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夫一妻制”家庭是人类文明起源的重要动力

考古学话语中，当讲到“文明”诞生时，一般指的就是“国家”的诞生。回溯国家或“文明”的逻辑过程，首先就是“私有制”的出现，由此导致社会贫富分化、阶级和阶层的产生以及城乡分离，最终是政治统治工具即国家机器的产生。

在文明社会诞生之前，人类是母系氏族社会性质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而“文明”社会产生和存在的基础则是以“一夫一妻制”为主体的私有制社会，这已经为诸多考古资料及人类学研究成果所证实。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或国家诞生的起点是新的社会基础即“一夫一妻制”家庭的诞生。换句话说，人类如果没有一夫一妻制家庭形态的出现，而永远停留在血缘氏族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状态，也就不可能产生或需要私有制。考古学有无数的实例证明，母系氏族社会实行的是集体葬制，氏族成员之间没有多大的财富差别，他们生前同住，死后同葬，生产同力，财富同有。

那么，人类什么时候产生了财产私有的要求并付诸实践？那就是“一夫一妻制”家庭的诞生。因为这个时候孩子有了亲生父母，有了以“家庭”为中心并共同生存和养育子女的需求，如果没有私有的财产，他们便无法拥有生命自我生存和繁衍的基本条件和保障，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言，“专偶制的诞生是由于大量财富集中于一人之手，也就是男子之手，而且这种财富必须传给这一男子的子女，而不是传给其他人的子女”，这正是私有制出现和延续的根本原因。中国的考古材料告诉我们，“一夫一妻制”家庭最初出现于 7000 年前，大约到距今 6000—5500 年普遍出现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考古资料还说明，当一夫一妻制家庭产生后，母系氏族社会即逐渐瓦解，进入以男性为主导的“父权制”阶段，男性掌握了家庭的财产权，女性被排挤到从属的地位，从而将人类引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财产私有制产生乃至贫富分化、男尊女卑、男性对女性的奴役、男性神祇出现，直到阶级分化、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出现和国家文明的产生。

总之，考古学的材料证明恩格斯所说：“一夫一妻制的产生，是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产生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它是作为女性被男性奴役、

在作为整个史前社会所未有的两性冲突的宣告而出现的。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产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与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当然，由于一夫一妻制家庭的产生成为“文明”产生的重要起点，因此，恩格斯也认为：“个体婚制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的进步，但同时它与奴隶制和私有制一起，都开辟了一个一直继续到今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因为在这种进步中，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正是通过对“一夫一妻制”的起源及其“悖论”性特征的剖析和批判，恩格斯才揭示了消灭不平等社会及其制度并建立公正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从另外一个方面而言，我们也应该看到，“一夫一妻制”既然作为人类“文明”发生的主要源点，它也拥有着诸多正面的意义。从它诞生之日起，数千年来，作为人类持续繁衍及“人口生产”的基本单位，它一直发挥着重大的无可替代的历史性作用，它也是人类培养亲情和人伦的重要载体，是实现家庭教育、文化传承、促进社会稳定、尊重人性合理诉求及维持私有制合理地位的重要保障。

也许，我们还需要更充分地认识到，作为人类300多万年发展后于 6000多年前才渐次诞生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在确保人类 5000多年来文明持续发展的进程中发挥过难以想象的作用。可以说，在任何时代，只要家庭及其财产获得稳定，整个国家社会就会稳定，只要家庭及其财产遇到危机，整个国家社会也就会走向危机乃至崩溃。可以推测，中国传统的“家国一体”的理念之产生，也同样和先民们早就认识到“家庭”与“国家”的血肉联系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夫一妻制”家庭的诞生，不仅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起点，还是人类“文明”能够长期保持稳定和繁荣的基石。

这也告诉我们，考古学界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过程中，对“一夫一妻制”家庭起源和早期发展及其重大社会意义的研究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在现代社会发展当中，国家对国民家庭及其财产的保障和稳定增长同样也应给予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