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港徐家湾遗址出土“玉兔”新解
徐家湾遗址位于江苏张家港塘桥镇鹿苑，总面积约 2 万平方米。1985 年4 月下旬，苏州博物馆和沙洲县（1986年撤县改为张家港市）文物部门组成联合发掘队，对遗址进行发掘，历时三个多月，合计发掘面积 413 平米，出土文物 400 余件。
“玉兔”其名
在遗址众多的出土文物中，M12出土了一件薄片状玉器，编号M12:7，考古报告（《江苏张家港徐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5 年第 3 期）称之为“耳坠”或“饰件”，“M12在 T15 西部，底距地表深72厘米。被破坏严重，未发现墓坑。人骨已朽，方向和葬式不明。出土随葬器物 12 件，其中陶器9件，有陶鼎2 件、钵 2 件、罐 3 件，壶、盂各 1件。玉器3 件，璜、瑗、饰件各 1 件。似应为女性墓”，“耳坠，M12:7，呈灰黄色，平面作不规则长方形，器表有数道纵横相交的旋切痕，顶部有一孔。长3.3，宽 1.5厘米”。报告未提及该“饰件”出土于墓葬的什么位置，应与该墓葬被破坏严重有关，但对该器物有一个明确的定性，即“耳坠”，是一种“饰件”，并根据墓中出土的玉璜、玉瑗，进一步推断该墓“似应为女性墓”。
由于该器物小巧罕见，1985年徐家湾遗址发掘之前，其他地方未出土过类似之物，因此对于该器物的定名乃至功用等方面，疑惑颇多。为此，笔者曾面询过张家港博物馆原副馆长缪自强先生，缪自强先生当时以沙洲县文化馆文物组工作人员的身份参与了徐家湾遗址的发掘。他回忆道 ：1990年下半年，即徐家湾遗址考古发掘结束后的第五年，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著名玉器鉴定专家杨伯达先生，得知张家港市境内出土史前玉器后，专程赴张家港，在当时文化馆的文物仓库见到了此件玉器，一番察看之后，杨先生随口说了一句“玉兔”，从此，这件玉质“饰件”又有了一个新的名称：“玉兔”。之后的各类刊物在描述或介绍此器物时，均以“玉兔”称之。
一般来说，一件史前出土器物的名称，涉及对该器物功用的认定，而功用的认定又往往与墓主人特定的身份、地位有着关联，可谓牵
一发而动全身。笔者对于考古报告中将其定性为玉质“饰件”“耳坠”一说，认为颇有商榷余地。根据以往的史前墓葬考古经验，耳饰一类的饰物，诸如玉珏等，一般置于墓主人耳旁两侧，而考古报告提及该墓葬因被破坏严重，且人骨已朽，出土位置不明。其次，之前史前考古出土的耳饰一类的器物都是成双成对出现的，而该“耳坠”只有一件。再次，1985年徐家湾遗址发掘之前，崧泽文化类型遗址尚未见过此类器物出土，缺乏更多的出土资料相互映证。因此，报告对于其功用的判断，顶多算是考古工作者的一种推定或猜测。至于“玉兔”一说，杨伯达先生当时应该是把该薄片状玉器一端的小孔当成了兔子的眼睛，而把考古报告原文描述的“有数道纵横相交的旋切痕”想象成了兔子长长的耳朵，于是脱口而出。这应该只是杨伯达先生在非学术场合的调侃之辞，未经学术上的严谨考证，更非学术论断，对此大可不必过于当真。从严谨的学术角度来讲，相信治学严谨的杨先生也绝不会轻易下此结论。该薄片状玉器除了一面“有数道纵横相交的旋切痕”之外，基本属于双面素纹，除了一端有一小孔可以和兔子的眼睛联系起来，“玉兔”一说无疑过于牵强，是完全难以成立的。
探其功用
2008年开始发掘的东山村遗址，改变了以往学术界对崧泽文化时期社会文明进程的认识，一些新的出土器物和遗存迹象的发现，也为我们解读徐家湾遗址出土的这件玉质“饰件”的功用，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遗址中91 号大墓是规模最大的墓葬，出土了一把玉钺（M91:29），《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 M91发掘报告》（《东南文化》2010年第 6 期）对此有过详细描述： “M91:29，透闪石软玉，玉色灰绿，有白色沁斑。整体呈长梯形，上端不平，一角未打磨，舌形刃，一面中间留有细长切割痕。两面管钻，孔中留有对钻痕迹。通体打磨光滑。长14.1、刃宽 6.2、厚 0.9厘米。”报告根据赵辉先生对崧泽遗址墓地出土陶器的编年排序研究，认定M91 的年代上限为崧泽文化中期，距今5500 年左右。如果我们将徐家湾遗址出土的玉质“饰件”与东山村遗址出土的这件玉钺进行比对，会发现二者其实有着惊人的相似：材质上均为玉质；形制相仿，玉质“饰件”的外形几乎可以完全套用考古报告中对 M91:29 玉钺的描述 “整体呈长梯形，上端不平，一角未打磨，舌形刃，一面中间留有细长切割痕”；更令人惊讶的是，二者的长宽比竟然都有着惊人的一致 均为 2.2左右，唯一的区别只是大小不同。换言之，如果我们把徐家湾遗址出土的这件玉质“饰件”放大到与 M91:29 玉钺一样的大小，可以发现这件时常被忽略的小物件，其实就是一把微型玉钺！
