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时期的金铜佛造像

Popular Archaeology - - Contents ·目录 - 文 图 / 马兆中

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矣。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这些杂胡有一些是从洛阳而来,有些则是沿丝路从西域而来。西域诸国如龟兹等地流行佛教,虽未能确言邺城地区的印度佛衣样式回归与雕刻手法由这些西胡而来,但也应该考虑到他们的影响(或是有西域工匠、画师聚集于邺城,或是随着西胡们自身信仰带至邺城的天竺佛像影响)。

关于天竺传统佛衣样式的再兴与造像中佛衣雕刻的笈多秣菟罗风格的流传线路问题,学者意见主要分为两类:罗世平认为印度笈多式佛像从南海传入,南朝梁武帝时产生新样式,北齐受其影响。赵立春进一步推测东晋高僧法显西行求法,走的是丝绸之路西出帕米尔,回国则走的是南传海路,笈多风格由此传入中国。但宿白先生在佛像东传问题上除了南海舶来的原因,还提出了西北陆路以及借粟特画工流布的问题。笔者认为邺城地区的影响可能大多数是来自西北陆路地区。

天竺僧官与法上改革

北朝教团庞大,自然需要相应的管理。对僧官制度进行基本了解有利于帮助我们研究东魏北齐时期天竺高僧那连提黎耶舍、优婆塞达摩般若,沙门大统释法上对佛衣、僧服改革的影响及其在造像上的反映。

《魏书·释老志》:“先是,立监福寺,又改为昭玄,备有官属,以断僧务。”东魏北齐时期,昭玄寺已经变成处理僧务的官办机构。《隋书·百官志》:“昭玄寺,掌诸佛教。置大统一人,统一人,都维那三人。亦置功曹、主簿员,以管诸州郡县沙门曹。”昭玄寺的最高僧官应该只有一人,称“大统”为表尊崇之意,都 维那是其副手,也可简称为“沙门都”。昭玄寺权力巨大,全国僧务一应由之管理,僧官可以说掌握教团内的立法、司法、人事,及日常事务管理的直接权力。

北天竺乌场国人(今巴基斯坦北部斯瓦特)那连提黎耶舍,道宣《续高僧传》:“舍年十七发意出家。寻值名师备闻正教。二十有一得受具篇。闻诸宿老叹佛景迹。或言,某国有钵,某国有衣”, “天保七年(556年),届于京邺。文宣皇帝,极见殊礼”,继而“授昭玄都,俄转为统”。优婆塞达摩般若,其父本中天竺国人,后来“流滞东川”,“祖习传译”。这两人皆是天竺外域人,主要做译经工作,在昭玄寺担任副手的要职,那连提黎耶舍后来一度成为昭玄统,管理高齐僧团事物。天竺衣物与中土不同,这些天竺高级僧官自身僧服穿着及在天竺所见佛像的佛衣雕造方式皆有很大可能陶染邺都僧众及当地造像风格。

而明确改变东魏北齐僧服样式的则是释法上,道宣《续高僧传》卷八:“京师极望。道场法上。斯言允矣。年阶四十游化怀卫。为魏大将军高澄奏入在邺。”由此可以确定其在邺都的活动。“故魏齐二代历为统师。昭玄一曹纯掌僧录。令史员置五十许人。所部僧尼二百余万。而上纲领将四十年。道俗欢愉朝庭胥悦。所以四方诸寺咸禀成风。崇护之基罕有继辨。既道光遐烛。乃下诏为戒师。”法上历东魏北齐两朝,后又为戒师,而按律穿着僧服也是律典中所要求的。

法上本人“衣服率素纳补为宗。五条祇支由来以布。法衣瓶钵以外更无余财”。他向以田相袈裟为宗,其五条袈裟(安陀会)及僧祇支均是布材,皆为依律从事。“自上未任已前仪服通混。一知纲统制样别行。使夫道俗两异。上有功焉。制寺立净亦始于此。故释门东敞。能扇清风。莫与先矣。”“仪服通混”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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