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行道、菜市场和城市里的人

Sanlian Shenghuo Zhoukan - - 调查 - 一条人行道上的“随机事件”

7 月 19日早上 9 点半,北京时不时下一阵雨。北京大学景观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李迪华背上双肩包,从北京大学万柳公寓出发,徒步到3公里外的北京大学本部。他走在前面,身后是50多名学生,像一条 在人行道上游弋的大鱼,鱼尾是另一位火遍网络的建筑师,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讲师何志森。他们两人带着在北京大学参加全国高校营造社暑期交流的学生,让学生在看似平常的街道上随机发现问题。

26年前,李迪华读研究生时,经常陪外国专家考察,发现欧美学者刚到中国“不会走路”,经过小沟小坎都可能摔倒。那时,他便被这些专家教育,“步行环境中不应有这样的风险存在,如果有人因此受伤,责任人将面临巨额赔偿”。后来他自己留心观察,发现街上的问题随处可见,李迪华形容这些是“与人为敌的人居环境”。在北京大学开设景观社会课程后,他就经常带着学生在城市里转悠,在观察中把

中国的城市设计不够人性,甚至导致人居环境“与人为敌”。那么,使用者要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建筑师去哪里找寻居民的需求?双方又该如何创造自洽的环境?

将城市启蒙带给既作为使用者又作为未来设计者的建筑系学生。

一行人转上人行道,放眼望去,弯弯曲曲的盲道便映入眼帘,盲道上的井盖、电线杆,一应俱全。李迪华带着学生们在路口的转弯处停下,指着两块斜拼起来、提示行走的盲道砖,砖上有长条的突起。又指向不到三米远的四块提示停止的砖,每块砖上有 25个圆点。“盲人走路其实不是很慢,他们习惯匀速走,每小时大约4公里左右,频繁地停止、转向会让他们抓狂。”李迪华说,一个施工项目落地,需要经历项目策划、规划、方案细化、施工图、施工、使用和维护等步骤,每一个步骤本都可以修正之前的缺陷。但是,盲道修不直,却难以揪出原因。他跟学生们讲的,是更深层次的问题。“按照规范,人行道都要建盲道,但它真的有用吗?街道应该是让每个人都能安全地行走。”

人群站定的地方,距盲道不远处是两个黄黑相间的防撞警示杆。一个还在,一个只剩下高出地面数厘米的螺栓。如果说盲道是看似必需,实则有些多余,那么这些螺栓就像是“马路暗器”。“国外的规范规定,人行道上的障碍必须在1.1 米以上,行 人即使撞到,也只是撞到腰。而如果被螺栓绊倒,很可能造成重伤。”李迪华弯下腰,摸着已经锈迹斑斑的螺栓。李迪华带着学生继续走,“你们看路边灰色的球形隔离墩,只到行人小腿的位置,晚上灯光暗,行人难以分辨,很容易撞上”。他感叹,在建设工程时,人们把规范当成了一个最高标准,只需要满足规范的基本要求。但一个安全、友好的城市,规范和标准应是最低要求,“或者说,今天的城市建设规范太低了”。造成的结果是,人从规划和设计中消失了。

“真是个调研的好天气。”行至每个路口,人行道尽头都是一摊积水,这就是李迪华口中“好天气”的由来。“水往地处留,这是常识。在马路上,拐弯的地方就是水汇集之处。那为什么不把雨水篦子设置在路口的地方?”李迪华告诉学生,“并不是花很多钱的设计才是好设计。”

走在人行道上,李迪华频频在电线杆旁停下,拉着电线杆的固定扳线给学生们看,铁线末端有一个巨大的结。“这个结正好是婴儿车的高度。”他对学生们说,“城市管理条状分割,绿地、市政、基础设施等城市管理部门,每个部门都在城市街道上做想做的事,唯独行人没有发言权。本来,规范里要

求人行道宽度不得少于1.5米,但放上电线杆、街树,甚至报刊亭之后的宽度就不管了。”躲过电线杆,他又在一条地砖被树根拱起,前方的路被报刊亭压缩,学生大半跑到自行车道上行走的路段停下,指着旁边被围栏保护起来的宽敞的绿地说:“这些园林部门强烈要求留出的绿地真的有用吗?”

