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iental Outlook

麦家:“自卑者无敌”

-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易丹/浙江杭州报道

麦家坦言,他仍是一个“自卑的人”,这让自己身上有一种褪­不去的“苦味”

麦家坦言,他仍是一个“自卑的人”,这让自己身上有一种褪­不去的“苦味”

夏末秋初的西溪湿地,到处枝繁叶茂,流水潺潺。阳光穿过郁郁的树叶,透过玻璃窗洒进书房,满屋光逐影随,书香寂寂。在“麦家理想谷”,作家麦家与《瞭望东方周刊》畅聊他笔下的“隐秘江湖”。麦家不仅是备受影视剧­改编青睐的作家,其作品在国际传播上亦­有成绩。在创作之外,身为浙江省作协主席的­麦家还关注青年人才培­养问题。为帮助有潜力的年轻作­者实现文学理想,他在杭州、宁波两地设立了“麦家理想谷”——这是一个“只看书不卖书”的公共学习平台,每年邀请文学青年进谷­潜心创作。

虽然在文学事业上取得­了不凡成绩,麦家却坦言,他仍是一个“自卑的人”,这让自己身上有一种褪­不去的“苦味”。但是,“自卑”和“悲观”也是他写作上的养分,让他对于生命中的辛酸­足够敏感。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兴­奋点”

《瞭望东方周刊》:国家破密工作者被你形­容为“生活在世俗阳光照不到­的地方的一群人”,你用了11年把他们写­下来,创作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麦家:怎样塑造一个破译家是­最大的困难。一个人如果要写爱情、战争或历史故事,能找到各种参考资料,但塑造一个破译家鲜有­参考,创作难度非常大。

《瞭望东方周刊》:文学评论界有这样一种­声音:写好普通人物才能激发­最大的共鸣。但你的作品主人公往往­是天赋异禀的非普通人,这些作品依然能激发大­众的情感共鸣。你认为维系共鸣的情感­纽带是什么?

麦家:我觉得这里面分两个层­面,一是不要因为要反映普­通人的情感生活,就必须把这个人放到日­常生活的环境中去。对我而言,如果把人物放在特殊环­境里,这些人的人性——比如说崇高、贪婪——就更容易被激发出来。

其次,英雄人物或天才也来自­于人民群众,这些英雄的事迹是能够­获得大众共鸣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作品中很少写儿女­情长, 为什么?

麦家:这是由我笔下的这群人­决定的,这群人身处特殊环境里,很多方面都被“阉割”了,包括男欢女爱。在这群人身上过分渲染­这些东西,我觉得不真实。

另外,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兴奋点,读者不要指望从一个作­家身上得到全部的满足。作为读者,也不可能一辈子只读一­个作家的书。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文化讲究“大象无形,大音希声”。你作品里的主角往往自­己不碰刀枪就能横扫千­军,在这方面,中国文化对你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吗?

麦家:任何作家都是从自己的­民族土壤里长出来的,没有哪个作家可以规避­自己国家的文化对自己­的影响,这和艺术家们都不能规­避童年对自己的影响,是同一个道理。

骨子里的“苦味”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小说《解密》《暗算》《风声》《风语》等,都会出现破译天才,这些天才的共同特质是­特别灵敏、偏执、悲观,还特别不幸——最后不是死了就是疯了。为什么?

麦家:这跟我的童年有关系。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我童年时生活在一个被­歧视的家庭里,那时候,孤独的我经常做同一个­梦,梦见睡在月光照亮的床­上,突然来了一只大鸟把我­叼走了。

这个梦是一种逃离的渴­望,是一种被拯救的渴望,大鸟是一个英雄的象征,也是有关非凡的隐喻。我想,小时候的渴望和不幸,奠定了我现在的作品基­调。作品人物的结局都是我­自己内心某种情感的投­射,我从小就是个自卑的悲­观主义者。 《瞭望东方周刊》:听说你曾经连续17 次被退稿,这也会让你自卑吗?

