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壮壮幽人独往来

Portrait - - Cover Story - 文|卢美慧 编辑|金焰 摄影|高远 妆化|东田造型 Crason

张艺谋和陈凯歌拍出好电影的时候,人们想念田壮壮:田壮壮太可惜了,太倒霉了,点儿太背了。张艺谋和陈凯歌拍不出好电影的时候,人们依然想念田壮壮:这哥俩儿算是彻底堕落了,还好我们有田壮壮。人们想象出这样一个田壮壮:壮年之际被外力所伤,多年以来不忘对艺术的坚持,苦守着一个艺术家应有的清高和寂寞。人们可能自作多情了。跟《相爱相亲》结尾那个哼着《花房姑娘》一脚油门去远方的男人一样,至少表面上看,田壮壮并不寂寞。

误会

当时只道是寻常。1991年到1992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后面的一大片空地,从冬天一直热闹到炎夏。那一年,陈凯歌先占了好大一片地方,浩浩荡荡搭起了拍摄《霸王别姬》所需的布景。

《霸王别姬》剧组资金充裕,地方先被占去了大半。隔壁《蓝风筝》剧组没地方搭景,琢磨来琢磨去,在《霸王别姬》主场景后面,到《蓝风筝》剧组住的招待所中间,有那么8到10米的距离可以用,于是就生挤着搭出了一条胡同。《蓝风筝》中的不少场景,就是在这条胡同中完成的。

这一年,田壮壮和陈凯歌都到了不惑之年。年纪稍大一点儿的张艺谋也没闲着,当时在其他地方拍《秋菊打官司》。三驾马车并行多年,在这一年迎来了属于他们的中场战事。每个人都像待喷发的火山,压不住的热烈,联袂缔造出中国电影史上最光彩夺目的年份。

那时候两个剧组的人经常串门儿,《蓝风筝》这边缺个灯,摄影师侯咏三步并作两步走到隔壁找顾长卫。快过年了,有共同的朋友来探班,大家凑到一起给张艺谋写贺年卡。

无外乎前途一片光明的客套话,后来,张艺谋和陈凯歌都拥有了光明的前途,田壮壮则像电影中那只高悬在树杈上的蓝色风筝,很久很久都再没能飞起来。

自那之后的二十几年,田壮壮一直活在巨大的误解之中。

作为第五代导演的旗帜人物之一,田壮壮身上,一直纠缠着公众加之于他的仰望、好奇,以及某种未尽的期待,甚至难以言说的同情。田壮壮成了符号和图腾。张艺谋和陈凯歌拍出好电影的时候,人们想念田壮壮:田壮壮太可惜了,太倒霉了,点儿太背了。

张艺谋和陈凯歌拍不出好电影的时候,人们依然想念田壮壮:这哥俩儿算是彻底堕落了,还好我们有田壮壮。

人们喜欢悲情英雄的故事。“折戟沉沙”和“壮志难酬”都是可以被津津乐道的上好戏码,这些年岁数到了,头发胡子白成一片,还能再加一个“廉颇老矣”。

寂寞和失落是常被提起的词汇,人们想象出这样一个田壮壮:壮年之际被外力所伤,多年以来不忘对 艺术的坚持,苦守着一个艺术家应有的清高和寂寞。人们可能自作多情了。出演张艾嘉电影《相爱相亲》之前的七八年,田壮壮基本远离了电影圈,整个人蒸发了一般。可人不在江湖,人们还是常常会惦记他,关于他的行踪朋友们总结出大致几项,教书育人,提携后辈,打高尔夫,以及还有阵子彻底失踪,据说是跟某个女朋友环游世界去了。

跟《相爱相亲》结尾那个哼着《花房姑娘》一脚油门去远方的男人一样,至少表面上看,田壮壮并不寂寞。

宿命

张艾嘉把田壮壮找了回来。张艾嘉把田壮壮拽回到电影里。两人2004年因合作《吴清源》认识,那次张艾嘉只是客串,匆匆来匆匆走,此后交集也并不多。

到了写《相爱相亲》剧本的时候,丈夫老尹这个角色在脑海里就成了田壮壮的样子,通透如张艾嘉,觉得田壮壮身上有那种让人踏实的温暖,打了一圈电话找到田壮壮,没怎么做工作,田壮壮同意了。

在片场的大部分时间,田壮壮都在监视器旁边看着张艾嘉工作,有点儿像小孩子眼巴巴盯着别人手中的玩具。

李雪健到剧组探班,田壮壮和张艾嘉拉着他在电影中客串角色,李雪健在片场看田壮壮东张罗西张罗,觉得他有种难以形容的快乐,“说不清多少年了,这种快乐我在别处看不到。”

最重的一场戏,张艾嘉要把精力全部放在表演上,那阵子张艾嘉身体也不是很好,于是就让田壮壮帮忙导那一场。

表演结束,群演在周围陆续散去。张艾嘉擦了擦戏中流下的眼泪,转头看监视器的方向,田壮壮弯着身子窝在那儿聚精会神,那个画面让张艾嘉心头瞬时一热,“他是那么爱电影,他还是爱电影的。”

后来《相爱相亲》到田壮壮执教的北京电影学院路演,张艾嘉在台上说起这件事,俏皮地问旁边的田壮壮:“导戏的感觉还是挺棒的?”田壮壮双手来回搓着话筒没有马上回答,张艾嘉继续对台下说,“我们让壮壮导演出来多拍一些电影好不好?”这时候田壮壮害羞地低下头,原本翘着的腿往回收了收,两只

手把话筒捧到嘴边,说了句“嗯,我争取。”羞涩得像个被戳破心事的小姑娘。

世人乐于消费田壮壮早期的狂妄傲慢,张艾嘉却看到了田壮壮极害羞的那一面。“他对电影是那种纯净的爱,人只有在面对最爱的时候才会害羞,才会紧张对不对?”

在张艾嘉看来,田壮壮交付给电影的,“真的是最好最好的东西”,但聒噪喧嚣的环境会轻易否决掉这份沉静,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辜负这种好。

对田壮壮,“隔岸观火”的张艾嘉观察或许更为客观,“他给自己创作了新的一个外表,好像嬉笑人生、玩世不恭、浪漫啊,有很多的妞儿啊,热闹啊,但他打心底里我觉得他有一份痛,是他不愿意说的。”

这和李雪健的观察一致,李雪健的爱人是田壮壮的表妹,两人自80年代早期便认识,先后合作了《鼓书艺人》、《蓝风筝》、《吴清源》、《相爱相亲》等电影。

几十年下来,李雪健记得80年代第五代横空出世时,田壮壮身上那种挺拔和热烈,也在之后的年月里,几乎全程目睹了这挺拔和热烈的渐渐消逝。

电影是田壮壮的宿命,李雪健一路看着他对电影的那种投入,也目睹了他一次次的伤心,或被动或主动地离开,但又不可能真的离得开,然后几十年如一梦,“一下子就老了”。

反叛

年轻时的田壮壮远不是《相爱相亲》中温暖和缓的样子,后人津津乐道的一个场景是当年恢复高考,被荒废了整整10年的年轻人从各地赶到考场,使出浑身解数去抓这个改写命运的机会。

