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美审 之变：将时代画卷“穿”在身上
作为自我表达最直接的方式，服饰一直在见证和记录时代的变迁
“应该把拍婚纱的业务捡回来。”1979年，时任中国照相馆经理的姚经才走访港澳调研当地摄影业，回京后，他向同事们提出了这个设想。姚经才之子姚建中正是在恢复婚纱摄影的关头进入中国照相馆工作的，他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 “这个决定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是种冒险。”事实证明，姚经才的决定顺应了时代潮流：自 那时起，中国人的服装不再被“灰蓝黑”所限，观念的改变将直接作用于服饰。
20 世纪 80年代初，几乎天天都有新婚夫妇在北京王府井的中国照相馆老店前排队等待拍婚纱。这是转型初始时人们衣冠之变的掠影——在记录人生关键时刻的镜头中，通过服饰的变化，展现一种新的面貌。
如设计文化学者、北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办公
室副主任兼策划总监曾辉所说：“改革开放，就好似打开了门窗，让我们和世界在融合，在同步。人们不断通过服装来改变自身，不仅是外观层面，还包括审美趣味。”
在摄影师的镜头之外，中国的时装潮流、时尚消费、服饰审美观一路嬗变。改革开放40 年来，作为自我表达最直接的方式，服饰一直在见证和记录时代的变迁。
西装、喇叭裤和蛤蟆镜
婚纱摄影在中国照相馆原不是空白。1937年创立的中国照相馆原在上海经营，摩登、西式的婚纱礼服在此流行，而婚纱供货地则是有着织造传统的苏州。1956年中国照相馆迁至北京后，婚纱摄影业务也依然受欢迎。
“文革”时期，西装、婚纱都被视作资产阶级产物，“拍婚纱”在照相馆中消失，所有婚纱礼服亦尽数销毁。
“灰蓝黑”的中山装、绿色庄严的军装——直到 1979年，镜头里国人的服饰不外如此。“思想的高度统一、提倡艰苦朴素的价值观，造就了当时统一的着装风格。”《瑞丽服饰美容》内容执行总监兼时装总监石璐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姚经才看到港澳地区婚纱摄影的红火，敏锐地感知到改革开放将带来国人服饰审美的新风，也将带起内地的婚纱摄影。
1979年，姚经才在苏州老裁缝处定制了几套婚纱礼服带回北京，重新恢复了中国照相馆的婚纱摄影业务，这个业务板块给照相馆带来巨大的营业额。
“每天凌晨三四点就有顾客排队，从八点到半夜十二点，我们一天要拍260 到 300对夫妇的婚纱照。”姚建中说。
在经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年轻男女略显笨拙的爱美之心在婚纱中得以表达。姚建中已记不清，当时自己作为摄影助手给多少年轻先生的“假衬衫”上打过领带、帮助多少年轻女士用婚纱遮住脚上的布鞋。
此时，布票还限制着国民的服装消费，日常服饰的改变受此制约，人们也难以马上转变过去单一朴素的审美观。1979年 3月，法国著名时装设计师皮尔·卡丹率时装表演队首次来到北京和上海进 行表演——这一举动，被视为“揭开了中国服装的‘红盖头’”。
“在当时，这是对中国人服装审美的一次冲击。”石璐说。从男俊女靓的欧美模特身上，中国人第一次感性地了解了“时装”和“时装表演”。
与此同时，中国人在服饰上虽然开始追求美观，却也有“不知怎么穿”的迷茫。于是，电影角色的穿着成了效仿对象：《追捕》中男主角凸显硬朗气质的风衣《、庐山恋》中女主角令人应接不暇的裙装，都让中国的年轻男女神往，人们拿着布料到裁缝店要求做“同款”。
1983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深圳经济特区考察，看到干部们穿着旧式干部服，主动鼓励大家穿西装、女士改变发型。
这一年，布票制度宣布告别历史舞台，中国服装业开始改革。另一方面，随着国门渐开，除西装外，喇叭裤、蝙蝠衫等欧美时髦款式也在年轻人中流行开来。
“这种时尚流行，实际上是西方社会开始定义的。”石璐说。
20 世纪 80年代初，中央电视台译制引进的美国科幻连续剧《大西洋底来的人》，出现在每周四晚的电视荧幕上。石璐回忆，当时男主角的蛤蟆镜也成为了中国大街小巷的流行单品。
“皮尔卡丹套装，瓦伦迪诺睡袍”
黑、灰、蓝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了，红色、黄色、绿色等单一色彩流行起来，大花头、小花头、印条、印格等各种图案的面料日趋丰富……改革开放后到20 世纪 90年代，中国人的着装得到了肉眼可见的“色彩解放”。
