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2023年底，中国已经设立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五大国家文化公园。它们依托最宏大、最深厚的五大文化体系，整合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突出意义、重大主题、连续分布空间的文物和文化遗产资源，展现中华文化的深刻内涵和典型特征，能够代表中华文明标识，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活化利用和创新发展，具有国民认同度高、协同经济社会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显著作用，同时能够在世界上发挥展现国家形象、彰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文明互鉴的作用。

国家文化公园的核心和灵魂是“文化”。考古学作为以实物资料研究和呈现历史与文化的科学，能够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发挥基础性作用。

第一，考古学能够探索长城、大运河、黄河、长江等文化体系的起源。长城属于“线型遗产”，大运河为“文化线路”类遗产，它们原先都是历史上形成的巨大人工工程，是当代具有明确历史文明功能和历史主题的文化遗产体系，其中大运河还具有活态性；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则属于自然大河的流域性文化，代表着中华文明发生发展的主干。它们都因拥有庞大的文化空间而显现为内涵复杂的文化体系。如果我们把它们视为不同的文化生命体，它们当然都存在着文化起源的问题，需要通过考古学方法的探寻，追溯其“文化”起源的时间、地点和形态，尽管长城和大运河的起源具有一定的历史文献记载，但其具体起源空间和物质形态仍然需要考古学给予实证性研究，而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起源时间都在百万年以前，就更需要通过考古学才能够予以揭示。

第二，考古学能够发现长城、大运河、黄河、长江等文化体系的多样性内涵。这些“国家文化公园”涉及的建设对象分布在多个省域或不同的自然背景下，从而导致其文化内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长城为例，它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线形体，而是包括长城本身的建造材料、技术形态、功能组合、建造特征、历史演化以及所在地域的自然背景、经济业态、民族分布、城乡聚落、军事和交通设施、人的相关活动和不同的文化现象等内容。大运河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内涵也极其复杂，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还有不同的文化创造。如正

到是通过考古工作，我们才在长江流域发现东亚地区年代最古老的 200万年前左右的重庆巫山人化石、安徽繁昌人字洞石器以及17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化石等；从考古文化上说，最早的石器工业、陶器、瓷器、漆器、人工驯化水稻、全木构建筑、城市，最完善的早期玉器系统和玉工艺，最具有技术含量和时代最早的大型水利设施等，都产生于长江流域，它们与黄河流域的彩陶文化、人工驯化的粟黍文化、土结构建筑文化、青铜礼仪文化、甲骨文文字系统、大型都邑文化等形成差异与互补，假如没有考古学的开展，我们根本不可能了解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的早期创造性过程及由此产生的丰富、多样、独特的文化内涵，更不可能理解其动态性文化内涵演化发展的深刻原因。

第三，考古学能够展现长城、大运河、黄河、长江等文化体系的结构、特色和地位。根据已有的考古学资料，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都可以依流域空间的不同分为河源区、上游区、中游区、下游区等区域文化，如长江沿线有羌藏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亚文化区；黄河沿线有羌藏文化、周秦文化、夏商文化、齐鲁文化以及燕赵文化等亚文化区；大运河沿线有燕赵文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等亚文化区；长城沿线也经过东北、北方、河套内外、河西走廊或青海高原、天山南麓等区域。这些不同区域产生的不同的亚文化均存在着各自的特色，在地域文明的诞生和持续发展中分别承担过不同的责任，但又共同创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共同辉煌。

第四，考古学能够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实体遗产，从而为实现文化遗产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出贡献。考古学调查和发掘的五大国家文化公园区域内各类文化遗存通过博物馆、考古遗址公园、大遗址、考古研学基地等建设行为，生动表达了长城文化、大运河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的现代价值，与其他类型的文化遗产共同建构了中华文化标识系统和文化创新系统，共同承载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文化记忆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共同成就着树立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繁荣、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标志性、创造性、战略性、全局性的文化建设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