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赵“建武四年”铭鎏金铜佛坐像基座上云气纹、发愿文、三个圆孔考释

后赵“建武四年”铭

Popular Archaeology - - 目录 - 文 图 / 王趁意

我此前发表的“后赵‘建武四年’铭鎏金铜佛坐像”系列文章(详见本刊2 0 1 7 年4 月刊、2 0 1 7 年8月刊、2 0 1 8 年1 月刊)中,已经考证了该造像所谓的“禅定印”,实为汉式(道教)造像双手捧腹、意守丹田的神人手势;所谓的“结跏趺坐”应是汉式(道教)的传统坐姿;所谓的“束发肉髻”仅仅是汉式(道教)众多发型的一种,和印度佛像的“肉髻”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体系的艺术表现。通过以上论证,进而得出了后赵“建武四年”铭鎏金铜佛坐像(以下简称建武四年造像)是“披了一件袈裟的道教造像”的结论。那么,这尊造像究竟供奉的是谁?我们下面将对造像基座上的云气纹、发愿文、三孔纹进行考释,从而试图揭开他的真实身份。

云气纹

建武四年造像的基座呈长四方台形,台面内凹,上有三孔。边框上有云气纹饰,和印度佛坐像的台座相对比,具有很突出的中国特色。金申曾在《大千世界 法身妙相 中国古代金 铜佛造像简说》一书中注意到了这种与众不同的云气纹饰:“(印度)在犍陀罗风格的佛像上,台座边框纹饰多是连续的三角纹或十字纹……而此像刻划着秦汉以来流行的云气纹。”金申所说的云气纹,是指边框上围绕基座一周,与向下四个棱边上阴刻的一组连续纹饰。

正如金申指出的那样,云气纹是秦汉以来在中国艺术领域非常流行的一种纹饰类型。《中国画像石全集(二)》中收录的“西王母云气图”,画像四周边框内的云气纹和建武四年造像边框内云气纹,表达的是同一种文化氛围。这种纹饰的流行,源自秦汉以来中国人的宇宙观念。古代中国人认为,大千世界当万物未形成之时,整个宇宙都处于混沌原始的“气”之中,万物皆在“气”的孕育中生成。这种云气的原始混沌状态,即是道教的“一”,也可称为“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建武四年造像是“佛”,那么此处基座上的云气纹意义何在?难道源自印度的佛像,还需要中国传统云气来渲染增色,并象征生存于“混沌”之中?或者可以换个角度,理解为

创作者意在用一周云气纹营造一团“气”的氛围,是用来烘托其座上这位神人。那么,这座穿着袈裟的神人会是谁?我们先来看看这尊佛像的供奉者是怎么用发愿文表白的。

发愿文

发愿文镌刻在造像基座后壁,铭文内容: “建武四年岁在戊戍八月卅日,比丘竺……慕道德……及……三……生”。由于铭文大量缺失,想完全弄清楚发愿文己经很难。但现存的发愿文至少已经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此造像铸造年代是确凿的;二是因文字不全,坐像主人公有可能是一位“比丘竺”,即佛门弟子;三是第四行首始便出现“慕道德”三字,因为此行以下缺数字,在发愿文中,是一种难解的意味深长的悬疑,“慕道德”三字表意清晰,概念完整。此句话使人联想最敏感的是老子的《道德经》,及其他道教经典中出现频率极高的“道德”二字。说明这位佛门弟子在崇佛的同时,很可能也崇道,即佛道双修。

一位“比丘竺”的佛门弟子,在其供奉崇拜的神佛坐像上,开首即表达出非常清晰准确的仰慕道德的情愫,神秘而又使人费解。但更让人费解的事还在后边。

辗转流传至今的建武四年造像已残缺不全,但仍可看出造像头后有一突出的长方铜榫,约1厘米见方。根据同类造像形制可知,这一部分需和带有方形孔的外挂相匹配,该外挂按常理推测,应该是一件带有纹饰的背光。令人遗憾的是,我没有亲自目睹过建武四年造像的实物,但按照有关资料可知,建武四年造像现存净高39.7 厘米,比四川麻浩崖墓享堂门楣上的石雕佛像(36厘米)还要高。按工程制图法粗约计算,建武四年造像的头像长约12厘米,横宽为7.6厘米。再按黄金比例推算,此外挂的背光直径应有 15厘米之多,否则难以和整座佛像相匹配。也就是说,一尊完整的建武四年佛像,高应该在 50厘米左右,在当时、甚至当今世界,都无愧是一尊恢宏大气、气宇轩昂的艺术珍品。