当然还不止此，随着东山村遗址的发掘，更多文物的出土也在进一步证实这个论断。2009 年，东山村遗址M98 出土了 1件微型带柄玉钺，这件带柄玉钺是东山村遗址崧泽文化早期大墓的随葬品，长 3 厘米，最宽处 2.5 厘米，厚 0.15 厘米，呈浅灰色调，由一块面积不大的扁平玉料制作而成。其表面经过研磨，平滑而
有光泽，钺身与柄连成“一”字型，显示钺上端嵌入柄内，柄前端露出，手握部分的柄不长，是实用玉钺的简化迷你版。
考古资料显示，20世纪 80年代末，江苏海安青墩遗址出土过带柄钺，但那是件陶钺。关于中国古代的钺，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林沄教授在其《说“王”》一文中指出：穿孔绑缚柄使用的钺是大辟之刑的主要刑具，是一种兵器，是军事统率权的象征物，也是当时酋长的权杖。武王伐纣时，在战前誓师动员大会上，一手拿着黄色的钺，一手拿白色令旗，发布号令，秉旄仗钺这个成语即来源于此。对于这件带柄玉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黄建秋教授在《从带柄玉钺看文明要素的起源》（《文明溯源 张家港文物精粹》，张家港博物馆编著）一文中写道：之前考古界对于玉钺的装柄使用方式一直停留在推理阶段，而“这件带柄玉钺的出土生动地展示了玉钺的装柄方式和使用方式”，“只有这件带柄玉钺是非实用器，是实用玉钺的真实写照，其象征意义和重要性不言而喻”，文中进一步指出：“这件带柄玉钺迄今仍然是孤例，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王权的象征。”与徐家湾遗址出土的玉“饰件”相比，二者均为玉质，呈薄片状，个头相仿、形制相似，简直就是哥俩，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穿柄，一个未穿柄而已，进一步证实徐家湾遗址出土的玉“饰件”很可能就是一把微型玉钺。
当然外形的相似是一个重要方面，我们还可以从境内新石器时代带孔钺形器的制作工艺上，找到它们之间更多的共同点：一端有孔，带孔的一侧，即钺的上端的边缘往往随形就势，不做太多修饰，呈现不规则状，与钺的其他部位打磨光滑、精致细腻形成鲜明对比。M91 发掘报告中描述 M91:29玉钺 ：“上端不平，一角未打磨”，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这与崧泽文化时期钺类器物的装柄使用方式有关，M98带柄玉钺的装柄方式是将钺的上端，即未打磨的一端嵌入柄内，嵌入后对其整体形象不产生任何影响，徐家湾遗址出土的这件玉质“饰件”也是如此，钺上端的边缘明显不规则甚至略显粗糙。
切痕由来
至此，徐家湾遗址出土的这件玉质“饰件”，我们对其功用已经有了一个明晰的了解和认知。然而，考古报告中提及 M12:7“器表有数道纵横相交的旋切痕”，会让人产生联想，器物上的这一特征是否暗藏玄机？或者说是否有其特定含义或指向性？其实，这些类似的痕迹，在境内出土的崧泽文化的玉器中颇为多见。
近年来，随着崧泽文化类型考古发掘出土文物的增多，以及相关研究成果的日益丰富，这些疑问目前都已经得到了合理的解读。《江苏张家港市东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10年第 8 期）一文中，有关于东山村遗址崧泽文化中期的 93号墓出土的 M93:32“异形器”的描述：“墓主上身偏左侧，出有1件钥匙状玉饰，长 3.9厘米，一侧为圆形，上有穿孔，另一侧近三角形，一边刻有凹槽”，这里所称的器物上刻的“凹槽”，其实与徐家湾遗址出土的玉质“饰件”上的“器表有数道纵横相交的旋切痕”相似，在形成机制上是完全相同的。
陈启贤教授《东山村遗址出土玉器工艺微痕研究》（《东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一文：“拍摄、整理出土玉器工艺显微痕迹影像的过程与归纳出来的结果，对比实验室玉雕仿古实验工艺显微痕迹得出的结论，确认玉雕工艺显微痕迹研究”，对东山村出土的各类玉器上存在的微痕进行了科学的释读。他在“线状工具切割显微痕迹”一段中，以东山村出土的M96:30 玉环为例，将观察点放大至 20—60 倍，以便观察。文中提到：“该观察点呈现切割面满布高低起伏、不规则晶团状凸脊与凹漥，凸脊与凹槽平行排列现象。此乃线状工具带动蘸水解玉砂往复切割玉才所遗留之切割痕迹。”该痕迹通常在切割过程的前段与中段部位，往复切割痕迹被工具带动的侧面砂粒抛除，只呈现晶团状凸脊与凹漥；凸脊、凹槽平行排列现象之存在于后段、工作接近停止的部位。实验结论告诉我们 ,徐家湾遗址 M12玉质“饰件”上“数道纵横相交的旋切痕”、东山村遗址 93号墓出土的 M93:32“异形器”上“一边刻有凹槽”，与《东山村遗址出土玉器工艺微痕研究》文中所述M96:30玉环 ：“切割面满布高低起伏、不规则晶团状凸脊与凹漥，凸脊与凹槽平行排列现象”，虽然表达各异，其实它们在痕迹的形成机制上，是完全一致的。
前文提到的东山村遗址出土的 M91:29 玉钺也是“一面中间留有细长切割痕”，如《东山村遗址出土玉器工艺微痕研究》所言，这些都是古代玉器在加工切割过程中形成的线切割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