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成为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主流力量
当地政府需要在保护和发展之间寻找到一种平衡，遗产应该成为城市发展的亮点，而不是负担
作为目前拥有不可移动文物76.7 万处、国有可移动文物1.08 亿件/套的文物大国，中国的文物工作在改革开放40年中取得了哪些进步？存在哪些问题？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舞台上，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日前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表示，“40年来，文物工作为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提供了实证，中国也已成为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主要引领者之一。”
文保专项资金40年增长 1500 倍
《瞭望东方周刊》：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改 革开放对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有哪些重要影响？40年间，我国文保工作取得了哪些重要成就？
宋新潮： 40年来，我国文物工作整体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丰硕成果。这里我重点介绍五个方面。一是党中央、国务院对文物工作始终高度重视。40年来，基本上每十年左右都会发布一个关于文物保护的中央文件。2018年，《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两个中央文件相继出台，为新时代文物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文物领域一批文物保护、利用、传承的重大项目、重大工程、重
大政策被纳入“十三五”国家规划及专项规划。
1994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国家文物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国家文物局从文化部内设局，提升为文化部管理的副部级部门。2002年，文物保护法修订颁布，明确国家文物局作为国务院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地位。二是人才队伍是初具规模。全国文物从业人员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6 万人，发展到 2017 年底的16余万人，在知识结构、学历结构、职称结构方面均有了很大改善；全国一级机构全部建立了专业的文物机构；考古专业从二级学科变为一级学科，设立考古专业的大学从10所增长为 40余所。
三是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完善。
1982年文物保护法通过，这是新中国文化领域的第一部法律。至今，我国现行有效的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超过600件。
四是促进对外交流合作，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与义务。
文博场所成为中国开展主场外交、推介中华文化、展示文化自信的“国家客厅”，如2018 年习近平主席与印度莫迪总理共同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精品文物展；文物进出境展览成为丰富文化外交、推动文明互鉴的“重头戏”。40年来，1000余项文物展览走向世界，外国观众超过1亿人次。
此外，我们快速地融入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大潮，已陆续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等四个公约，从跟着走、跟着学，到现在成为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主流力量、主要引领者，充分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1993年起，先后在6个国家参与8个项目的历史古迹保护修复工作，联合考古合作覆盖了12个国家15个项目，完成援助柬埔寨吴哥古迹茶胶寺、蒙古科伦巴尔古塔、尼泊尔加德满都九层神庙等援助合作保护项目。五是文物工作对经济社会发展作用不断彰显。40年来，从长江三峡工程到南水北调工程，从汶川地震抢险救灾到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从雄安新区建设到京津冀协同发展，文物工作全力配合国家重大项目实施，积极抢救保护大量珍贵文物和遗址。兵马俑、金沙、三星堆、南越国宫署遗址等重大考古发现，为当地梳理了历史文脉，夯实了文化积淀，盘活了发展资源。文物与旅游相结合，以博 物馆为例，全国博物馆数量从1978 年的349个，增长到如今的5000余个，其中近九成实现免费开放，当前年接待观众超9亿人次，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不言而喻。
《瞭望东方周刊》：在众人印象中，文物部门似乎相对冷门，刚才你谈到了人事方面的改善，在财力资源配备方面近年来又有哪些变化？
宋新潮：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财富的迅速增长为文物事业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中央财政文物保护专项资金从1978 年的 0.07亿元，增长为2018 年的 108 亿元；中央财政累计投入文物保护资金从1995 年的1亿元，增长到 2018 年的 1143.9亿元。地方财政也持续加大文物保护资金投入，2017年全国文物事业费355.59 亿元，较上年增加15.6%；资金适用范围不断优化，全方位覆盖文物安全、文物保护、文物合理利用、文物对外交流等。
从“拦路虎”到“香饽饽”
《瞭望东方周刊》：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据了解，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份专门针对文物保护利用改革并以中办、国办名义印发的指导性文件，为何选择此时出台该文件？有何重要意义？
宋新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发挥文物资源价值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文物工作仍存在安全形势严峻、机构队伍不健全、法律制度不完善等问题，一些难点、重点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文物事业的健康发展受到制约和影响。
“若干意见”正是聚焦文物工作的重点难点和改革发展问题，对新时代文物保护利用改革提供了全方位制度设计和政策供给，并提出了16项主要任务，全面概括总结了当下以及未来一段时间文物保护利用改革方向和内容，推动文物工作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激活社会力量参与到文物保护的事业中来？
宋新潮：全社会对加强文物保护利用的共识在不断凝聚，从过去视文物为经济建设的“拦路虎”，转变为如今将其当成城乡发展质量提升的“香饽饽”。