中国历史上的后赵,是一个疆域不大、存世不长的撮尔小国,但能在公元 338 年道、佛杂糅时期,造出形象超群、体形硕大的鎏金铜佛坐像,这不仅是中国最早有明确纪年的铜佛造像,也是当时体量最大的铜佛造像,其使用者决非一般等闲之辈,应该是地位显赫的王公贵族,甚至是皇宫御用之物。

三孔纹

更使人费解的是,在建武四年造像基座正面,有精心打制的三个圆孔。关于这三个普通又神秘的圆孔,只有极少数学者专家关注到这个问题。他们觉得这三个圆孔决非无缘无故之作,但又大多认为最有可能是镶嵌悬挂莲花、狮子等附属纹饰的工艺孔,没有继续探讨其他方面作用的可能性,与揭开这三个圆孔神秘面纱的机会,失之交臂。

首先,可以看出三个孔是打在整体凹进去的正面台座上,如果还需悬挂附件,这就不合情理,整体为平面会更适合进行平稳合体的镶嵌悬挂。

其次,经过对通透的三孔外边缘仔细观察,可以看出因台座壁偏薄,没有外力捶打碰撞式 的凹陷痕迹遗存,就足以使这尊造像破坏损伤,也说明三个圆孔因孔壁偏薄,是不适宜进行悬挂负重的。

最后,通过缜密观察,基座上的三个圆孔在大小上是有差别的,即右下圆孔最大,左下圆孔次之,中上圆孔最小。这一差异,用目测亦可一目了然。制作者当初这么做,想表达什么意思我们不得而知。用工程制图比例法在照片上对比实体测算,这三个孔的实际尺寸约为:右下圆孔孔径8毫米左右(定为系数1),左下圆孔孔径6毫米左右(定为系数 0.75),中上圆孔孔径最小只有 4 毫米(定为系数 0.5)。这样的孔径差别,一是增加了当时钻孔制作的难度;二是若用来准备接受外来铜质的莲花、狮子的悬挂,不统一的孔径不利于附属件的制作、镶挂和匹配,同样不合情理。也就是说,打这三个孔的真实用意很可能和悬挂外附件无关。

考证至此,现有论证条件尚不充分,无法完全解开这一谜团。我们只有暂且从这杂乱的谜团中跳出来,放宽视野,转换思路。

西安博物院藏有一方三清神符咒文铜印。据馆方公开的资料并经有关学者考证,该铜印时代为明代中期,铜质,矩形钮,印高3.2 厘米,印台厚 0.7 厘米,边长 6.5 厘米,印文为阳文篆

书“北极驱邪院印”,印中最上部图案为三清神符号“”,印中部为雷公神步罡踏斗图。

除此之外,韩城市博物馆也藏有一方道教符咒文铜印。据博物馆公开资料并经有关学者考证,此为三清神符号篆书印。铜质,矩形钮,印台高 3.1 厘米,边长 6.5—6.7 厘米,印文为阳文九叠篆印,书写有“北极驱邪院印”印文,与西安博物院藏符咒文字印不同的是,印文除了三清神符号“”外,还有北斗七星符号。由这两方道教符咒文印可推断,当时道观的道士在做辟凶驱邪道场时,是将其作为三清神、天神的象征和凭信而使用的法器。

以上例举的两方道教三清神符咒文印, 只是这类符咒印的一部分,且时代较晚。在学术研究中用后世的材料考证前代的问题,难免有失严谨,更不能将其作为确凿的证据,但至少可以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知道的是,三清神和这种三星相连的三清神星座符号最早出现于何时?是同时出现的并生关系?还是先后影响的发展关系?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先来考证三清神。