有场考试,田壮壮在所有考生中第一个站了起来,不到半个小时,他就答完了卷子,老师问要不要再检查一遍,他说不用了。然后走出考场,买了烟和冰棍儿,在树下一边抽烟一边吃冰棍儿,有路过的老师问他怎么还不走,他说不能走,他还要等陈凯歌。

同班同学李少红对田壮壮最初的印象就是这种满不在乎和木秀于林,考政治的那一场,大家陆陆续续走出考场,其中有道题是“双百方针”是什么时候提出的,当时很多同学嘀咕,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吧,李少红心里咯噔一下,自己跟他们答得不一样。

后来田壮壮过来,说你们傻不傻呀,哪儿是延安 文艺座谈会啊,是1956年的一个会。李少红悬着的心这才放下,最后一查,田壮壮是对的。

二十几岁时的田壮壮,有一种不加掩饰的直白的傲慢。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前,田壮壮在北京农业电影制片厂干了3年摄影,几乎是所有同学中唯一扛过摄影机的人。

当然还有,他是著名演员田方和于蓝的儿子,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时候,田方就坐毛泽东旁边,在一个没有人不知道《英雄儿女》和《烈火中永生》的年代,田壮壮的夺目可想而知。

但田壮壮对此很反感,在农影的时候,有人会特地跑去看田方和于蓝的儿子到底更像田方还是更像于蓝,田壮壮觉得这些人莫名其妙,没少给人甩脸子。

到了电影学院,他也从不在同学跟前提爸妈。李少红觉得当时的田壮壮有一种逆反,故意要把自己弄得邋里邋遢,“我们年轻时候,印象中,他爸简直帅呆了,所以一看见他长大了怎么长成这样了。”

田壮壮倒是坦然,甚至享受这种不同。那时候他成天趿拉着布鞋,鞋帮子就那么踩着,从来也不往上提,夏天一身绿军装,到冬天就罩一大棉袄,老是拎一特别大的暖水瓶,络腮胡,当时没剃须刀,胡子长了就拿剪刀随便咔嚓几下,一刻不停地抽烟,张口闭口一定是他妈的和我操,80年代标准的愤怒青年。

上课也捣蛋,教学条件不行,有回老师用两把小尺子比划讲解什么是镜头,两侧的边框线不动,上下比划两把尺子,距离近一点是中景,再近一点是近景,田壮壮跑前面去把两把尺子并到只留一条缝儿,老师问这是什么,田壮壮说,这是特写啊,台下笑做一团。

那时候田壮壮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别他妈上课,上什么课呀。”他觉得书本教不出什么东西,一切都要从实践中来,学生不碰摄影机,老师干讲蒙太奇没用。但胶片时代,根本没条件给学生做那么多练习,田壮壮就想方设法帮同学们争取触碰摄影机的机会,跟老师去磨,跟校领导去磨。同学们很快发现,在他刻意给自己营造的粗糙外表之下,掩藏着天然的真诚和热心。

“看上去是特立独行的,但他骨子里是那种很朴素的善良,不是说我是世家子弟就优越怎么的。”78级美术系的霍建起比田壮壮小6岁,那时候还是个毛孩子,“小孩儿眼里没别人,他眼里有。”那时候还是粮票年代,因为农影厂的工作,田壮壮有工资领,谁

有人会特地跑去看田方和于蓝的儿子到底更像田方还是更像于蓝,田壮壮觉得这些人莫名其妙,没少给人甩脸子。

家里条件不好,或者是外地不能常回家的,他都会留心帮一把。

反叛也不是真反叛,78级的同学中,陈凯歌书读得最多,往那一站就指点江山,上下五千年洋洋洒洒,所有人都看得出来他读书多。田壮壮跟这个隔一条胡同长大的发小儿完全相反,好像生怕让人知道自己爱学习。导演张建亚印象最深的是,宿舍里出现什么书,历史的、哲学的、电影的,田壮壮从不凑过来看,但没过几天,你也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书里的内容他就都知道了。

“不用想,‘文革’前一定是好学生,他给自己打扮得特糙特叛逆,但骨子里那个对知识的敬重,对规矩的维护,盖也盖不住。”张建亚说,田壮壮是那种一直活在青春期的人,青春期的人才最心口不一,但也只有青春期的人才最单纯。

真实

1982年,田壮壮带着表面的傲慢和骨子里的单纯走出学校,走进混杂着理想与现实、冲动与禁忌、乌托邦与失乐园并存的80年代。

离开学校之前,田壮壮已经执导了《我们的角落》、《小院》、《九月》等作品,是78级的独一份儿。那时的电影界,还严格遵循着师傅带徒弟的传统,入行先要当场记,当完场记当副导演,这么摔打上三五年,才有独立拍片的机会。

电影界普遍看好这个初出茅庐的后辈。他的优势得天独厚,同学们也有共识,这群人中先走出来的一定是他,他的经验,他的旺盛,他身上那种舍我其谁的劲头儿,都让大家对他充满信心。

如今66岁的田壮壮回忆往事,在他的电影人生里,这是最为美妙的一段时光。此次同张艾嘉的合作,某些瞬间会让他觉得恍惚,那种开始一部电影后就全身心投入进去,心无旁骛的快乐,有点儿像他记忆中的80年代。

那时候导演系的学生也有两大派,陈凯歌和张艺谋几个人一拨儿,讲影像革命,讲视觉冲击,田壮壮和侯咏、霍建起这些是另一拨儿,这几个人的喜好是,要朴素,要干净,追求“平静水面下涌动的暗流”。

不是什么高下之分,大家各自在各自的坚持里拥抱着电影给予的快乐。拍《九月》的时候,田壮壮、霍建起、侯咏几个人在上海,有天大家去逛街,路过一 家书店,买郁达夫、沈从文还有一些得以重见天日的外国名著。田壮壮招呼大家一起签名按手印,那天夕阳特别美,几个抱着书的年轻人在金色的光束里追着打闹,时间都是他们的。

一手扶张艺谋、陈凯歌上马的导演郭宝昌看的第一部第五代的片子是《红象》。这部片子由田壮壮、张建亚、谢小晶联合执导,摄影是张艺谋、侯咏和吕乐。时隔几十年,郭宝昌还记着在放映厅边欠着身子找座位,目光边不自觉地被银幕吸引过去的场景,“我还没坐下呢,就这么一闪,我就觉得不一样了。我操,我说怎么出这画面了,这谁呀?哎哟,完了我就坐那儿看,我就傻了,我说中国他妈的要出大师了。”

1984年,田壮壮推出反映蒙古族牧民日常生活的影片《猎场札撒》,看完后审片的人问他,“你拍这电影给谁看,谁又能看得懂?”田壮壮答:拍完就忘。田壮壮是个做什么都不愿意去解释的人,这是李少红觉得他性格吃亏的地方,他的字典里没有迂回两个字。

当年看《猎场扎撒》,李少红特别感动,她感动的是,“那真的是个电影,是我们这批人中拍出的第一个最像电影的电影,就让我认识到,一部电影,它就必须要靠电影语言去表达所有想法。”

