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宗教考古的社会意义积极而广泛

宗 教是历史上的人类所创造的一种文化系统、一种信仰体系、一种以形而上为特征的知识和实践体系。它是先人对现实世界的一种幻化和对未知世界的一种想象性建构，解决的是人的恐惧、无力，与外部世界的和解、协调以及身心的平衡，当然也有对人性、对未知和未来世界的哲学性、文学性、艺术性、伦理性、最终性的美好精神追求和心灵寄托。也可以说，没有宗教就没有文明的诞生，人类如果仅仅是物质生活的进步而没有精神世界的建构，她是难以摆脱普通动物般生存状态和原子化社会形态的。当然，宗教也是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进行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进而可以带动更加全面的文化分享和文化合作，如佛教从南亚、中亚到东亚、东南亚，就有过这样的非凡作用。为此，“宗教考古”成为考古学中重要的分支学科，在有些国家和地区甚至成为显学。我们可以根据历史时段的不同，把宗教考古分为原始社会的“原始宗教考古”、国家文明产生后早期阶段的“神权宗教考古”、“元典时代”开始的作为社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所共同信仰的“普世宗教考古”三个阶段或者领域。必须说明的是，这仅仅是一个为了学术的界定而做的分类，实际状况要复杂得多，如原始宗教时期“万物有灵”的宗教思想一直到今天还在民间流行。从某种程度上说，宗教意识是人类觉醒的最早意识之一，是远古时代人类能够把“我者”和“他者”做分离的最初心灵启蒙，“万物有灵论”正是这个时期的意识产物之一。远古时代产生的人类最初的宗教意识也是此后的绘画、舞蹈、音乐等诸多艺术形式，神话等文学形式，甚至哲学、科学等文化成就产生的源点之一。史前宗教属于宗教起源或原始宗教的考古内容，许多学者通过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岩画、母神塑像等或新石器时代的祭坛、神像、祭器等研究原始宗教问题，对窥探人类的早期思维特点和行为模式以及宗教的起源等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在文明或国家诞生的进程中，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力——神权——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早期文明形态中，“神权”实际上成为一种统治工具，是“君权神授”的理论来源和社会控制神器，古代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希腊乃至美洲，早期国家中心都会有巨大的神殿、神庙、祖庙、 祭坛等宗教类建筑，它们无不是政权的帮手和统治者控制与威慑民众的力量。公元前6世纪开始，成熟而独立的宗教先后出现，作为社会的第三种力量，即介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力量出现于文明舞台上，它由特定的宗教人物所创造，有着特定的教义及承载的经卷、广大的信众、宗教仪式、宗教用器、专职宗教人士和特定宗教场所等，涉及到建筑、造像、法器、经书或刻经等，这些都会在历史上留下丰富的遗迹遗物，从而成为今天宗教考古学者发现和研究的对象。当然，无论宗教考古的对象如何变化，但其研究各类宗教文化系统的发生、发展、演变、传播及在不同文化体系、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理空间中的表现、内涵和意义等等的目的不变。以中国佛教考古为例，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可谓极其深刻，3世纪以后，它几乎重塑了中国的诸多文化形态，尤其是在思想、语言、艺术、哲学、文学、建筑、民俗、山地开发等方面。中国考古学界在佛教考古方面成就卓著，包括石窟（寺）、寺庙、造像、佛塔地宫及舍利、法物、刻经等，都有诸多发现和大量论著。此外，道教考古、祆教考古、摩尼教考古等也都有不俗的成绩。然而，如果和历史上数以万计的宗教文化遗迹相比，如果和国际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周边的日、韩相比，则显得十分不足，专业机构和人员尤其稀少。特别是社会上还存在一种偏见，认为宗教就是迷信，这更加为宗教考古的正常开展增添了障碍。可以认为，科学的宗教考古的积极开展，对运用各类物质遗存正确认识作为人类重要文明成就的不同系统宗教文化的发生、发展、传播、内涵及其所反映的宗教生活方式与精神文化形态，宗教在历史上与所在社区的关系、对社会的广泛影响、涉及到的重要人物遗迹及其跨文化交流的过程、动力机制等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理清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对历史负责，也是为了通过现代宗教考古工作研究各类宗教文化的运动规律，让宗教历史遗产在面对公众时可以获得科学的阐释，以便更好地保护那些珍贵的宗教遗产，同时也为活态的宗教历史文化在当代社会发挥应有作用寻得正知正见，为国际间的宗教文化交流提供更加有力的实物材料和多方面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