众所周知,老子在历史上实有其人,是周朝的守藏史 国家档案馆的馆长,著有《道德经》,是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思想家。道教在东汉晚期创立,最初是奉老子为至尊教主,并把老子的《道德经》作为道教经典来尊崇。随 着道教的发展,渐渐出现了派别之分,也就有了一些关于道教神秩的“三清神”之说。

三清神是道教在南北朝时期的产物,是道教尊奉的最高神。“三清”最早始见于南梁陶弘景(456—536年)所撰的《真灵位业图》中。据此书显示,三清即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即太上老君)。其中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都是后世人为臆造出来的“虚神”,历史上无其人,又无著作思想,缺少文化基础。

三清神的臆造,使得单一以老子为至尊之神的道教神仙体系,变得庞大复杂纷乱起来,并且《真灵位业图》没有涉及三清神符号的来龙去脉,但我们毕竟还是弄清了三清神生成的大致历史背景。

三清神和三清神符号是两个不同的学术概念,三清神符号最早出现于何时,未见有人专门进行考证研究,在考证了三清神出处的基础上,我不得不再来考证三清神符号。

先来看《鄂州藏镜》中一面鎏金画纹带环状乳神兽镜。该镜直径 13.1 厘米,根据纹饰、铸造等各方面因素研判、甄别,可知该镜年代最早在东汉晚期,最晚也不会晚于西晋。纹饰以环状乳为界共分四区,每区均有神人瑞兽,高浮雕工艺铸工精细,因这些神人瑞兽无非辟邪、天禄、东王公西王母神人之属,我们将重

点介绍第一区。此区绘制一神人,头梳双发髻,头左边似有长发下垂,唇上有髭,颌下有鬚。穿“V”形衽领博衣,鼓腹,大眼隆鼻,双手袖于腹前,双肩饰有二层肩羽,端坐于左龙右虎座上。神人左方天禄神兽与肩羽之间,装饰有图形榜题:三星竖排“”一字形星纹符号,星纹之间有细线相连。三星纹铸制于此处应是作为榜题使用,和右边的双髻老态龙钟神人相匹配。我们由此可以推断这可能与三清神有关。

这一主题纹饰的发现,可以说为三清神符号的起源提供了线索,在汉、西晋道教初创时期已开始出现,并可能在创作老子形象时付诸使用。这一组新发现的三星相连竖排列的纹饰,应是后期的“三清神符号”的源头和鼻祖。但问题是,东汉时期道教尊奉老子为唯一至尊教主,这幅三星相联符号,所标示的右边端坐双发髻神人,毫无疑问就是太上老君老子。也就是说,三星一字相连符号,在当时尚无“三清神”之说的历史背景下,在汉末、西晋时期就只能是老子自身专用的星座符号,三清神星座符号和老子匹配在一起的这一纹饰特征,具有重大学术意义。

以上我们考证了三清神、老子和三清神符号的匹配,已实现了一个重大突破。问题还没 有得到解决,我们还必须要把研究重心回到建武四年造像上来。

有学者曾撰文指出,星云符号“”并不是三清神唯一的表达方式。此时的三清神也可以排列为三角形“”的三星连接。其在文中引用一方元代符咒搬运印,印文为道教符咒字体,上为“”排列的三清神星座符号,下为“敕”字,最下为符咒“鬼”字。另一方符咒搬运印,上为“”排列的三清神星座符号,下为九叠篆“鬼”字。上述符咒印上边“”符号,标示的是天界最高的三清神,下方为一“鬼”字。两者大同小异,只是“鬼”字裆内“李凱”“张五”等为求符人名。二方印的道教意义是:受天界最高三清神的欶令,派地府之鬼魅,使之现身阳间,到人间役使搬物,为阳间人服务。