“事实上,人行道上的规范可以被任意地侵犯,不同部门为解决一个问题,往往会引出另一个问题。”在行至北大本部前,他把学生的注意力引向路边的白色护栏,它的功能是防止在人行道上乱停车。“但在别的地方,有个小孩穿这护栏玩儿,把脊椎拧断了,没有救过来。”李迪华反问学生,“如果无法避免小孩子的悲剧,那整治乱停车就一定需要使用这种高风险的设施吗?就不能罚款吗?”

李迪华是生态学出身,他自身的研究方向是大尺度的城市生态研究,对城市规划和建设十分关注。他告诉我,自小他便会感知和留意环境中的危险与不合理的习惯,但即使具备了专业的背景,他仍不愿多谈问题背后的原因。“我也曾试过自己寻找原因和解决。2007年时,我每天要到清华西门等公交车,公交站亭很长,有一路到我家的车在站前,另一路在站后,中间相差50米。我在一侧等着,如果另一侧车来,就跑过去。但站亭中间建了个报刊亭,我为了躲它,要不就要跑到危险的自行车道上,要不就得绕上很窄的人行道,误了很多次车。”他气愤地投诉,先给北京市的城管打电话,被推到海淀区城管,又被告知报刊亭属于电信,电信告知他,报刊亭没有电信的编号,他们不管。当他再往城管打电话时,就没有了消息。

“我们做研究会习惯性地探究自发形成事物背后的原因,但中国的建设不是自发的过程。”走到临近北大校园的最后一个路口前,李迪华对学生们说, “故作高深地探究原因没有意义,每个人都有感知力,我们需要的是让人们知道,自己在路上被绊倒了,不应怨自己没注意,而是感到城市的不舒适,主动去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愤怒,要求改变。”他把市民服务热线视作市民可以集体发声的途径,“12345被打爆了,问题被关注,就有希望解决了”。

“跟踪”民间智慧

“你看树坑里的自行车,我就觉得很好啊。这是人们不得已,想出的方法。”学生们把李迪华层层 围住时,何志森站在最外圈。他戴一副黑框眼镜,穿着利落的白T恤,莫西干的发型,头发高高翘起。他装扮时尚,却喜欢观察最“下里巴人”的地方,“在伯克利,路上的树坑就被设计成停自行车的地方”。

跟随人流,何志森一路有些沉默。相比于李迪华发现城市中的设计缺陷,呼吁使用者要求管理者改善环境,他更喜欢静静观察在恶劣的设计中,民众闪烁的智慧。他曾带着学生到城中村体验盲人的生活,发现那里的盲人依靠气味和声音辨识方向,盲道确是多余。“而在南方一个城市的地铁里,盲道被用作了小贩摊位的分界线,盲道内摆摊,盲道外走人,那是城管与商贩协商之后的结果。”

如果民众意识到城市设计的问题,设计师如何满足他们的需求?何志森的答案是向民众学习。他的视角同他个人的经历有关。他在山里度过童年,没有同龄的玩伴,父母都是教师,没时间陪他,他自小就喜欢跟在大孩子后面默默观察,“每一个人的生活就是一本书”,何志森母亲的话在他心里扎下根,但尚没有发芽。待他赴墨尔本读建筑学博士,一开始也仍是学习参数化,想着建高楼大厦。

直到他遇到在墨尔本的房东。房东为了在他房间里安装一只照明灯,详细询问他每天不同时段的活

动习惯,绘制了“灯光路径图”后,最终确定灯要装在天花板的一侧,才能最大限度减弱阴影对他的干扰。“为什么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邮递员比建筑师做得还好?”而当他来到街上,澳大利亚地广人稀,像个大农场,看上去很破旧,但他有一次来到一个小镇,发现街边有一排一米多高,斜口朝向自行车道的小罐子, “当地人喜欢骑车抽烟,设计师便在街边建造了这个装置,骑车的人可以随时把烟蒂扔在里面”。