这跟电影学院的教育有很大关系。李少红记得,有次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到学校讲学,在班上放那部著名的《中国》,那种真实,那种影像天然的冲击力,瞬间俘获了田壮壮,“哎哟,他简直崇拜到极点,我没有看到一个人有壮壮那个样子,就是我能看到他的那种心情,那种恭敬,见着好东西了。”

田壮壮是导演系的班长,平常根本没有班长的半点儿影子,但那一次,他指挥大家坐好、听讲,当时是冬天,怕老头儿冻着,田壮壮还特地给弄了件军大衣。后来全班一起合影,田壮壮是摄影出身,张罗大家排好,高低胖瘦地让每个人都能露出脸,拍完了到暗房给大家冲照片。这张照片,李少红现在还留着。

跟早期对安东尼奥尼的喜欢有关系,田壮壮的影片追求纪录片式的写实,他反感故事,反感对白,觉得镜头语言本身就是叙述载体。

接下来是他差点搭进半条命去的《盗马贼》,电影评论家刘树生全程跟踪了《盗马贼》的拍摄,他印象中的田壮壮,“就是青藏高原给人的感觉”,无尽的雪山,旷野上的风,凛冽又野性。

田壮壮是那种一直活在青春期的人,青春期的人才最心口不一,但也只有青春期的人才最单纯。

当年进入藏区前一群人先到西影厂找吴天明,晚上剧组的人在西安吃烤串,都是20岁出头的小伙儿,就着啤酒大快朵颐。有个场景刘树生记得清楚,吃的时候田壮壮对小贩喊,“你给我再烤10串不放佐料的,我更愿意吃原始味儿的。”这很像田壮壮在电影中的坚持,他迷恋原始的真实。但对当时看了10年样板戏的中国观众来说,用从法国新浪潮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那里承袭而来的艺术传统,讲述革命年代从来没进入过主流语境的故事,这个年轻人,太让他们陌生了。

真实也是刘树生最早关注田壮壮的原因。刘树生比田壮壮还要大上几岁,对亲历“文革”的一代来说,真实稀缺又陌生。看《猎场札撒》,刘树生内心尽是波澜。一切都像对那个年代刚刚落幕的寓言:原本宁静的草场,一旦失去克制与约束,就会出现血腥的杀戮,吞噬掉所有美好与古朴。刚刚从疯狂年代中幸存,刘树生对田壮壮的思考心有戚戚,但也有隐隐的担忧,“壮壮步子迈得太大了,步子太大,走得太快,是注定要孤独的。”

触礁

客厅文化盛行的80年代,年轻的第五代们经常在郭宝昌家聚会,聊天闲侃吃炸酱面,刘树生有次说起自己要写田壮壮,张艺谋问,你要写他,你了解他吗? 刘树生说,壮壮可能是一个悲观的理想主义者。张艺谋听后点了点头。

作家查建英曾写过一本名为《八十年代》的访谈录,田壮壮同北岛、阿城、陈丹青这些在时代舞台热闹过的人一起,集体总结关于80年代的时代命题。

访谈中他对自己的总结是:我们这代人受父母的教育,受党的教育,都有一种渗透到血液里的责任感,就是说可以掉脑袋,可以送命,但一定要维护自己的尊严、正义、真理,有点古代士大夫的意思。

《盗马贼》拍得艰苦而危险,关于田壮壮,刘树生脑海中最深的一个画面,就是高原的雪山上,他发高烧,走路都在打摆子,但拍摄还要继续。那天应该是勘景,田壮壮甩开人群,就那么晃晃荡荡一个人往深山的洁白处走去。几十年后再想那个画面,刘树生产生了宿命感,田壮壮拍过不少宗教题材,他自己却不信宗教,这个画面让刘树生觉得,“或许电影就是壮壮的宗教。”

刘树生记得,有次听田壮壮跟侯咏谈电影中磕长头那场戏的拍摄想法。田壮壮说要用100尺长的镜头叠化出春夏秋冬各种姿势磕长头的画面,银幕上还要同时幻化出日月星辰。一下子侯咏也跟着兴奋起来, 100尺不够,150尺!要充分强调宗教的神圣感!

田壮壮当即放话,“这个镜头拍好了,侯咏你信不信,让你上电影史!”《盗马贼》是田壮壮用心很深的一部影片,那时候的他自信而坚决,正处在艺术创作

中最理想的状态。

霍建起是《盗马贼》的美术,当时懵懵懂懂,并不知道田壮壮兴奋的是什么,年纪小,高原上空气又稀薄,要干活儿的时候他们几个小年轻第一反应就是发愁。有一次要在河里布置转经筒,水流又急又冷,田壮壮想都没想就把衣服扔到旁边,光着膀子冲进水里。

回头去看,霍建起觉得这就是80年代的底色,大家都很单纯,就是一门心思做艺术,没有什么杂念。当时报酬极低,高原上吃什么都没胃口,唯独想吃水果罐头,所以挣的钱都买成水果罐头。后来拍摄间隙打牌,大家拿罐头当赌注,田壮壮玩儿心极重,经常赢一堆罐头后乐得像个小孩儿。

《盗马贼》拍摄过程中遭遇了高反、大火、鼠疫,拍完后很长一段时间田壮壮心脏不好,但当时的他,始终都有种没负担的快乐。

拍摄结束,带着这份快乐,田壮壮开始了影片的剪辑工作。毕业后分配到上影的张建亚天天瞅着田壮壮怎么剪片子,“我说这段不挺好的,他说不行不行,后来我发现他根本容忍不了带表演状态的,带那种提示的镜头,尤其是那种流眼泪啊,我要告诉你我悲伤啊,他都不要。”等都连起来,张建亚服气了。78级的同学一个比一个有性格,张建亚也是出了名的浑不吝,但几十年下来,张建亚一直说,“出了朱辛庄,我他妈只服田壮壮。”(注:朱辛庄是北京电影学院原 校址)

几十年里,张建亚眼瞅着这群同学浮浮沉沉,外部力量过于强大,很多人都会变,“但田壮壮,他几乎没有,人出手就奔着艺术最高标准去,爱懂不懂,他压根儿也没想过要取悦谁。”

做自己从来不是容易事,《盗马贼》送审的时候,电影局说,这片子要想过,必须得大剪。当时片子混录已经完成,对方不管,咔嚓咔嚓就剪起来。田壮壮一下就火了,说了句“我觉得你跟天葬台似的”,转身走了。

更大的风波还是那句“我的电影是拍给下个世纪的观众看的”,在当时的中国,这样一个大标题出来,田壮壮旋即犯了众怒。

王朔在文章里提到过这段往事:田壮壮的《猎场札撒》和《盗马贼》,犹如大耳贴子似的贴在了中国观众的脸上,扇晕一个算一个。那时候大伙也算是群情激愤,特别是田壮壮说了那句“我的电影是拍给下个世纪的观众看的”之后,有意识地跟大众保持距离,田壮壮是作家带导演中的头一个。