这一发现虽然同样时代较晚,但还是让人深受启发并幡然而悟:建武四年造像基座上的三个神秘圆孔,其排列方式有可能与三星排列的“”纹一脉相承。这一“三星相连”的符号,也许正是我们要考证的建武四年造像基座上三个神秘圆孔答案所在。建武四年造像台座上,这位梳着汉式发髻,双腿收于臀下,呈汉式神仙坐姿仙坐姿,双手执持意守丹田道教印式,端坐在云气纹之云气纹之中的中的双手捧腹神人,正是“离合

于混沌之气”、穿了件袈裟的太上老君(老子)。三清神符号“”就是太上老君(老子)的星座,佛像主人要“慕道德”发愿文真正含义也有了出处。若上述论证属实,这对于传统观点而言,不啻于一个石破天惊的学术结论。

三清神是道教在南北朝时期的产物,如果站在建武四年造像本身的角度观察,该像在4 世纪初(338年)铸制时,陶弘景尚未出生(456—536年),待到其撰写《真灵位业图》提出“三清神”概念时,己是6世纪的事,而这时的“三星相连”的符号,己经早在汉代晚期、西晋的神兽镜上展示其风采,并在建武四年造像基座上表现。

摇钱树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曾引发学术界极大关注的四川摇钱树佛像被认为是现今国内己发现最大的汉魏佛像群。据最新统计,目前己有32株有佛摇钱树,共计102尊佛像被发现。摇钱树佛像又分为树干佛和树枝佛两大类。树干佛佛像头有双弦线圆或椭圆形背光,背光上有云气纹,身穿“V”领汉式博衣,均呈正面端坐,右手上举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或博带),头上无冠。

摇钱树枝佛的神像造型和摇钱树干佛的神像造型有极大不同。

树枝佛的神像造型也为正面端坐,头有双弦线圆形背光,梳有上下重叠双层向下梳理的汉式发髻,上唇有上翘八字胡须,大眼隆鼻,身穿圆领汉式博衣。右手上举施无畏印,左手握博带举至腹前,一足赤裸下垂,一足态势不详。需要在此说明一点,据有关专家考证,摇钱树枝佛像的流行年代在东汉中期。

其中最令人难以解释的是,安县、城固出土树枝佛像面颊两侧,分别画出三个醒目的小圆圈,两侧共计六个。对于这六个小圆圈,不止一个研究树枝佛的专家学者在描述佛像面部时,都用了类似的词语:“佛像头部有两个同心圆弦纹组成的圆形背光,边缘有六个匀称的圆圈”。更有学者屡屡在谈及“边缘有六个匀称的圆圈”时显得很困惑,但始终没有进一步的探究,使读者越发迷惑不解。关于圆形背光的描述我无疑义,但对“边缘有六个匀称的圆圈”,我认为是一种视觉误判。经观察对比并用圆规测量,左侧脸颊和右侧脸颊的三个圆圈是等距的,用工程测算法测算其间距系数为1,即“匀称的”。即使左右脸颊三个圆圈对换,间距系数仍然为1,说明这两组圆圈的相互关系也是“匀称的”。而左右两侧,上至神人发髻两旁,下至八字胡须 两旁的圆圈却是不匀称的,即这六个圆圈若作为一个整体,却是“不匀称的”。对于这一圆圈布局,我们可否这样理解:这六个小圆圈应是两组,是单独成立的纹饰符号,排列顺序完全同三星“”排列,放在脸颊两侧最彰显昭明的位置,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无非是要对这一神人的身份作岀强烈眧示并认定。一如建武四年佛坐像在基座上最昭明彰显的位置上,打三个呈“”排列的圆孔,用来昭示老子身份的逻辑思路一脉相承。如果我的这一理解合乎情理的话,结合以上对建武四年佛坐像基座三个圆孔“”的学术考证思路,即可推论出一个重要而大胆的学术结论:左右对称呈“”排列的三个圆圈,正是老子的星座符号在树枝佛上的又一种表现方式。脸颊两侧刻了六个圆圈的神人,正是太上老君(老子),用两组“”符号,为的是表示出更强烈的身份肯定,这种认定,年份要比鄂州铜镜上的老子三星“

”一字相连,早了近百年,能不能叫“三清神星座”还需要进一步考证。但是,我可以根据“老子一气化三清”的后世道教哲学思想,根据“一”“道”“气”都是道教最本元的概念,把它暂且叫作“—清神星座”符号。此处的‘一’,

