦东开发，要把小平同志倡导浦东开发和中央决策浦东开发的过程讲清楚。
浦东开发，理念创新是关键
NBD：随着1990年中央宣布开发上海浦东，浦东的建设和发展进入了快车道。您当时亲历的浦东初创时期又是怎样的？
邵煜栋：浦东开发的筹备，实际上要追溯到上海市的老市长汪道涵，他在1985年就带领了一批干部，做浦东开发的调研。这当中就包括了后来浦东开发办最早的一批成员，比如原来浦东新区政协的李佳能主席，他原来是上海规划院浦东分院的院长，他跟随着汪道涵做浦东开发的前期调研，还有现在上海政协的副主席周汉民，当时也跟过汪道涵做调研。
到了浦东开发正式决策之后，就从上海的各个委办调了一批干部，还有当时刚毕业的一批大学生，也来到了浦东工作。这样，浦东就马上进入了快速发展的快车道。
当时，上海市的决策是在体制机制上，逐步形成了“东事东办”的机制。很多原来要到浦西办的决策、手续、过程直接在浦东办了。比如说当时审批项目，上海市可以审批30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以上的交中央，各个区则只能批5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但浦东新区也可以审批 3000 万美元以下的项目，只要给市里备案一下即可。所以说，在规划、基础设施、外资引进、基层建设方面，浦东就拥有了一条得天独厚的快车道。
另一方面，浦东从1990年9月开始，建立了三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也就是陆家嘴、金桥、外高桥，后来加了张江。他们构成了浦东开发中的“野战军部队”，首先突破。这三个开发区功能各异，没有重叠。陆家嘴的功能是金融；金桥则是叫出口加工区；外高桥叫保税区。到了1991年8月，又建设了张江高科技园区，所以这样浦东率先启动了以区域开发为主的四只“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