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明代中五省文人印章

Popular Archaeology - - Contents ·目录 - 文 图 / 朱琪

明代是文人篆刻艺术兴起和繁盛的重要时期。1949年以后出土或征集的明代文人使用的印章实物,是研究明代篆刻艺术最直接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对明代文人印章的鉴定、断代以及印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标本参考意义。

明初曾沿袭蒙元的行省制,洪武九年(1376)改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但习惯上仍称“省”。明朝在全国设置两京十三使司,包括北五省 京师(北直隶)、陕西、山西、山东、河南,中五省 南京(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四川,以及南五省 广东、福建、广西、贵州、云南。1949年以后,新出土或征集了一批明代中五省文人印章,按照宽泛的江南地区概念来统计,其数量在全国范围内也占到三分之二以上。

1953 年,文物部门在江西南昌发现“严嵩私印”一枚。印章为汉白玉质,狮钮, 22×10×19 毫米,阴刻“严嵩私印”四字。严嵩书法造诣深,擅长写青词。他一生历经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五朝,是明代著名的权臣。“严嵩私印”为汉印风格,布局妥帖,刀法爽利、简练。

1955年江苏省文管会接收了松江县文教科移交的明墓出土印章一对 “夏允彝印”和“瑗公”,两印皆为蜜蜡质地,蟠螭钮。上海文物商店曾藏有夏允彝一方名印“夏允彝印”,象牙质地,象钮,阴文,印面尺寸40×40 毫米,原印高度不详,现归松江博物馆收藏。这三方印章的印文风格接近,用字多采用古文奇字与小篆 字形,如“夏允彝印”(朱文)更是将两种字体进行了糅合。另一方白文印则在汉印字形的基础上加以蟠曲,可能由于材质的关系,用刀较为细弱,三方印章的总体风格皆与宋元时期私印一脉相承。

1955年江苏省文管会在整理江苏省文化局调拨的文物时,发现明代卢象升所用玉印一方。此印印文多取自古文,线条厚重,明显带有宋元时期私印特征。除此枚印章实物之外,卢象升生前所用印迹尚见存数种,如阴文“卢象升印”、阳文“卢象升印”、“壬戌进士”印、“恭则寿”印等,风格与此印接近,一并列出参考。

1959 年,南京沐英墓出土一枚石印。“沐英”印文为典型的汉白文缪篆形式,布局方正匀称。印钮作龟形,形态准确,印台较龟钮汉印稍高,接近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很可能是对古印印形的模仿和改造。1959 年,文物部门在发掘沐英次子沐晟墓时对沐英墓重新发掘,发现了这枚印章。

1966 年 12 月,苏州市郊虎丘公社新庄大队在平整土地时发现一座明代墓葬,苏州市博物馆随即进行了清理发掘,墓中出土印章两枚,出土时用白绸裹在男性遗骸的左右手中。同出还有墓志两方,为王锡爵亲家申时行所撰。

“荆石”“锡爵”两印风格接近,应出于同一作者。印文结构呈拉长的体势,字体则依然是元明时代常见的将小篆与古文杂糅的形式。上海博物馆藏《晋人曹娥诔辞卷》上有王锡爵

收藏印“王氏元驭”“锡爵”两方,其中“王氏元驭”印亦见于上博藏王锡爵《行书扇页》。书卷上“锡爵”一印与出土同文印体势一致而篆法少异,亦可能出于同一作者。王锡爵府中曾有一位精通篆刻的家仆何通,曾手刻印章数百方,辑成《印史》六卷,张灏在《学山堂印谱》中称“此吾州王文肃公家世仆,技颇不恶,故亦录之”,是以这两方印章的作者不排除即为何通的可能性。

1969 年 11 月,上海卢湾区丽园路街道委员会将该地区在“文革”期间发现的明代朱豹、朱察卿墓群出土的文物上交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其中有六方印章,但因出土于“破四旧”时期,具体的出土情况已无法查明,其中明确属于朱豹的有四枚,属于朱察卿的一枚,尚有一枚不明确归属。

