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地狱反而有其尊严

我感觉这片土地比我们的家乡更为神圣。贪食、肥胖、过度消费、享乐主义者的天堂,在那里我们对自己的缺点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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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作家杰夫·戴尔在《卫报》上宣告“伟大的战争文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如今我们对于战争的理解都是来自新闻。“如果说曾经有一个时代,历史事件中的那些人类故事能够被小说吸收、阐释(《战争与和平》是一个最极致的例子),那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在这篇文章发表的两年前,25岁的菲尔·克莱结束了在伊拉克曾经最暴力的安巴尔省的13个月的派遣期,回到纽约。挣扎了一段时间,他开始写下日后发展成同名小说集并斩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的《重新派遣》中的第一句:“我们对狗开枪。那不是意外,而是故意的。”

从结果来看,他很可能不会鸟戴尔(可以说是武断)的判断,更不会鸟后者在那篇文章甩的书单里,将迈克尔·赫尔(Michael Herr)的非虚构作品《派遣》(Dispatches)排在蒂姆·奥布莱恩、罗伯特·斯通等人的虚构作品的前面——至少,平心而论,奥布莱恩的《士兵的重负》几乎往越战那代人的心里扔了无数的手榴弹,让他们哪怕以自身鲜血的代价都要和荒诞的战争撇清干系。书中那句,“我是个懦夫。我加入了那场战争。”(I was a coward.I went to the war.)将被历史扶正,成为那个时代最煽动的墓志铭。

克莱一边继续学业,一边继续写那个退役老兵杀狗的故事:在伊拉克杀狗是必须,因为狗有食腐传播疫情的危险;但拿枪对着自己家病得奄奄一息的狗就是另外一回事儿,虽然“你”对如何让对方(包括一条狗)快速死去的弹道原理了如指掌,但“你”还是只能一个人站在暮色中,不知道如何面对那具你曾经 珍视的尸体;或者在和“妻子”去“无所不有”的美利坚的商场购物时,“你走进狭小的试衣间。你把门关上,然后你就再也不愿打开它”。

说到底,在小说面前,(战争)新闻提供的,不过是“未经解释的”材料和数据,哪怕这些材料再坚实、再专业,都无法解释那些士兵的梦魇,他们不愿意打开更衣室的门或者决定重返战场的反常决定,或者说无法解释什么叫“膀胱压力指数”(high pucker factor,越战美军俚语,也叫高恐慌指数,指的是一个人恐慌的程度)是什么,同样也无法解释出生于天主教家庭的克莱结束自愿派遣回国后的那种梳理。

“战争是地狱,”蒂姆·奥布莱恩说过,“但这未道尽哪怕是一半的事实,因为战争是秘密是恐怖是冒险是勇气是发现是神圣是悔恨是失望是渴望是爱战争是肮脏的战争是恐怖的战争令人热血沸腾战争是苦役战争让你变成一个男人战争让你死去。”

克莱今年5月初访问了中国,他也将自己珍爱的奥布莱恩的这段话分享给了中国的读者。但我刻薄地想,在一个盛产不及格的战争文学的国度里,应该很少有人能第一时间明白这些形容词方阵对战争写作的拒绝。克莱发现自己要面对的正是一个内部极度冲突的战争书写传统中,一个真实的战争故事—可能是奥布莱恩说的“人们无法相信的故事”,因为人们最难忍受的部分往往是真实的,而那些人们能接受的正常部分往往是虚假的。

战争故事也可以是日后为纳粹挪用的恩内斯特·荣格所描述的那种超然的状态,士兵的肉体摆脱了恐惧的牵绊,“你必须跳动、伸展身体,就好像是在跳一场芭蕾舞……我能看到那

克莱本人及《重新派遣》中文版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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