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舜泽：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提供更多绿色生态产品
2624个样本：督察没减少高污染业利润
NBD：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就想着放松环保执法，这是“环保影响经济发展”的观念没有改变，能否介绍一下生态环保督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吴舜泽：学界和社会上对生态环保督察执法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利好均无异议，但缺乏对短期影响的定量研究。我们收集了宏观经济数据、金融监管数据和生态环保督察数据以及41个工业行业近5年的月度数据，从生态环保督察对财政收入、工业增加值、GDP和行业效益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定量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生态环保督察对短期经济并无显著的负面影响，对企业转型升级、地区经济长期发展等还有正向促进作用。
从宏观经济数据看，生态环保督察没有对地区工业增加值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考虑到影响滞后性，团队还增加了前一期GDP数据作为解释变量，发现生态环保督察对地区经济发展还有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
从财政收入方面看，通过分析2000年1月至2016 年12月的月度数据，预测2017年1~11月无生态环保督察下的财政收入，发现实际值比预测值仅少了347亿元，影响很小。扣除预测期内“营改增”和规范非税收入对财政收入的显著影响，生态环保督察对财政收入不但没有产生负面影响，反而使财政收入增加。
从行业层面看，通过分析41个工业行业 2012~2017 年共 2624 个有效月度样本数据发现，从模型显著性检验来看，生态环保督察降低高污染行业资产规模和收入规模，但并没有减少高污染行业的利润总额，工业行业整体盈利能力没有因生态环保督察而降低，反而在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等方面作用明显。
此外，对企业来说，生态环保督察对不同规模的企业存在不同的长短期作用，大企业比小企业受到的短期“阵痛”影响更小，且获得的长期正向促进作用更大，
环保趋严带来的“阵痛期”均为20个月左右，此后影响转为积极正面。这一点尤为重要。生态环境保护对不同区域、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企业影响在不同维度上日益分化。越是需要进行转型升级的行业越欢迎环保严管，越是较早进行环保整治的行业越不受经济社会形势影响，这充分说明了内因是起主要作用的。因此，环保是促进中国经济换挡升级非常重要的动力，会带来企业竞争力正向效益的提高。
猪肉、钢铁等价格上涨：生态环保督察不是“元凶”
NBD：普通人对宏观经济数据感受可能不明显，但对微观的价格感受比较真切。许多人认为钢铁、水泥涨价，以及2019年猪肉涨价等与生态环保督察有关，它们之间是否存在联系？
吴舜泽：2016年下半年起，以煤炭、钢铁、水泥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及其他主要能源原材料价格出现显著上涨。由于生态环保督察恰逢宏观经济周期性回暖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不少人把价格上涨主要原因归咎于生态环保督察力度加大，甚至出现了诸如“环保冲击实体经济”“生态环保督察刺激价格上涨”等
论调。
我们经过研究发现，生态环保督察只是在多重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产生了一定的叠加效应，并非价格波动的“元凶”或主要因素。很多问题要客观、全面地看待才是科学的解释方式。
2017年以来，工业品价格、PPI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2017年前8个月去产能已超额完成当年任务，导致供求关系变化；二是基数对价格的增长贡献率达到80%，钢铁、煤炭、石油、石化等重点行业价格上涨对PPI的贡献率达到80%；三是进口价格增长10%形成的传导作用。其中，重点工业产品价格变化与生态环保督察执法无关。2016年以来煤炭价格的大幅上涨，主要原因在于2013~2015年全球范围煤炭行业去产能市场化，推动我国煤炭行业的周期性反弹。
另外，要特别注意的是，决定价格的主要因素是供求关系，如去年砂石料价格上涨主要原因在于过去一些地方和部门由于资源管理等因素挤出部分“劣质供给”，堵了后门，却没有及时为具备资质和条件的企业“开前门”，企业仍受到各种限制无法形成新的供应能力、优质供给不足。而且每次原材料和工业品价格违背客观规律打着生态环保旗号上涨，背后总有金融等炒作因素，也有不适应环保严管的利益相关者制造的舆论。