除这六印外,据新近披露的资料,朱察卿

墓出土印章还有两方,皆为铜质,其中一方为穿带两面印,分别阴刻“朱察卿印”、“朱氏邦宪”,印侧凿刻有边款“隆庆辛未为醉石先生篆于□□斋,吴復亨”;另一方为“朱察卿印”印文笔画有受蚀残损。这两方铜印形象样式皆为典型的汉代私印形制,其制作当有原印作为模范,其中双面印的边款内容丰富,包括作者、创作时间、地点、印章受主等重要信息。吴復亨的生卒时间及经历皆不详,据上海博物馆孙慰祖考证,《石渠宝笈》卷三十《元赵孟頫书千文一卷》下记関大道题跋后钤有“吴復亨印”、“吴氏孟嘉”两印,由此可知吴復亨字孟嘉,是一位活动于正德、嘉靖、隆庆年间,与当时书画收藏家关系密切的文人篆刻家。

据同治《上海县志》卷二九《名迹下·冢墓》记载:“福州知府朱豹墓在斜桥西南,子赠奉政大夫朱察卿附。”朱豹,字子文,号青冈,正德十二年丁丑(1517)进士,官至福州知府。朱豹之子察卿(1510—1527),字邦宪,号醉石居士。上海所出八印中“朱氏子文”、“青冈之印”、“丁丑进士”(2 方)为朱豹用印,“朱察卿印”(2方)及穿带两面印为朱察卿用印,“平安家信”为书简用印,所属不详。明人欧大任《旅燕稿》中有《送顾汝修归上海兼寄朱邦宪》一诗,顾汝修即顾从德,明代古印收藏家,《集古印谱》《印薮》纂辑者,顾从德一门与文彭交往密切,而欧大任与文彭、何震亦为好友,是以朱察卿用印,绝非出自泛泛之流。朱察卿与“丁丑进士”石印作者周经失考,但是根据印主活动时间来推算,周经应当是活跃在弘治、正德、嘉靖年间的印人,反映出当时印人已有治印署款的习惯,其普遍形式为“名字+篆”。需要指出的是,明代印章边款中的“篆”字,并非仅仅是“书写”的涵义,更多指的是“篆刻”,当然这一早期的提法也凸显出“篆” 即书写印稿的重要性。此外,这方印章的署款位置在后侧,也与后来的习惯不同。

上海出土朱氏父子用印是较为重要与典型的一批明代文人用印实物,这批印章的材质、钮制与艺术风格均十分丰富。从材质、形制到 艺术风格皆有所本的仿汉印风格;将古文奇字与小篆结合又体现了宋代私印形式,如“平安家信”、“丁丑进士”;还有典型的元代细朱文印式,如“青冈之印”。这种多元化的复古审美倾向显示出明代印人对于汉晋印章以及宋元私印艺术风格的回归与承接。如果联系到朱察卿与《集古印谱》的编辑者顾从德,以及沈明臣、徐渭、吴复亨等书法篆刻家皆有交游,那么其用印具备较高的艺术水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1969 年,上海川沙县农民平整坟地时发现一方玉印,后上交转归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考古部保存,今藏上海博物馆。玉印印文为“东海乔拱璧榖侯父印”,印侧阴刻楷书边款“万历壬子制于盐官公舍,上元甘旸”。由此可知此印为明代篆刻家甘旸于万历壬子年(1612)所作。

据印章边款可知,甘旸曾有浙江海盐之行。乔拱璧所居川沙是上海古老的集镇,乔氏亦曾在南京任职,从乔拱璧与甘旸的生活轨迹来看,两人是有所交集的。此印是出土明代印章中较为少见的多字印,印文九字分三行排列,各字独立,所用字形皆为圆转秀丽的《说文》一路小篆。玉质印材由于硬度较大故镌刻十分不易,此印不仅文字多,笔画密集,更于印侧镌刻边款多字,体现出甘旸作为明代篆刻家驾驭硬质印材的功力,也从侧面反映出明代文人用印的材质多元化,以及篆刻家对于社会主流印材的良好适应能力。