“改革开放之前，因受政治因素影响，国人在着装上色彩单一、黯淡。国民在色彩观念上得到改变，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思想解放，二是经济发展。”北京服装学院教授崔唯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和对外贸易的繁荣发展，使得中国人在20 世纪 90年代里拥有了更多的商品购买选择，海外品牌与本土品牌、大众品牌与高档品牌纷纷涌现在兴建起来的商场和服饰专卖店中。国民收入的提高，也刺激了服装消费。
在 1994年播出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中，保姆小张从海南创业归来，她有一句台词令人印象深刻：“我脱下皮尔卡丹套装，换上了瓦伦迪诺（即
1979年3月，法国著名时装设计师皮尔·卡丹率时装表演队首次来到北京和上海进行表演——这一举动，被视为“揭开了中国服装的‘红盖头’”。
华伦天奴）睡袍……”
学者王静怡在其硕士论文《当代中国转型时期大众服饰审美观研究》中提到，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下中国人的服装消费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从满足日常生活需求的服饰消费转向满足心理欲求的服饰消费、从追求服装使用价值的消费转向追求服饰符号价值的服饰消费。人们穿衣服不仅仅要合身，更要舒适、美观，能够彰显自我的身份和地位。”
在收入提高后，穿着海外名牌可以展现自身的消费能力和品位，因此“穿名牌”甚至“穿假名牌”得以成为一种风潮——选择印有品牌商标的衣服，最能体现这种“炫耀性消费”的特点。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阶段的年轻人开始产生了服装审美的自觉，在鳞次栉比的商店中如何挑选服装、如何搭配服饰，成为他们关心的问题。
石璐认为：“由于国人时尚观存在断档、脱节的情况，造成在物质丰富后一时不知该选择什么衣服，有时不够得体的问题。”可以说“，穿名牌”和“学搭配”都是国人重新建立服饰审美观的表现。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时尚杂志开始发展起来。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 年代初，《ELLE世界时装之苑》《时尚》《瑞丽服饰美容》纷纷创刊发行，奠定了当下时尚杂志三足鼎立局面的基础。石璐表示，当时《瑞丽服饰美容》的创刊理念就是给中国年轻人提供“搭配公式和扮美工具书”。
在这个历史阶段，时尚杂志通过对品牌单品的介绍、服饰搭配公式的介绍，渐渐完成了一种“对国人时尚审美的启蒙”。
不再是“由你指导我”
千禧年到来后，中国的服饰制造业体系越来越发达，生产的服装品类和款式也越来越多。服装潮流的变化更是越来越快，体现出与国际潮流同步的趋势——这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关系密切。
以色彩的流行为例，崔唯认为，近年来，国内服饰颜色的喜好与变化，感知着国际色彩流行趋势的变化，“如近年来流行的水果色彩、粉彩色系、自然色系、军装色系等，都备受消费者的青睐。”
通过对国际四大时装周和国内外市场的综合观察与调研，崔唯总结，当下国际上最盛行的色彩搭配主要包括受波普风格影响而形成的“撞色组合”、 受哥特风格影响而呈现的“红黑组合”、受海洋（度假）风格影响而风靡的“蓝白组合”，以及经典的“黑白组合”等。
“由于当今时代时尚的‘国际化’，深受国际流行趋势影响的中国设计领域和服装服饰市场也主要流行这些配色。”崔唯说。
与此同时，在服装审美上，多元化和个性化的趋势越发明显。
“在新世纪初，服装品牌和品类还不够丰富，现在已经是百花齐放，各种品牌定位都有，消费者选择余地相当大，门类和种类更新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这都是形成多元化服装审美风格的条件。”石璐说。
改革开放初期对某种款式盲目性、群体性追随的现象，已经越来越难以见到，取而代之的是寻找“适合自己、适合场合”的衣服。
例如，在参加婚礼时，男士们已经不会全部穿着款式呆板的西装，也不会不合时宜地穿着运动服，而是选择合身、得体的衣服出现。
王静怡认为：“人们更加自信、从容，根据自己的喜好装扮自己，不再是看见新潮衣服就盲目往身上套。”