不是量词,是名词,指道教的本元“一”。而后来“三清神”的称谓,说不定正好是“—清神”星座符号发展传承的合理衍续。

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下这尊所谓的树枝“佛”,他端坐在中国古人象征上天宇宙的圆璧之上,璧上满布云气纹,璧外边缘上也置有云气纹,表示在“一”的气场里,正如《老子铭》所言“离合于混沌之中”,身体整个被缠枝莲纹所环绕,七朵莲花分为三层盛开左右,背有圆形佛背光,左手执佛教的无畏定印,右手握博带,汉式发髻、汉式博衣、汉人面相、汉式胡须、汉式单赤足低悬,一幅和谐端庄的老子化佛图,正是《老子想尔注》所描述老子“一道者也……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常治昆仑,或言虚无,或言自然,或言无名”的艺术写照。

现在我们可知,原来安县、城固出土的二例所谓的摇钱树树枝佛,正是老子、佛陀一体双兼的老子化佛形象,为了学术研究的方便,我把这种有三清神星座标志的老子化佛形象,暂称为“老佛模式”。

2010 年第 4 期《四川文物》刊布的资阳出土树枝佛像资料显示,神像端坐玉璧之上,颈背后有椭圆背光,其与安县、城固树枝佛性质相同,因尚无三清神星座符号资证其身份,但应为有佛饰背光的道教神人,其身份待考,暂可称为“道佛模式”。

“老佛模式”或是“道佛模式”,是在东汉至三国、西晋时期长达 100余年的老子化佛过程中,在四川五斗米道教的宗教氛围内,营造出老子道、佛双兼形象的最终成果。“老佛模式”两组各三个匀称的圆圈是其身份的星座标示,和建武四年造像基座上三个圆孔“”的文化象征意义如出一辙。至此,一例建武四年造像、二例摇钱树枝佛像,两个后世孤立的道教符咒案例,便可以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了。

老子像

在这篇系列文章里,我以一个初学者的身份,不揣浅陋,推翻、否定了不少几成定论的 观点,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新观点和结论,当然,这些新观点也有可能会被别人再次否定,这是学术研究进步的必然,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努力完善证据链。

通过“建武四年造像”和“摇钱树枝佛三星符号”的考证,我总觉得这么重大的学术课题,仅用以上两类实物证据,尚显论据不充分。若有一尊从造型、铭文、三星符号,能全面证明是太上老君(老子)的造像实例,那才是相对圆满的学术结论,山东博兴县博物馆藏隋开皇十一年老子造像就是弥补这一遗憾的关键。这尊道教像有明确的纪年铭文,最关键的是有关于老子身份的明确表述。博兴县博物馆公开资料提及该造像“单身老子坐像,青铜质。老子戴道冠,面目清瘦,眉目细长,蓄长须,着对襟窄袖道袍,躯体瘦长,左手下垂扶案几一角,右手上举执塵尾,盘腿坐于四足方座上,身后有圆形头光及橢圆身光,头光内刻莲瓣纹,身后铸光背,上半部阴线刻一树,若垂柳。四足方座上刻铭文‘开皇十一年十月道民孔钺造老子像一躯□德’。它是龙华寺遗址出土的造像中唯一一件道教造像,也是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铜造老子像”。

此段文字说明基本是如实客观的,读来使我们对这尊造像有一个基本了解:一是这尊老子造像铸造于隋文帝开皇十一年(591年)。二是造像的铭文弥足珍贵,明确指出造像者的身份是“道民孔钺”,造像的身份是“老子”。三是铭文最后“□德”中所缺一字,结合建武四年铜佛造像的发愿文“慕道德”做参照,“□德”二字最有可能即“道德”二字,两尊造像铭文可互证。并且在文献介绍中说,这尊造像是“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铜造老子像”。