但其实那就是句玩笑话,一帮人在屋子里聊天儿,田壮壮对谁也不设防,他爱开玩笑,更爱组织语言去假装他的不在乎。“他伤心的是什么呢,我玩儿命拍的电影,你都没看呢,哪来的那么多愤怒?”张建亚说。

大众才不会管这背后的三七二十一,田壮壮说完

这话,《大众电影》连出了两期专题,煞有介事地展开了批判,那阵子田壮壮每天都能收到骂他的信。

蛰伏

今天的田壮壮,自带游戏人间的散淡,什么都云淡风轻了,什么都俱往矣了,但是关于《盗马贼》,他的不甘和委屈始终没有消散。对过往痛苦年代的思索,让他在电影里不可避免地去讨论神性与人性、禁锢与生存、绝望和抗争,但这些统统没人理会,“更伤心的是误解,你看大家都说我因为《蓝风筝》被禁怎么怎么样,但是我老想,那至少说明禁我的人看懂我的电影了对吧?”几十年后,面对外界对他内心世界的窥视,大部分时间都能闪转腾挪、嘻嘻哈哈把问题消化掉的田壮壮,只有在特别不经意的时候,才会露出一个苦笑。

田壮壮不是不需要知己,“他当然需要,但他从来不肯为了别人去懂他,做违背自己心意的事。”李雪健觉得田壮壮之所以会痛,也是因为这个,“在艺术上,他是有洁癖的。”

荷兰纪录片导演伊文思的出现给了田壮壮一些安慰。这位享誉世界的纪录片大师看完《猎场札撒》后大为赞赏,但当时片子压在文化部,审查没有通过,于是伊文思给主管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打了一个电话,说我看到了一个好电影,《猎场札撒》这才过审。

当时伊文思看完说,我没有见过如此美丽的地方,这里的天、太阳、人、草原都是真实的,我第一次看到让我觉得这么真切的人。

当时旁边有人问,“你能说说《黄土地》吗?”他说,“那也是一个值得说的电影,但是我现在不想说,现在我只想说这部电影。”

到了《盗马贼》,伊文思也看不懂了,看完那天晚上给田壮壮打电话,让他安排再看一次,于是伊文思和阿城的爸爸钟惦棐又看了一遍,看完以后跟田壮壮说,“这次看懂了,我觉得是一部很伟大的作品。”

这对原本打定了主意逆风而行的田壮壮来说,是雪中送炭,但也杯水车薪。

李少红替田壮壮委屈的是,无论是《猎场札撒》还是《盗马贼》,都是带着很单纯的对艺术的恭敬去拍的,被截取和放大的却是他的张狂和不可一世。

但以田壮壮的性格,他不会解释,也不屑于去解释。

性格中的脆弱一面很快就显现出来,豁出命去换来这么个结果,那就不难为自己了。接下来几年,他完全处于一种自暴自弃的状态,接连拍了《鼓书艺人》、《摇滚青年》、《大太监李莲英》等几部影片。

《大太监李莲英》的时候张建亚去探班,那阵子田壮壮痴迷麻将,片场支一麻将桌儿,通宵达旦地把时间都挥霍掉。

工作人员过来请示,他嘬着烟,“知道知道,行行行,演吧演吧演吧。”“我吓死了,这不是他,问壮壮,这么拍戏啊?”田壮壮跟张建亚努努嘴,对着片场里的姜文和刘晓庆撇了一下头,搓着麻将说,“那俩听我的吗?我说有用吗?”

李少红特别生气这个阶段的田壮壮,其实就是把自己藏了起来,做出那个样子跟世界对抗。

挺讽刺的是,他几乎完全没放心思的《摇滚青年》因为有霹雳舞、拥抱、接吻等镜头,卖出了300多个拷贝,是1988年的销售冠军。

钟爱《红楼梦》的李少红觉得田壮壮身上尽是贾宝玉的影子,“他太像了,他就是有很多机会,又那么受宠,那么多的机会好像都是属于他的,但是你又觉得没有一个机会是真正属于他的,或者说这个机会他压根儿不想要。”李少红记得,有阵子还说要让他当北影厂的厂长,他不干。

但彻底放弃这样的性格也不可能,拍《鼓书艺人》时,家属觉得他把老舍原著中体现“进步思想”的内容都去掉了,极其不满。田壮壮不管,在现场跟老舍的儿子舒乙吵架,“要么咱们都到地底下找你爸去,看你爸对这件事是不是有意见。”后来田壮壮还跟张建亚聊,一个有信仰的人得有多绝望才能选择放弃生命,老舍怎么死的他们不清楚吗?那个时候哪怕家里人给过他一点支撑,人哪至于就没了。

这是田壮壮的典型性格,阮籍一样的青白眼,他珍视的一定会拼命维护,他看不上的,也丝毫不会去掩饰内心的鄙夷,究竟在这任性里得罪过多少人,他自己都数不过来。

这么浑浑噩噩了几年,80年代在一片仓促中走向了终结。田壮壮很少做梦,却在40岁快到来的时候做了个梦,梦到一团云雾,飘飘荡荡到他周围,田壮壮问,你是谁?那个声音说,我是死神。在梦里,田壮壮和死神聊起了天儿,死神问,你觉得我可怕吗。田壮壮答,不可怕。死神说,对,死并不可怕,但你太放纵自

大部分时间都能闪转腾挪、嘻嘻哈哈把问题消化掉的田壮壮,只有在特别不经意的时候,才会露出一个苦笑。

己了。

田壮壮醒了,醒来后立即想,人生统共就那么点儿,“我对自己说从此以后不再拍任何不想拍的电影,等于是给自己发了个誓,不再干自己不想干的事情。”

浪荡几年更像是打了个盹儿,回过神儿的田壮壮又回到那种随时可以燃烧自己的状态。90年代的大幕缓缓拉开,诗歌、小说、绘画等在时代舞台中央渐次退位,轮到他们电影人了。

真实

田壮壮不打麻将了。郭宝昌在《蓝风筝》中饰演了一位“文革”中被批斗的老干部,跟田壮壮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后,郭宝昌才发现,平常这个邋邋遢遢、摇头晃脑、在他家吃炸酱面永远拍着桌子要大蒜的家伙,有那么细腻的一面。

电影里有个场景是老太太出门倒土,演员抬着土箱子出去,哐叽把土倒了,这还没完事,田壮壮让演员把土箱子扑搂两下,就那么两下,那个老北京的味儿就出来了。

摄影师侯咏记得一个细节,有场戏是吕丽萍抱着儿子在一层层的大字报中穿行。侯咏早早到了现场,说这大字报不够啊,“应该弄得乌烟瘴气的,满街里里外外全都是”。田壮壮把侯咏拉到旁边,“说这个你年纪小可能不知道,这是‘反右’,这不是‘文革’,‘文革’是铺天盖地的,毫无遮掩的,但是‘反右’是不能上街的,所有的在外面是看不见的,全在屋里头。”田壮壮要的是真实,不是宣泄。那个死神的梦之后,田壮壮让莫言和《摇滚青年》的小说作者刘毅然给他写了个关于黄河的剧本,取名《大水》。那段时间田壮壮总在想的问题是,黄河这条“母亲河”既造福又造灾,但是后来明白了其实母亲再丑她也是你的母亲,因为她生了你,所以你不能指责她。