人们通过穿衣打扮表达自己、构建自我身份，因此，在穿衣风格上的个性化与多元化，不仅仅是审美观更加丰富和包容的体现，也是社会成员的阶层和身份更加多元的表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都市白领涌现后“OL（Office Lady，办公室女性）”风格的流行。
改革开放后国民眼界的开阔和收入上的提升、对自我认同的强化，使得石璐所服务的读者们有了更强的个性：“大家穿衣服已经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读者不需要像以前那样‘由你指导我’，而是会根据个性化需求去判断和选择。”
“理性”成为此时人们选择服装的关键词。石璐认为，当下时尚杂志在编辑理念上的转型和这种需求的变化密切相关，时尚杂志、时尚博主等的职责转变为“在物质极其丰富的情况下推荐一种值得去消费的服装选择”。
“国风”带来“国潮”
如今，在姚建中拍摄婚纱照时，客人会穿婚纱礼服，也会选择唐装旗袍。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在
“同样是文字，用很有美感的字体将‘中国李宁’印在卫衣上，就有了一种自信表达的意义。”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不久前，有一位女青年找她外约拍摄，拍摄地点选在了红墙黄瓦的故宫。
“拍摄前沟通时，她说是古装，等到真正拍摄的时候，我才从她口中知道，这叫‘汉服’。”这位女青年告诉姚建中，自己是欧洲留学归国的，平常做红酒生意，研究汉服、穿着汉服是她的一种业余爱好。
“如今年轻人喜欢的汉服穿戴，是对民族文化一种很好的传承。服装设计界接下来可以再琢磨，如何将民族元素、民族文化融入实用化的服饰中。”石璐说。
实际上，在过往的国际时装中，不乏西方设计师运用中国元素的案例，虽然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表达，不过仍然是“他者的叙述”，所表达的内涵、运用的符号都较为有限。
近些年，中国本土的服装设计界正在尝试将中国元素时尚化、将中国文化潮流化，让“国风”成为“国潮”。
例如，2018年2月7日上午，李宁品牌以“悟道”为主题正式亮相纽约时装周2018秋冬秀场，不仅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了中国品牌在自我文化表达上的成果，在国内关注潮流趋势的年轻人当中也产生了极大反响。
“同样是文字，用很有美感的字体将‘中国李宁’印在卫衣上，就有了一种自信表达的意义。”石璐说。
如果说过去国际时装周上的中国人更多是去“开眼界、长见识”，从而将国际流行趋势、潮流文化“引进来”，那么如今国际时装周则将渐渐成为 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舞台。
曾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这种‘走出去’，不是送出去，而是卖出去，让世界消费中国当代创意文化。创新理念方法、加大推进力度，中华文化方能更好地走向世界。反映在服装方面，这些年东方美学在国际时装舞台上备受瞩目、大放异彩。”
在设计领域兴起的东方美学风潮，实际上也正在通过产品化的衣饰获得大众市场的认可。体现飘逸内敛的东方风格的款式、有着传统刺绣纹样的街头服饰等，已经成为许多年轻人的选择。
崔唯认为，中国未来的服装服饰领域在色彩设计上的发展，也会呈现出“两条腿走路的局面”：一是继续紧随国际色彩潮流；二是不断挖掘具有中国本土文化特点的色彩。
“换言之，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作为国内服装服饰设计者、品牌理应大力传承本民族优秀的色彩遗产，此举不仅可以极大地丰富服装服饰设计语汇和满足多元化的市场诉求，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弘扬本土色彩文化，增加民族色彩自信心。”崔唯说。
于开放的格局中展现基于东方哲学的美学和人类追求美的共同愿望，将是未来国际舞台上中国服饰审美观的全球性表达意图。
而从大众层面上而言，国人的服装审美观已经不再将“奢华、繁复、名贵”视为绝对的美，如曾辉所说：“穿上名牌、住上豪宅不一定就幸福，关键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选择适合自己的，并能够穿出自信、穿出品位，才是美之所在。”
（本刊实习生鲁雨涵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