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马上朝去

我们对古代中国的认知往往固定在明清两朝上,其官员坐大轿的风气使我们形成了刻板的印象,其实自隋至北宋,文武百官多是骑马上朝,文明本是一场流动的盛事。撰文:孟晖

Noblesse - - Bon Vivant - 编辑:陈映雪

传统戏曲中的“包公”形象深入人心,于是乎现代的影视作品演绎这个题材时,就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戏曲中的设定。戏曲中的包公是乘着大轿出行,影视中的包公便也一样随时坐轿子出行。

包公这个文学形象是有真实的历史人物作为蓝本的,而历史上的包拯却基本没有机会享受乘轿的安逸。延续北朝上层社会的风俗,自隋至北宋,从宰相到百官,上朝时一律是骑马前往皇城。这是官方的硬性规定,一年当中,只有大雪纷飞、道路湿滑的日子里,朝廷会临时颁布圣旨,恩准百官乘牛车或者坐轿上朝,不过也是到了宫门前就必须放弃交通工具,踏着大雪步行进宫。

那么情况的改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南渡以后,明面上的说法是,江南城镇包括杭州的街道大多都由石板铺就,而又长年多雨,马蹄走在潮湿的石板上容易打滑,会把骑马人摔下来。不过,北方上层社会的幸存者们仓促过江,一时没有那么多马可供骑乘,只怕也是一个不好说出口的原因。总而言之,到了南宋,文官改以坐轿的方式上朝及外出办公,并就此一直延续下来。即使进入明清时代,也只限于文官享受轿子,武官们无论上朝还是外出履行公务,按礼制规定,一律必须骑马。

上朝是要参拜天子的,北宋的大臣们自然得穿好朝服再上马出发。然而,东京汴梁却没有江南城市的一等青石板路,大街小巷都是土路,北方风沙又大,贵重华丽的朝服哪里经得住这等土尘,于是,很快又自发形成了一种风气,大家在官服之外再罩一件叫作“凉衫”的长罩袍,这种套在外面的长衣采用粗厚的衣料,染成如暗紫、黑褐之类的素色,耐脏耐磨。及至到了宫门前或者官衙内,把凉衫脱去,一身品服便华丽丽地登场了。

真正有趣的是,北宋的中高级官员骑马时还要戴“面纱”!公元10到12世纪,这种帽具既为中国政治精英群体遮沙挡尘,也是他们高贵身份的鲜明标志。宋太宗在淳化初年(公元990年)就正式规定,宰相、学士、御史以及各部门五品以上的高官出行时都要“重戴”,即在幞头——乌纱帽的前身——之上再加戴一顶围有垂纱的斗笠式帽具。垂纱帽还分为两等,最高级别的官僚如宰相等戴“席帽”,即帽檐周围垂吊一圈长薄纱或纱罗;较低级的官僚则戴“裁帽”,也就是仅仅在帽檐的前半周挂有长纱罗。至于帽的形制也有定式,所悬纱罗为黑色,衬里、系绦则为高贵的紫色,规定范畴之外的低阶官员则不允许戴垂纱帽。

唐宋大臣的随行仪仗更为简朴,而且北宋朝廷对之有严格的管制:出行时,只有皇亲、宰相以及中书省、枢密院的高官可以用伞盖遮阳,由跟随在马后的仆从为之张举,其余官员则只能由下人高擎一把大扇挡在身后。其直观的结果就是整座东京城里仅仅最为显要的人物才有资格既戴席帽又撑罗伞,他们是处于金字塔尖的一个群体,头上又有伞又有帽的珍罕现象甚至获得了一个专称“重盖”。在北宋人心目中, “重盖”意味着尊贵、权力与威严,是一位士大夫所能获得的最大成功的象征,让旁人既敬畏又艳羡。

作为历史真实人物的包拯官拜龙图阁直学士、权御史中丞、枢密副使,为执政大臣的级别,无疑,他进入了享受“重盖”待遇的行列,骑在马上,罩着凉衫,头戴一顶长垂乌纱深遮面容的席帽,头上方有大伞盖遮阳。按照这样的形象去想象包公,是不是立刻觉得心目中的人物在气质上都不一样了?

明清以来官员坐大轿的风气让我们形成一种固有印象,中国历史上的文臣全都弱不禁风,且贪图安逸,哪里有骑马的能耐?其实这真是冤枉了古代士大夫,唐宋两朝,宰相等文臣日日骑马来往忙碌公务,赶早朝时更是披星戴月,没有谁撑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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