《大水》没有拍成,但田壮壮心里确认了自己要诠释的命题。

霍建起认为,这个命题恰恰是作为艺术家的田壮壮身上最大的矛盾和最深的痛苦,“他母亲是位这么好的艺术家,这么热爱这个国家,他这么热爱他母亲,我们这代人,祖国是另一个母亲,那么对壮壮来 说,他对这两个母亲都有着深沉的爱,那么这个(矛盾)也是双重的。”几十年下来,霍建起觉得外界对田壮壮始终有很大的误解,大家会因为那些被截取和放大的狂妄,或者他自己给自己打造出的消极样子,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个什么都不在乎的家伙。“这个误会太大了,你去看《盗马贼》也好,《猎场札撒》也好,无外乎都是在诠释这个矛盾。”田壮壮很爱妈妈于蓝,很久之前一次采访,被问及平生最爱,田壮壮不假思索地做出排列:妈妈、儿子和电影。

但无论对电影,还是在生活里,母子之间都存在诸多分歧。年轻的时候,两个人经常因为创作观念吵翻天,一个延安的老革命,一个红旗下的蛋,一个坚守传统甚至是传统的缔造者,一个一心憧憬一个冲破传统的新世界,两个人谁也不让谁,经常吵得互相不说话,有次田壮壮甚至提议母子二人到法院断绝关系。

从年轻时候就安稳不住的田壮壮真的飘飘荡荡过了自己的大半生,但不管走得多远,他这只风筝的线仍牢牢握在97岁的妈妈手里。在北京的时候,不管多忙,他都要陪老太太吃顿饭,说会儿话,妈妈老了,他也老了,母子俩争执了大半辈子的问题最终都失去了意义,他和妈妈都没赢,时间赢了。

田壮壮极孝顺,按李少红的说法,“是古人的那种孝顺,现在人见不到的”,他会为了这个孝顺去委屈自己,去让步,但这就必须要牺牲自己的天性,所以他会痛。

跟《霸王别姬》和《活着》不同的是,《蓝风筝》并没有一个成熟跌宕的文学原著可以依托,剧本是田壮壮和编剧肖矛一点点商量出来的。肖矛接受采访曾提到,“在写剧本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就好像是拿时间的漏勺在打捞一些记忆,还原一些记忆。”在剧中扮演“叔叔”的李雪健回忆,其中很多场景其实就是他们自己家的事。

在侯咏的印象中,田壮壮一直是个没什么危机意识的人。毕业那年一起拍《红象》,有天拍摄完,田壮壮就让车走了,戏里有个竹筏,驻地在江对面,为了把筏子带过去,他就拉着侯咏划竹筏过江,结果江水特别急,田壮壮划到江心,一个没站住,整个人翻了下去。好在田壮壮学过游泳,一会儿就探出了水面,他也没再上竹筏,而是泡在水里拽着竹筏和侯咏一起过了江。

青年时代的田壮壮,始终有种无畏,但《蓝风筝》

无论对电影,还是在生活里,母子之间都存在诸多分歧。

拍摄过程中,有一回他跟侯咏说,这个片子只要拍完,哪怕一辈子都不拍戏我都认了。这是侯咏认识田壮壮至今,“他最沉重的一句话,我当时都惊着了”。

不占有

如今66岁的田壮壮提起《蓝风筝》,带着没有岁月可回头的淡漠。“那就是个大男孩儿的作品,挺大男孩儿的。”他不认为《蓝风筝》对自己有那么大的影响,甚至不承认这是自己最好的作品,对于许多影迷“假如没有《蓝风筝》,天知道田壮壮将取得多大的成就”的好奇,也统统一笑了之。朋友们都不同意。“壮壮这个人,简单地说,他一定要有两种人格,然后他在这个中间,他觉得才特别舒服,这就是他面对世界的方法。”李少红觉得田壮壮并不像他表现的那么粗犷坚强,相反他特别脆弱,《盗马贼》自然伤到了他,那么当他重整旗鼓把自己内心的全部柔软又投入到电影中的时候,《蓝风筝》只会伤他更深。

几十年中,高峰低谷,电影内外,郭宝昌唯一一次见到田壮壮哭就是在《蓝风筝》的关机宴上。在北海公园的仿膳,剧组的人挨个儿发言,这个讲话,那个讲话,然后大家碰杯、喝酒,当时田壮壮坐郭宝昌旁边,毫无征兆地,突然趴到桌子上就嚎啕大哭起来。

郭宝昌傻了,惊慌失措地问田壮壮发生了什么事, “他说有人卖了我,我说什么意思啊?他说到局里边告了我,说这片子是个反动的片子。我说谁呀?谁干这事?他说是我一个哥们儿。”

郭宝昌从没见过田壮壮那样伤心,但也清楚地知道,对于即将到来的一切,“我们除了挨打的份,毫无还手之力。这件事情,毫无疑问,对壮壮是一种特别深的伤害,而且是各方面的伤害,不光是一种事业上的阻遏。”作为更早一批的电影人,几乎亲眼看着第五代成长起来的郭宝昌对田壮壮最心疼,“他也许没得金棕榈,没得奥斯卡,没得金熊,但是他的境界,我觉得在第五代里边无人可超越。”

田壮壮的为人在电影圈儿有口皆碑,李雪健说起一件小事,每年全家人去扫墓,祭拜过自家的人,田壮壮一定会绕道去看看陶金的墓。陶金是《摇滚青年》的主演,1997年不幸离世,“你想《摇滚青年》是他那么不用心的一个片子,但这些事儿他都能记着。”

几十年的交情下来,郭宝昌觉得田壮壮身上最为 特别的一点是,“他不占,他最宝贵的是不占有。”郭宝昌举了个牌桌上的例子。有段时间郭宝昌家的客厅支着电影圈的麻将桌,人来人往,那时候大家都没多少钱,输赢不超过1000块钱,牌桌上大家什么人性都出来了,“可壮壮是什么样呢?”有回郭宝昌输得有点儿多,牌局散了之后打扫战场,发现田壮壮不言不语地把钱都留下了。

“这孩子心里没杂质,你知道电影这个行当,脏事太他妈的多了,他心里没有这些,不占有,不索取,没想着要从中捞点什么,他就是一门心思在电影上,最终他伤心也是因为这个。”

80年代在广西厂的时候,郭宝昌反复提醒第五代的猴崽子们一句话,初生牛犊不怕虎,但你们要记得啊,这个老虎是会吃人的。

但在《蓝风筝》的拍摄过程中,郭宝昌反倒没有了这种顾虑,“壮壮拍的是日常,当时真的完全没觉得这戏有多反叛。”这是郭宝昌最为田壮壮和中国电影可惜的一点,中国电影里没有这种日常,那种生活细节,不夸张不做作的人物关系,“凯歌艺谋他们拍的是史诗,史诗要感人是容易的,怎么把这个日常拍出来,才最考验一个导演。”

《蓝风筝》中,田壮壮用了大量镜头去呈现老北京的日常生活,他记忆中那个已经消失了的北京,胡同口卖小鸡小鸭的小贩,穿棉袄擦鼻涕泡儿追逐着嬉闹的小孩儿,转动的风车,阳光下的糖葫芦,还有高高飞到天上的蓝风筝,都被田壮壮从脑海里拔出来移植到电影里。

“壮壮当然可以更好,他应该更好。”采访之中,说到这句的时候,郭宝昌陷入了一阵长久的沉默,旋即是一声沉沉的叹息。78岁的郭宝昌比所有人都更明白时也命也的道理,所以才更为田壮壮惋惜,他遗憾的是,一个具备卓绝天分和高洁品格的人,为什么不能拥有与之相匹配的命运,“还是这就是他的命?”