通过仔细观察,以上介绍文字尚有一描述不妥当之处,现补充如下:细观此尊老子像,描述文字在肯定老子“盘腿坐于四足方座上”时,细观该像老子的坐姿,只是左腿(含脚)盘于臀下呈“盘腿坐”,其右腿向左伸出,右脚下垂于台座之下,脚心向左,是另一种道教“非盘腿坐”坐姿,其姿势和安县、城固出土的摇钱

树叶佛的老子右脚下垂的坐姿完全一致,说明自东汉中期到隋唐千年之久,道教造像仪轨所特有的、非佛像因素的一致性,亦是可以相互自证的,是非赘言,留证于此。

这段简洁的不足20字的铭文说明,对论证建武四年造像为太上老君(老子)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建武四年造像与隋开皇十一年老子造像在时代上相差了近 300 年,两者铸造的历史大背景不同,使得在神像造型上差别较大。建武四年造像是在老子化佛过程中,道佛杂糅最兴盛年代中造就的,形象上必然要带有老子“化为佛陀”的历史印痕,辟如老子穿的那件典型的佛陀袈裟,就是历史的孑遗,而开皇老子像是“道民孔钺” 道教信徒造的老子造像,故此,除了造像历史背景上尚要借用部分佛教造像的因素外,如莲花背光、四足座老子造像本身已没有任何佛教的因素,是一尊地地道道的太上老君像。根据相关资料介绍,整尊坐像仅重 105克,可知造像铜壁之薄在2毫米左右,台座腿柱最宽处约 1 厘米。在正面的四足台座左、中、右狭小匪薄的腿柱空间上,赫然打有三个约 3 毫米直径的圆孔,三孔呈等腰三角形“”排列,突兀醒目。结合前文的论述,可知这一特征是典型的三清神符号,冒着有可能损毁坐像的风险打这三个孔,就是要在老子坐像上昭示老子的身份,这次的三个孔决不会再有其他镶嵌悬挂用途的可能性。

这样,铭文中的“道民孔钺”“老子”,以及三清神符号“”这三大特征,正是这尊老子道教造像准确无误的身份认同和学术口径的统一。是我们反过来求证建武四年造像基座上的三个“”排列的圆孔,城固、安县出土的摇钱树枝佛脸颊两侧的两组“”排列的三个圆圈,不正是太上老君(老子)星座符号最强有力的学术证据?这样一来,我们便从符咒印上三清神符号,到东汉—西晋画像镜上三清神符号,再到建武四年佛坐像三清神符号的考证,延伸到摇钱树枝佛三清神符号的考证,直到隋开皇十一年老子像三清神符号例证,所有这些实物案例都是不同时期太上老君(老子)艺术 形象的确凿表现,案例之间可以互为证据、互为结论,这样可以增加案例之间学术证据的强度和可信度,形成了一条稳固的证据考证链。

以上我用四篇系列文章,考证了建武四年佛坐像的“禅定印”“结跏趺坐”“束发肉髻”“云气纹、发愿文、三个圆孔星座纹”的来龙去脉,最终确认了建武四年造像是一尊披了一件袈裟的道教造像,并最终通过三清神符号的线索,考证了这尊道教造像的真实身份是老子,是东汉迄始直到两晋,一百多年来老子化佛过程的必然结果。这就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思:在早期道、佛二教的课题研究中,要把始自汉代以《老子铭》为代表的皇室提倡推崇的老子化佛的道教改革过程,和后世以道士王浮为代表的《老子化佛说》区别开来,这才是早期道、佛二教研究的正确思路。

通过以上论证,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和推论,不当之处,还望诸位方家学者指正。

(作者为中国铜镜研究会理事)

后赵“建武四年”铭鎏金铜佛坐像

“发愿文”位置及细节

韩城市博物馆藏三清神符咒铜印

西安市博物馆藏三清神符咒文铜印

鎏金画纹带环状乳神兽镜及细节

四川安县出土青铜摇钱树树干佛与树枝佛

搬运印

四川资阳出土摇钱树树枝佛

陕西城固出土摇钱树树枝佛

山东博兴县博物馆藏隋开皇十一年老子造像老子造像及基座细节

Newspapers in Chinese (Simplified)

Newspapers from China

© PressReader.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