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部分优势产业技术创新已进入“无人区”
科技体制变革经历三个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最核心的是解放思想，确立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坚持改革开放。一方面，通过科技体制的改革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另一方面，把我们的发展融入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中，充分吸收世界科技发展的成果和经验。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科技体制变革经历了怎样的历程？
1978~1998 年是第一个阶段。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科技界迎来了“科学的春天”。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工作方针。随后开始建立国家科技计划体系，实施了星火计划、火炬计划、863计划、973计划等一系列发展计划。1995年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表明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第二阶段是1999~2011年，这一阶段整个都是围绕着怎么推动技术创新，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聚焦在应用层面的发展。深化科研院所改革，其中技术开发性的院所进行了企业化转制，公益性院所也作了转制；2006 年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提出自主创新战略，以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为突破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
2012 至今是第三阶段，这一阶段进入更宏观的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实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发展要坚持三个面向：一是科技创新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二是要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三是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2016年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召。2017年，党的十九大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进一步明确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三步走战略——即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5年，科技实力要有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50年 建成世界科技强国，为我国科技创新加快实现赶超跨越提出了新的目标要求。
科技创新主体更趋多元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科技创新方面发生了哪些新变化？
十八大以来，国家科技创新资源配置和管理改革取得一些重大突破，包括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构建新的国家科技计划体系；建立新的科技管理体制、专业机构管理项目机制、统一的监督评估机制、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等。在创新投入持续增加的同时，创新政策体系也逐步完善。
十八大以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创新主体的演变。以前，主要是大学和科研院所推动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而从十八大以来，在传统的创新主体之外有了一些新型研发组织，像光启研究院、华大基因研究院、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等。各省份也搞了一些产业技术创新研究院。
这些是从传统的体制里衍生出来的，但他们是在用一种新的机制，用更市场化的方式在做，进来一些新的主体，整个市场就更加活跃了。
另外，国家层面也在加大推动的力度，提出要加强国家实验室和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建设，希望突破产业发展中的关键技术，比如针对高铁、新能源的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相比以前依托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建设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实验室和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更多是着力于前沿科技，类似于美国的国家实验室。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这意味着将致力于国家产业竞争力的突破。尤其是“中兴事件”之后，在产业的整体发展方面有一些关键的技术问题需要解决。
另外，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现在有很多民营企业投入资金，大力发展基础研究、颠覆性技术等，这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以前企业可能更多注重下游的技术研发，基础研究更多是大学、科研院所的事，这就说明现在企业已经在发力搞前沿科技了，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比如由施一公等一批科学家发起设立的西湖大学，完全按照研究型大学的机制在建，它通过8次全球人才招聘，选聘68名 PI（principal investigator，首席研究员），引进仇旻、许田等讲席教授全职加入，采用PI模式办学，整个学校的体制、研究体系、平台的服务体系，都围绕PI来建设。这些都表明我国的创新体系中的创新主体在发生变化。
需加强制度创新、源头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制度创新要协同发挥作用，两个轮子一起转”。您怎样看待制度创新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中的作用？对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您有何建议？
过去的成绩虽然很好，未来的任务也很艰巨。下一步我们应当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强制度创新。
近几年，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十分迅速，这是一个大背景。经过40年的发展，我国部分优势产业技术创新开始进入“无人区”，即以前我们是跟着人家走，但目前在一些领域已经走在前沿了， 我们的产业创新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
但是再往前走，尤其在原始创新、前沿创新、颠覆性创新、构建创新生态系统方面，很多东西都是新的，无从借鉴，包括移动互联网、支付方式等，这时候制度创新的重要性就越来越明显。以前是科技在前面跑，制度不断去完善，以后制度的保障作用会越来越明显。
下一步我们仍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在人才、资金、投入方式、成果应用、利益分享等方面，顺应经济发展趋势，继续深化改革，不断营造创新生态环境、落实创新政策。
目前我国在源头上可用于转化的高质量创新成果比较缺乏，科技成果与企业及市场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不适应也不足以支撑产业发展需要，您认为应当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要不断激发传统创新主体的活力，同时也要鼓励和扶持各类新的、多元化的创新主体，来推动源头创新。首先，要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投资科研教育，涌现更多像西湖大学这样的机构，要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包括创新主体、运行机制、制度、主体之间的互动问题等。其次，在国家层面上，要大力推进国家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建设，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在传统的体制机制内衍生出来的主体，可能会受到传统主体的束缚，需要进一步深化传统大学、科研院所、企业的改革。
再次，着力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社会氛围，包括科研道德体系，合理、多样化的评价体系，多元化的科研教育投入体系等。一些科技的发展已经超越了传统制度的约束，如果制度跟不上就会出现问题。发达国家科研走在前面，公民的科学意识和素养也更强。我们作为后发国家，公民的科学素养还有待提升。因此，新的技术背景下，加强在科学与伦理关系方面的深入研究很有必要。
另外，未来肯定要在源头创新上有突破。任正非、马云等走在前列的企业家已经意识到对源头创新的强烈需求，所以加大了在源头创新方面的投入。有了这些民营创新主体的加入，与传统的创新主体平等、公平、共同发展，这样国家的创新体系才能更有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