我们在不断强化文物保护利用与百姓生产生活相结合，比如实施古建筑和传统村落保护工程，促进文物保护利用与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相结合等。在山西，“文明守望工程”公布了首批252处可供社会力量选择参与保护利用的市县级不可移动文物，在不改变文物所有权的前提下，在一定年限内给予社会认领认养者使用权、经营权。在北京，故宫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2.2亿元资金全部由社会捐赠，使文物保护成为专业部门和社会力量互帮互助的过程。
《瞭望东方周刊》：各地文保意识参差不齐，尤其是部分农村群体文保意识相对淡漠，导致一些地方文保工作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甚至出现违法、违规现象，如何化解这种矛盾？
宋新潮：文物保护需要全社会重视。要加大宣传，增强对话与互动，培养正确认知，提高保护意识水平；涉及到具体案例时，要依法保护、依法处理，不断强化程序意识，这是基本要求。很多问题的出现是因为没有按照既定的程序、规范操作而导致违规、违法，必须依法、依规追究、处理。此外，在按照文物保护相关准则、标准、规范实施的过程中，还应充分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和各地工作实际，做到“量体裁衣”。
金字招牌需要用心守护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目前有53项世界遗产， “世界遗产”这一头衔能对遗产和当地带来什么最直观的好处？
宋新潮： “世界遗产”的头衔能带来更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有利于中华文明成果的传播和弘扬。2016年，我国各世界文化遗产地累计接待游客总人数约 2.9亿人次，其中境外游客近650万人。故宫、长城、秦始皇陵及兵马俑等更成为外国政要、社会名流访华游览的首选参观地点。
此外，以世界文化遗产旅游为核心的旅游业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带来大量直接和间接的就业机会。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直接参与世界文化遗产地相关保护和经营活动的当地居民人数约为 19.6 万人。
《瞭望东方周刊》：这块金字招牌应当如何守护？宋新潮：任何一处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都要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监督。保护管理出了问题，导致遗产价值受损，就有可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反应性监测，或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甚至最终被除名。目前，已经有两处世界遗产，阿曼的阿拉伯大羚羊保护区和德国的德累斯顿易北河谷先后被除名。我国的部分世界遗产，比如武当山古建筑群等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实施了反应性监测。
我们在实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方面，无论是保护维修项目还是开发建设项目，都开展先期的遗产影响评估，并严格依法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其中，重大项目还需要按照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第 172条的规定，通过世界遗产中心提交世界遗产委员会进行审核。通过这样的方式，尽可能确保涉及世界文化遗产的决策有利于遗产价值、文化传统的保护、利用和传承。
《瞭望东方周刊》：在你心目中，国内比较好的世界遗产范例是哪里？
宋新潮：我个人认为，敦煌莫高窟整体来说是做得不错的。所谓不错应达到三个标准，即有完整的管理体系、前瞻性的保护规划和良好的宣传展示策略，从而使整个遗产真正融入到社会中。
敦煌有一个值得借鉴的做法是对参观游览的秩序进行了合理引领，包括对参观路线、流程做了很好的规划设计——开放哪些洞窟，先看哪个后看哪个——这既是保护措施，也是参观的需要，因为不同的路线会带来不同的体验。
其次，敦煌研究院实行了行之有效的门票限额及预约机制、并在距离莫高窟石窟群20公里的地方建了数字展示中心，通过主题电影、球幕电影等形式主动对游客进行参观预热。同时，可以在此处对客流进行缓冲，把游客高峰平均到各个时段，防止大量人员集中涌进莫高窟，形成安全隐患。
当然，也有值得改进的地方，比如影片过于强调观影体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洞窟实际参观体验，导致游客一到洞窟发现并没有影片里那么震撼，会有心理落差。所以，文化遗产工作实践还在探索的过程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会存在成绩与问题并行的情况。
文化遗产的价值要辐射到社会公众
《瞭望东方周刊》：应如何引导世界遗产、文化遗产走向公众、服务公众呢？
宋新潮：文化遗产传承与服务公众，要重点加强三个方面，一是加强文化遗产价值的挖掘和保护，二是尊重并处理好与当地民众、周边社区的关系，三是注重遗产价值的展示与阐释。一家博物馆、一处文化遗产，如果当地的老百姓都不去参观，它的管理者应该感到羞愧。在做好保护管理工作的基础上，我们要大力推动文化遗产在社会转型发展中发挥作用，不能只是停留在宣传层面，要让它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中，通过耳濡目染融入血液，从而使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成为社会的行为自觉。
比如世界文化遗产厦门的“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它展示了东西文化交流、融合的特有风情， 自然环境与历史文化感俱佳。当地居民对这个岛充满了感情，它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来此旅行。举一个例子，许多人来鼓浪屿拍婚纱摄影，每年产生大概5亿~7亿元的相关收入。公众在普通街巷、小楼前拍照，想象将来自己要过怎样的生活，将其融入到婚姻、家庭生活的记忆中。鼓浪屿只是一个连接点，人们来这里不仅旅游，也是感触一种梦想的生活，这种生活中包含了历史和未来，这是遗产对社会最好的一种融入。
《瞭望东方周刊》：河南殷墟 2006年成为世界遗产，但十几年过去，并未如其他遗产地那样给当地居民带来更多收益，当地政府更多在保护它，并没有很好地利用它，我们应该如何把保护遗产与当地的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呢？
宋新潮：世界遗产意味着更大的保护责任、更重的保护义务和更高的保护标准，从而有利于遗产地文化的保护、文脉的传承。最优先的是保护，开发与利益是第二位的。特别是对于殷墟遗址这样的考古遗址类的文化遗产，首要的任务是做好考古和保护工作。这是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的珍重承诺，也体现了我国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决心。
当然，在保护的同时，也要处理好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应该围绕殷墟遗址的保护、传承作文章，更有效地组织地方产业，以殷墟遗址为中心来发展，这既是对民众负责任，也是对遗产负责任。
当地政府需要在保护和发展之间寻找到一种平衡，殷墟应该成为它城市发展的亮点，而不是负担。
我个人认为，敦煌莫高窟整体来说是做得不错的。所谓不错应有三个标准，即有完整的管理体系、前瞻性的保护规划和良好的宣传展示策略，从而使遗产真正融入到社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