1979 年 10月,无锡南郊扬名乡邓湾里北基建工程中发现一座明代墓葬,无锡市博物馆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墓中出土印章十九方,均为青田石素章,并皆有款识,根据同出墓志等随葬品,确定为太学生顾林(1557—1595)夫妻合葬墓。

墓中所出十九方印章,均署有名款,多为当时名家所作,其中何震篆刻四方、苏宣篆刻 一方、詹泮三方、詹濂二方、“宗仁”款三方、“尼生”款三方、“兆之”“守之”“毋佞”款各一方。这批印章数量庞大,印文又都是顾林的名、字、号、斋室,可见是其生前实用之物,同时出土的器物还有带有宋窑特征的瓷印盒。部分作者如何震、苏宣、詹濂、詹泮等与顾林同时代,很可能是顾林亲自托请他们篆刻,顾林死后又作为他的珍玩藏品而殉葬。

这批印章皆属于较为典型的明代印章风格,白文以仿汉印风格为主,朱文印以略带缪篆意味的小篆入印,某些笔画带有明显的明代私印特征,如“奇字斋印”的“印”字爪部的末端圈状弯笔,在明代汪关、甘旸、胡正言等人的印作中亦有类似的处理,可见在当时颇为流行,引发印人之间的互相效仿。

有学者认为詹濂、詹泮实为同一人,但此说并没有实际的证据,理由有三:詹濂、詹泮虽姓名、表字相近,然各家文献记载之中,从未有过混淆;从顾林墓出土实物来看,若詹濂、詹泮为同一人,实无变更姓名署款之必要,明代确有变换姓名之事见于史料记载,如印史上《秦汉印统》编者罗王常因其父攀附严世蕃坐案被杀,乃变姓名为王常隐匿,然詹濂更名詹泮,或詹泮更名詹濂,似无必要,两者反而更近似

于同宗同辈之关系;从印章实物边款镌刻特征看来,詹泮署款爽利、刚劲,字体皆取左下右上欹斜之势,詹濂署款则字体平正,刀笔力度弱于詹泮。

1984 年 7 月,无锡甘露乡彩桥村东萧塘坟华察家族墓地发现一座古墓,无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无锡市博物馆和无锡县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进行发掘清理,确认此墓为明代华师伊夫妇合葬墓。墓中出土了时大彬款紫砂壶、文房用品以及大量瓷器,其中有印章四枚,均为青田石质无雕钮素章(原考古报告均误为玉质)。“清机阁”印顶部右侧有行书款“清机阁”,左下角落款“应制”,故可确定为苏宣篆刻,其他三方印章也均在顶部左下角落行草书款“公献”,应该是印章作者。据同出墓志记载,华师伊万历二十五年(1597)科举落榜之后未再应试。其生活时代、社会身份、家世环境与前述顾林

严嵩私印

蜜蜡质地瑗公印

蜜蜡质地夏允彝印

象牙质地夏允彝印

锡爵印,白玉质地,兽钮,阴文,26×24×35 毫米

荆石印,白玉质地,兽钮,阴文,29×24×40 毫米

沐英印,石质,龟钮,阴文, 21×21×27 毫米

朱察卿印,铜质,熊钮,阴文,14×14×15毫米 朱察卿印、朱氏邦宪双面印,16×15×7.8毫米

东海乔拱璧榖侯父印,白玉质地,瓦钮,阳文,印面34×34毫米,高度不详

顾郁卿,阴文,18×17×34毫米,顶刻“字”,边款“守之”

顾林白事,阴文,17×17×33毫米,顶刻“奇字斋”,款“尼生

顾林之印,阴文,18×17×34毫米,顶刻“名”,边款“毋佞”

顾伯子郁卿,阴文,18×24×39毫米,边款“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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