2019年猪肉涨价，此前流传比较广的错误观点认为，环保禁养区政策导致生猪产能大幅度下降、价格大幅度上涨。尽管现在大家基本上恢复理性，我们也很高兴看到近期生猪生产逐步恢复，但是复盘这个过程，仍然发现一些值得深思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还有一定共性。
非洲猪瘟、猪周期等多种因素才是导致生猪存栏量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调查发现，过去企业对疫情看得比较重，多个养殖场因感染非洲猪瘟或疑似猪瘟对生猪进行全面扑杀。很多中小养殖场户担心感染猪瘟，纷纷提前清栏处理，缺乏补栏意愿。生猪养殖风险高，保险公司不愿在疫情发生期间开展相关保险业务，进一步加剧后续影响。
养殖企业反映的原因第一位是猪瘟疫情引起恐慌性抛售，对生猪产能影响较大；第二位是仔猪母猪价格过高，补栏资金压力大；第三位是养殖用地难，资金缺乏；第四位才是环保要求较高。只有把正确的原因找出来，才能有效增加生猪产能，恢复供应、稳定价格。
通过猪肉、煤炭等案例分析，总的来说，是多重因素叠加推动了国内一些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有些是周期性因素。不能把价格上涨原因归咎于环境督察执法力度。这非常容易导致下错药方。
国外的案例也很能说明问题。日本原通商产业省（承担着宏观经济管理职能，负责制定产业政策并从事行业管理，2001年改组为经济产业省）和OECD组织在1977年将进行公害治理和不进行公害治理作了一个比较。发现进行公害治理对GDP影响只占上世纪70年代GDP的1%以下，使CPI从8.3%上涨到8.4%，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可以忽略。造纸、钢铁、电力、化工行业成本上升，对日本经济带来的影响并不大，对几个行业的竞争力也没有重要影响。分地区看，公害防治活动对重污染企业和重污染行业密集的区域会带来短时间的冲击，长期来看，采取公害防治活动，会给企业迅速带来更多的新业务，整体上不会带来较大环境负担。
因此，不能放大这种局部的、个体的、短期的经济影响，阻碍国民经济绿色化提质进程。这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要迈过的一道坎。
NBD：生态环保督察的质疑之声主要来自企业，反映了企业的不适应，其中争议比较大的一点是，环保标准提高得太快，企业疲于应对，对此您怎么看？
吴舜泽：总的来说，比起人们群众对环境质量的诉求，比起污染防治攻坚战和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比起西方发达国家的环保标准，中国当前不少环保标准还有待提高，现有标准严格执行到位也很重要。一些地方或领域在落实国家要求时，存在层层加码、级级提速的现象，同时缺乏与企业的充分沟通，造成了大家对标准实施的不理解。
我们感觉到，污染防治进入深水区，不是方向不对，而是已经引起利益格局的调整。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绝不是敲锣打鼓、轻轻松松就可以实现的，它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刻改变，所以难免会有一些企业，尤其是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相对严重的企业感觉不适应。环保标准提高、污染排放绩效提升是大势所趋，企业应把环保与企业的生存发展紧密联系起来，需要积极主动做好调整应对。
我们在研究中也发现，越大的、越好的企业越可以获得市场空间，越小的、越是牺牲环境换来发展的企业越没有利润空间。
记者手记
转型绿色发展要先转变观念
“十四五”即将开启，无论是经济转型升级还是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必将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做好绿色发展最难的一关却是观念的转变。
近年来，环保发展成效在经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能看到印记，但对环保的质疑之声从未中断，“环保影响经济发展”的固有观念在一些人心中已经根深蒂固。受疫情影响，经济发展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网上也不断有人提出“今年环保是不是暂时不严管了，到底是要蓝天还是要肚皮”等观点。
生态环境部等相关部门通过分析2000 年1月至2016 年12月的月度数据，预测2017年1~11月无生态环保督察下的财政收入，发现实际值比预测值仅少了347亿元，影响很小。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生态环保督察没有减少高污染行业利润总额。
正如生态环境部门经常说的一句话：我们绝不能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不能让多年的成果付诸东流！
环保工作不可能走回头路，站在“十四五”的起跑线上，政府、企业、公众等社会各界都应该转变思想观念，让绿色发展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