拐点

焰火明灭皆在一瞬,荣誉和低谷携手而来,1993年《蓝风筝》获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电影,次年广电部下发通知,吊销田壮壮等7人的导演资格。

媒体疯传田壮壮因此被禁10年,这让他很困扰,实际并非如此。当时他觉得自己很冤枉,就去广电部找副部长田聪明。田聪明打心里喜欢这个小兄弟,就

“他一定要有两种人格,然后他在这个中间,他觉得才特别舒服,这就是他面对世界的方法。”

说你这处分背一年,明年这个时候我给你撤销了。一年后田聪明真的给田壮壮打了电话,交给他一张盖着红章的文件,处分被撤销了。

2017年年底,田聪明因病离世,田壮壮人在外地,特地拜托李少红送了老部长最后一程。

郭宝昌尤记得当年《蓝风筝》拍完,有天夜里11点多,张艺谋给他打电话,“他说您干吗呢?我想去看看你。我说都夜里11点半了。他说这还早啊,这就是聊天的时候。”后来张艺谋真的乘着夜色直奔郭宝昌家,没坐下就说,我看了那个《蓝风筝》,真的拍得太好了。

这样大半夜睡不着觉去讨论一部电影的日子渐渐消失了,真正困扰田壮壮的并不是那一纸禁令,而是环境的飞速变化。

时代给出的慷慨都有限期,对一直因循天时地利的中国电影来说,擦身而过便是永远错过。《霸王别姬》、《蓝风筝》、《活着》的集体亮相的确如火山喷发一样照亮了90年代的中国影坛,但是光芒之后便是沉寂。这一年,韩三平从峨眉电影制片厂调到北影厂任厂长。韩三平给过田壮壮剧本,想让他尝试拍主旋律,把那段时间打发过去,田壮壮拒绝了。到1997年,后发制人的冯小刚迎头赶上,第五代苦大仇深的那套话语体系,民族的创痛,历史的回声,人性的困局,所有沉重和宏大都迅速被消解和遗忘掉。

郭宝昌觉得,这个阶段田壮壮整个人的状态是, “得了得了,不跟你们玩了。”回忆那几年电影圈的状态,“我觉得壮壮属于他说不了真话,又不愿意说假话,就沉默了。很多人会给自己找理由,要生存,要活着,你有名,你有利,你有家庭要养,我必须做,壮壮不做了。”

田壮壮的性格底色中,一直有种不强求的消极,这多多少少跟他在“文革”中的经历有关。小时侯田壮壮一直是孩子王,胡同里的小伙伴也愿意围绕在他周围,运动开始了,世界瞬间掉了个个儿,原来跟在屁股后面的马仔蹦到面前喊他“狗崽子”,自尊心极强的田壮壮从此不再进校门。

那时候田壮壮最大的爱好就是一个人到房顶上呆着。后来他精心钉了个小箱子,关起门来养小兔子。外面的世界天翻地覆,他都懒得理会,眼不见心不烦。

但你不招惹世界,世界有时也会反过来招惹你。街道上很快传出“黑帮子弟养尊处优,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流言,妈妈于蓝吓坏了,求着田壮壮把 兔子交出来。人无力抵挡什么的痛苦他早早就有了体会,抵抗不了那个痛苦,那就不去触碰。

后来去吉林镇赉插队,能离开当时混乱的北京,田壮壮太高兴了。一同插队的老朋友闻政协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当时一群知青住东北的那种大土炕,冬天小年轻们都吵着住炕头儿,但是到了夏天,土炕热得烧心,于是这些人又吵着住炕尾,田壮壮不听这些人嚷嚷,卷起铺盖卷扔到了中间,我不住头也不住尾,你们争去吧。

李雪健熟悉田壮壮的这份消极,有次采访记者问他感受,他说,第五代这批人都爱电影,爱得深沉。但是大环境一变,要不你就跟着变,要么就没你什么事了,所以第五代现在都“很挣扎”。

田壮壮绕开了这份挣扎,他受不了那个累。李雪健很明白田壮壮心里那个痛,“太爱这个东西了,爱到可以不拍,他选择回避那个痛苦。”

李雪健在2001年罹患鼻咽癌,最想放弃的时候,田壮壮给他打过一个电话。田壮壮讲了很多,李雪健在电话里哭得说不出话。后来还是不放心,田壮壮又给李雪健写了封信,告诉他不能放弃。

后来李雪健想,为什么当时所有人的话都听不进去,田壮壮的就可以呢?“我想他也是个病人,他的病在心里,他体会过那个痛苦,所以他能明白。”

李雪健形容生病时的感受,像饭馆里狠狠被摔在地上的鱼,“啪”地被摔在地上,那鱼可能没死,但内脏肯定被摔烂了。“我就是被摔烂了的那条鱼,生不如死。有时候我觉得,壮壮也是。”

消解

关于第五代,张建亚曾编排过一个著名的段子:中国电影好比长征路,韩三平是抬担架的队员之一,张艺谋和陈凯歌一个要往这边走,一个要往那边去,最后两个人都犯了分裂的严重错误;田壮壮是因为抢渡大渡河,攻急了,留在当地的老乡家里养伤,每天都在给老乡家的闺女讲革命胜利以后会是什么样子的神话……作为导演的田壮壮消失了。“他牛逼在什么地方呢,不管是什么方法,玩也好,谈恋爱也好,反正他真的能把他那些伤都消化了。”张建亚说起,第五代风流云散之后,每次见陈凯歌,说拍电影的不容易,说名利场的无奈,说上两句

暖心的话,陈凯歌过来就搂着他拍大腿,“建亚啊,你明白对吧。”田壮壮从没有这样的时候。外界强加给了他一个不得志的标签,但田壮壮心里明白,一切都不过是他自己的选择。“我这个性格你让我当官儿,我早就被抓起来了。”同样的,他无比清楚,小有小的好处,“其实我特别清楚地活着,我只是不想我自己那么辛苦,我只是想让我自己活得,嗯,自由一点。我可以活成一个很小的人物,但是我可以控制我自己,我活成一个很大的人,我就不能控制自己了,是吧?你生孩子多了,得有人告你。你电影拍得不好,得有人骂你。但你活成一个很小的人物的时候,就可以很自由。”