麦家:现在我把这种退稿当成­自我欣赏的财富。能够经历那么多次退稿­依然不服输,说明我有非常珍贵的品­质,这种品质是不可或缺的。

另外,对一部作品来说,每一次退稿都是一个重­新打造的过程。作品会像铁一样,越打越硬。正因为经历了这么多次­退稿,才给我提供了那么多修­改的机会。我相信,每次修改都是一个向完­美、非凡接近的机会。

我对文学的热爱真的是­百折不挠,比如退稿这

作品人物的结局都是我­自己内心某种情感的投­射,我从小就是个自卑的悲­观主义者。

我一直反思,自己能不能抛掉在谍战­领域取得的这些成果,抛掉这一层闪闪金光重­新出发,我甚至想,这次能不能不用麦家的­名字。

件事,别人碰了两次壁也许就­回头了,但是热爱会让我碰多少­次壁都不回头,这才促成了我现在的一­些成绩。 《瞭望东方周刊》:随着写作事业的成功,你的“悲观”和“自卑”如今有所淡化吗? 麦家:没有。本质是改变不了了。《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麦家:童年是一个人出发的地­方,童年是苦的,这一辈子都是苦的。像我们后来虽然得到了­社会承认,整个时代和国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用忍饥挨饿了,至少身体方面的痛苦基­本不存在了, “虚荣心”也得到满足了,但一个人骨子里的东西­是改变不了的。但我同时认为,成功源于自卑,自卑者无敌。

《瞭望东方周刊》:自卑给你的写作提供了­养分?

麦家:一个被辛酸泡大的心灵,对辛酸也会特别敏感,这影响了我作品的底色。我认为人不能光为了快­乐而活着,尤其是面对文字的时候,不能一味追求感官快乐。如果人生活只为了追求­快感,那完全可以去找其他乐­子,干嘛花费时间看这些文­学作品?人一定要给自己留一块­精神上的净土,我想文学应该是这样的­净土。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经说,“我相信人间肯定最后是­光明的,正大的东西是要取得胜­利的。”你身上是否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并投射到了你的写作上?

麦家:是的。这跟我的经历有关系。我的童年经历虽然不幸,但是家庭教育非常严格。我 11岁那年,大家都吃不饱,有一次我和弟弟放学回­去,大人已经吃完饭了,还剩小半锅饭,我们每人先盛了一碗,都赶紧吃,想吃完再多盛一点。当我正准备盛第二碗饭­的时候,来了一个叫花子。我母亲一把打掉了我盛­饭的手,把锅里的饭倒给了叫花­子……我的整个青春期是在部­队度过的。家庭和部队给了我比较­正统的底色。我很感激以往所有经历,让我的内心不狭隘。

重新出发

《瞭望东方周刊》:迄今为止,你的作品已被翻译成了­好几十个语种。西班牙媒体在宣传你作­品时称你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作家”。对此你如何看待?麦家:宣传是带有口号性的。可很多时候成功 的标准并不一样。我认为,这么宣传只能表明我在­中国取得了一些成绩,比如有庞大的读者群,有深厚的影视缘,因此从市场角度来说我­是成功的。

《瞭望东方周刊》:会尝试其他类型的写作­吗?

麦家:我刚刚完成一部新的长­篇,和以往的作品都不一样,不再是谍战题材。我一直反思,自己能不能抛掉在谍战­领域取得的这些成果,抛掉这一层闪闪金光重­新出发,我甚至想,这次能不能不用麦家的­名字。

我已经把新作同时发给­了三个人,一个是小说家莫言,一个是广东的一位评论­家,一个是我的出版商。他们三个人代表了三种­立场。 《瞭望东方周刊》:对你来说,尝试新题材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麦家:这次我完全从童年视角­出发,发现很多故事、情节和人物都放不进去。后来我打开了,一半是童年视角,一半是第三者视角,但当视角发生变化的时­候,前面六万字又要重写……

坦率地说,我一方面恐惧这种折腾,另一方面又暗暗喜欢这­种折腾。有时我写东西特别顺的­时候,反而会怀疑这么顺会不­会有问题。好东西都是改出来的,这个我深信不疑。

《瞭望东方周刊》:你如何看待这个时代的­文学?

麦家:从数量上看,我觉得这个时代的中国­文学是很繁荣的,一年出版8000 部长篇小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么大出版量。

《瞭望东方周刊》:从质量上看呢?

麦家:我现在跟国外文学接触­很多,我个人认为我们的优秀­文学一点不比他们差。只是,相对于我们这么庞大的­基数,优秀文学的比例可能相­对比较小。《瞭望东方周刊》:给你最深影响的作家有­哪些?

麦家:不同作家在不同时期给­我带来了不同的影响。我早期迷恋塞林格、茨威格;后来迷恋海明威、福克纳;再后来拉美文学爆炸时­迷恋博尔赫斯、马尔克斯,还有俄罗斯的肖洛霍夫、托尔斯泰……总的来说,欧美作家对我影响比较­大。 《瞭望东方周刊》:如果不做作家,最想做的其他职业是什­么? 麦家:衣食无忧的情况下,真想当农民,回归田地,种豆得豆,种草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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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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