田壮壮钟爱前南斯拉夫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拍《蓝风筝》那年,久经战乱的南斯拉夫宣布解体,库斯图里卡永远失去了自己的故乡。在他的电影里,不管表面上有多么癫狂多么夸张,底子里都有深重的无力和乡愁。但是这并不影响他继续享受人世的美妙,拍电影的同时,库斯图里卡还有一摇滚乐队,还去大学教书,日子过得诗意又浪漫。这是田壮壮向往的人生境界。

外界对他的想当然的神化、假想的崇拜、虚与委蛇的尊敬,他统统不需要。摄影师王昱觉得,在电影圈田壮壮保持了一种难得的轻盈,“其他人吧,到了那个位置,身边总是一层一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地被人包围着,你都替他们累。但壮壮没有,你比如说导演您喝茶,导演您看这样行吗,他说你干吗,眼睛一翻,滚蛋,他身边这样的人都被他骂走了。”

田壮壮有自己的消解方法,不拍电影的几年他也没完全闲着。早在80年代拍《盗马贼》的时候,田壮壮就同跟组采访的刘树生交心,“我们这一代起步太晚,想达到更高的艺术境界很难,但我们可以去探索去追求,为下一代人搭一座桥。”

他没有食言,这期间他扶持了很多第六代导演的创作,相继监制了章明的《巫山云雨》、路学长的《长大成人》、王小帅的《扁担姑娘》等电影。

在《长大成人》中,他还破天荒地当起了演员,扮演一名火车司机,一个精神教父式的角色。他不再年轻,作为80年代的精神遗民,转而成了一个坚实的后盾和思想的传递者,影片中有个情节是他要把自己的骨头移植给主角,隐喻精神上的补足和传承。

对于迅速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田壮壮真的扮演 着这样一个角色。他在北影二楼有个办公室,外头有个台球桌,那时候娄烨、王小帅一群人有事没事就往这里钻,一群人一块儿打台球,也不知道谁先起的头,田壮壮还真有了教父的名号。

他对后辈的扶植圈内闻名,缺钱给找钱,缺人给找人,李少红当时也在北影院里办公,天天看田壮壮跟这些年轻人泡到一起,“他也有大哥,就是那些帮他的大哥,有钱的,他把钱拿来以后,真往这些人身上砸,那真是血本无归地砸啊。”

2002年,田壮壮应北京电影学院之邀,回到母校任教。人生兜兜转转一大圈,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同事徐敏华说起田壮壮, “他是让你会觉得在我们这个年代,还有‘先生’存在。就是把他所知所学,毫无保留地,全部都交付给了孩子们。”

他会像当年给自己的同学争取多几尺胶片、多一些拍片机会一样,尽力帮学生们多创造一些机会。他依然顽固,鼓励学生们多去片场,多实践。

导演系的学生拍片需要钱,但学校经费平均到学生头上非常有限,田壮壮就到处找自己的朋友,说给我们导演系孩子们投资一下。这并非他的本分,但看好多学生拍作业都要自己家里贴钱,他又止不住心疼。

田壮壮带的研究生徐伊亮记得,有年临近寒假回学校看他,当时田壮壮在上课,大概是最后一堂,徐伊亮悄悄坐到最后排,静静地等他下课,然后听他对师弟师妹们说,“他就从这个校门走出去以后,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忙或者我能帮得上忙的,你尽管跟我说。”徐伊亮心颤了一下,距离她毕业已经过去了七八年,她毕业的时候,田壮壮说了一模一样的话。

《绣春刀》的导演路阳也是田壮壮的研究生,教学中的田壮壮完全是另一个状态,他不会拿自己的喜好去左右学生,恰恰相反,他很早就鼓励学生关注类型片的发展。2006年的时候,有一次上课他特别不开心,“他就说哎,看着我们就觉得你们太不成器了,他说你们一定要去看一个导演,他拍一部电影叫《疯狂的石头》,技法非常纯熟。”

江湖上一直有种说法是,田壮壮是个闭着眼睛活着的人。路阳并不认同这个说法,在他看来,田壮壮一直睁着眼,“他可明白了,他完全不是说,他绝对不是闭着眼那种活法,真的,他太通透了,非常明白。”

李少红依然拿贾宝玉类比,“他真的像,那么有灵性,但是他又有很强的一个责任,所以他就永远是

一个矛盾的人生。”

剩下的就是玩,打电子游戏,打麻将,钓鱼,养蜥蜴,打高尔夫,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冒出新的爱好,每一种都玩得昏天黑地。“其实他都是在掩盖一种心情,他是个胜负心很重的人,玩什么都一定要赢。”李少红说。

王昱记得当年办公室里的田壮壮,头顶就挂着那个盖着红章的解禁通知,田壮壮有台特别老的长城电脑,他天天干什么呢,就拿着鼠标在那“卟噔卟噔卟噔”玩一种叫挖地雷的游戏。

第六代和电影学院的事,挖地雷,老乡家的闺女,都让田壮壮过得活色生香,但是李少红一群朋友看着着急,时间差不多的时候,玩够了吧,你不能老这样,还是得出来拍戏。

归来

2002年,田壮壮50岁,毕业20周年的78班组织了盛大的聚会,聚会上谢园代表大伙儿给田壮壮颁了一个“最佳沧桑奖”。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他们不再是时代的主角了。也是在这一年,李少红前后帮忙张罗,启动《小城之春》的重拍事宜。田壮壮的善良和仗义,帮他结交了一群在任何时候都愿意出来帮他的朋友。

《小城之春》编剧是阿城,摄影李屏宾,服装叶锦添,监制李少红,田壮壮时隔10年再次站在摄影机后面,田壮壮说,那天自己没忍住,眼泪掉了下来。

这部电影没有引起什么大动静,倒是在电影圈里从来也不服谁的姜文看了以后连说“肃然起敬”,最后还客串了一把记者,采访了田壮壮。

电影之外,姜文特地问了问田壮壮的痒处,怎么自己不拍戏老在帮别人。“我知道其实没什么人愿意小一辈儿的人真正破土出来。有人往上浇水,远处看是浇水,近处看是在浇开水呢,这我烫着过啊。所以我就不能明白你作为一个本身就老抽第二口烟的主,本身就老勾搭你烟瘾,还要主动地去看这小一辈儿的抽烟,在旁边晃荡。那你这是怎么解释?”

面对姜文的时候,田壮壮稍稍吐露了一点心迹, “这10年里就怕去片场看拍戏,滋味确实很难受。你不在现场倒没关系,就好像不是在一帮烟民里面,倒不是感到特别想抽烟。到了片场里面,锥心地疼。”

但一边疼着,还要一边做着。田壮壮说,反正能 干跟电影相关的事儿,他就挺开心的。

无数人替他觉得冤枉,但田壮壮本人并不哀怨,也不骂这个骂那个,更不愿意大众把他架到一个受害者的位置上,“我真的过得挺好的。”

如今的田壮壮更接近于《相爱相亲》中不动声色,又处处透着少年感的样子。你跟他说怎么抵挡市场的诱惑,他回答说他们金牛座其实都挺爱钱。你指着满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大标语问他的初心是什么,他带着调皮的笑答,“我的初心啊,喜欢所有值得喜欢的姑娘。”

但也因为从没有试图当一个对抗者,田壮壮也就从没有过那种“不再背着手尿尿,都服了”的时候。

拍《小城之春》,他依然任性,一场戏一个镜头,甚至一个镜头跨过一场戏,为什么这么做,田壮壮想,那个时代已经远去了,那种克制的美和伤痛都远去了,所以他就想镜头远远地,就那么远远地望一望。

2005年,因为纪录片《德拉姆》,田壮壮获得当年中国导演协会最佳导演奖。获奖那天,田壮壮被发展为导演协会的会员,晃晃荡荡十几年,终于再次被组织接纳。

拍摄《德拉姆》期间,在怒江的江滩上,赶路间隙大家坐下休息,吃点东西喝点茶,田壮壮吃东西极快,别人气儿还没喘匀,他自己拄根棍儿就往下一座山走去了,“就看着他一个人在那条山路上越来越远,这个时候你就觉得,他挺孤独的。”这个同20多年前《盗马贼》几乎如出一辙的画面让摄影师王昱印象深刻,“会觉得他自己心里有一种类似信仰的东西。有时我觉得他是那种自然就在道上的人,不修道已在道中。他是有道之人。”

几十年下来,霍建起觉得,田壮壮身上始终有种特别忧伤的东西在,甚至从某种角度上,他始终是孤独的,不管打扮得多么热闹,他在人群中始终是孤独的。

霍建起后来也当了导演,也就更明白田壮壮孤独的由来。在他看来,一切一切都是因为爱,这份爱在前半生受尺度和政策的左右,在后半生,当电影不再神圣,好似人人可以轻贱的时候,他只能更痛。

与《德拉姆》同一时期,田壮壮一直想拍的《吴清源》正式启动,这碗没有一丝鸡油的鸡汤田壮壮拍得依然任性笃定,依然一副爱看不看的架势。后来吴清源的太太说了一句话让田壮壮很安慰,说这导演好像真的是特别明白吴清源。这份明白是不是感同身受,

答案只有田壮壮自己知道,吴清源的一生波澜壮阔,但他只选取了吴清源90多年人生中的一小段,这一小段,正是他不得不放弃围棋的那一两年时间。

2009年《狼灾记》口碑和票房的双失利对田壮壮又是一次不小的打击,那之后,他又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张艾嘉把他拽回来。

《相爱相亲》宣传期间,田壮壮有一次说起,他挺感谢张艾嘉的,感谢张艾嘉又把他找了回来。

求不得

几十年的时间,一场归去来兮。但归来也不存在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时代愈发失去耐心,《相爱相亲》虽然取得了不错的口碑,甚至被认为是张艾嘉最好的电影,但大陆地区的票房仅有1800万。因为《相爱相亲》中不着痕迹的表演,重新回归公众视野的田壮壮得了个“暖男”的名号,前尘往事成云烟,很多事不刻意去提,时间已经久远到大家都忘了。

李雪健在首映时看到电影中的田壮壮,一方面,单从表演上,演了大半辈子戏的李雪健为田壮壮高兴,他拿出的是最高级的表演。但另一方面,李雪健又无法不为田壮壮难过,隔着屏幕,许多往事涌上心头,作为最亲近的旁观者,他从田壮壮的表演里看到了眷恋、甜蜜、辛酸,以及蔓延了大半生的求之不得。

“以前好像都没想过,他老了。就是面对时间的时候,就这样了,难道就这样了?”大银幕上须发皆白的田壮壮让李雪健无法不感慨时间的残酷,“他是个导演,能拿出这样表演水准的一定是好导演,他是该拍戏的,那个感觉我用语言描述不出来,描述不出来。”

“就是把大观园给抄了,然后把他们全赶出来了,一下子就失落了。”对于田壮壮的大半生,李少红的理解是,熟悉的世界一再被破坏,大观园小时候毁了一次,商业电影大幕开启,心中的大观园又毁了一次, “说到底,他自己想要的他好像永远得不到,他得到的呢,其实是他不想要的。”

对于朋友们的欷歔感慨,田壮壮只是笑笑,“他们真的都太爱我了。”田壮壮自己不愿多谈伤心事,或 者依然不承认自己的伤心。年前一次聚会,跟王朔、廖一梅等一群朋友喝酒,喝着喝着,突然有人感叹,哎呀,我们已经认识那么久了,已经那么多年了。

老家伙们开始抒情,田壮壮赶紧接过话茬儿, “我说你们下次能不能别叫我了,我现在只跟80后90后玩儿。”

那顿酒,这些热热闹闹过的人,一直喝到了天明。

田壮壮和宗萨钦哲仁波切是多年好友,有次在宗萨那里聊天,有人说起,每个人到这世上都会有个师父,田壮壮问宗萨,那我有老师吗?宗萨回答,你不需要,你自己平衡得很好。因《吴清源》而跟田壮壮成为忘年交的张震觉得,田壮壮身上始终有一份极致的浪漫,张震用了一个比喻,“我觉得壮壮就是一个会每天去冲浪的人,而且会持续一辈子的人。”

在张震看来,田壮壮之所以成为田壮壮,恰恰因为他能把他的那种浪漫,那种不将就的活法儿,一直维持在恒定的状态,外界怎么天翻地覆,他始终是他。

合作的所有导演中,张震觉得田壮壮和侯孝贤最像,他们都是那种极度浪漫的人,很天真,很坚定,又很奇异地把这天真和坚定保持了一生。

侯孝贤和第五代导演渊源很深,他曾不只一次说过,如果能让第五代这些导演好好拍电影,拍他们自己的经历,大陆电影一定会非常了不起。直来直去的侯孝贤也不只一次地表露过他对第五代的失望,说张艺谋太多地消耗了自己,想回也回不去了。金马奖颁奖期间,侯孝贤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参加金马盛典,但是第二天,他还是乘着台北的夜色赶来见了田壮壮一面。因为两人身上同样的江湖气,同样宁静的内心,和对各自影像世界固执的坚持,电影圈里有时会称呼两人,“侯匪孝贤”、“田匪壮壮”。这天田匪壮壮跟侯匪孝贤有段对话— “你说多他妈逗,我发现了,现在出来,在出境表上工作一栏填‘退休’,真的就没有人管了,办得特别快。”

喝着越泡越淡的茶,田壮壮悠悠地说起,自己还是想“再好好地,好好地拍一部电影”。侯孝贤想都没想接了句—

“那就去拍,什么都不要去想,时间不多了嘛。”

左图 2002年,《小城之春》片场。这一年,在一众朋友的帮助下,田壮壮时隔10年重新回到摄影机前右图 2005年拍摄《吴清源》期间,田壮壮与饰演童年吴清源的小演员合影。两年后的上海电影节,田壮壮凭借该片获得最佳导演奖,组委会给出的颁奖词是:田壮壮不仅是一位导演,更是一位作家和思想家,他的影片做好了承担寂寞的准备,在平凡的人生中体现伟大的情怀

左图 1985年拍摄《盗马贼》期间,田壮壮给藏族演员讲戏右图 拍摄《盗马贼》时,剧组人员在风雪中合影,右五为田壮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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