“像北大那条路上的电线杆,我在国内见过太多,对它们的用法也太多了。”徒步调查结束后,何志森告诉我,墨尔本的所见,使母亲的话发出回响,他开始思考如何将儿时的爱好与自己的专业结合起来,从参数化转向人文的方向。“虽然在国外参数化也是主流,但人文的方法不会被视作旁门左道。我的导师拿到救助流浪者的项目,把GPS 放在发给流浪者的枕头里,跟踪他们的行踪,然后实地走访,发现哪些设施需要改进。”他回到国内,也开始在街巷里寻觅城市设计中缺失的人性。“有些地方,电线杆没有竖在马路正中间,小贩就会围着一根电线杆,在其他电线杆之间拴上绳子,支起摊来,碍事的设计,反倒成了他们的机会。”

而与李迪华直接的观察不同,何志森将观察 与跟踪结合起来,希望发现混乱现象背后的规律。2010年,他在厦门的华侨大学看到一名卖饭盒的小哥用晾衣竿往校内送饭,“这种草根策略,给了我特别大的灵感”。于是,他用四年时间追踪这位小哥的送外卖生活,了解小贩如何贿赂保安、雇用内线,把外卖送到围墙背后的学生手上,最终形成了他探讨日常生活与建筑设计关系的博士论文。“设计师们想要通过创造各种边界来阻隔不同人群的交流互动,而那些游离在边界周边的人,却可以用他们的生活智慧,轻而易举地逾越职业设计师创造的控制系统。”

“博士毕业答辩时,评审老师问我,打算如何把学到的知识带回国?‘Mapping工作坊’就是我的答案。”何志森口中的“Mapping”是要“绘出”隐藏在地图(map)背后的东西,通过连续的观察、发现、记录、推导、重组和创作,呈现日常生活空间,来体察和理解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和他们对日常空间的使用和需求。他介绍,“这个工作坊有六个步骤:第一,选择一个目标,可以是人,可以是物,越小越好;第二,长时间地跟踪观察这个目标;第三,把自己变成目标;第四,发现这个目标与城市之间的关系;第五,呈现这些关系;第六,基于这些关系提出设计主张”。

他带学生走进城中村或弄堂,让学生观察居民

们的起居,甚至让学生跟踪卖糖葫芦的阿姨,在帮助她卖糖葫芦之后,发现上厕所与卖糖葫芦不能兼得。为此,学生用板车为阿姨设计了一个“变形金刚”。“它可以变成厕所,还可以变成卖花的、卖衣服的,不同地点有不同变法。”何志森用这种方式“启蒙”未来的设计师,培养他们的“同理心”,“我希望设计师能向使用者学习,了解他们真正的生活和需求。”

何志森为此不遗余力。自 2015 年回国,他已举办 50 余场 mapping 工作坊,又在今年初,把自己的上述观察搬上《一席》,“工作坊做不过来,我需要借助网络平台吸引更多关注,请使用者反推设计师,改善他们的设计和理念。”他如愿以偿,成为如今《一席》点击量最高的一期演讲嘉宾,“小卖部的阿姨都在转发我的节目”。

但令他始料未及的是,他成为“网红”后,建筑师被很多人当成了全能的英雄。每当有人问及,他的观察能否改变居民的生活,他便想起此前为站街女做的调查。

他曾带着学生,每天分成两批,轮流调研长沙的站街女。第一天半夜,他接到学生电话,说有一个学生特别难受。“等我赶到大厅,发现一个特别高的男生,坐在凳子上不说话,看见我就开始流泪。”另一个学生解释说,因为无法近距离观察,他们租了一个空间,从上到下去观察。他们看了站街女一天,知道了她一天能赚多少钱,却不能靠近她,不能为她做任何事情。学生问他:“为什么让我们做这个作业?”何志森回忆,“那时我心里特别开心,因为这一刻学生终于知道,设计师不是万能的。”

当同李迪华一起走完3公里的徒步,何志森想到更深的问题,“如果居民获得了应有的权利,设计师也满足了他们的需求,使用者拥有了一个完美的路段,但他们在这个路段前面随地吐痰,在后面随意停车,这会是一个良好的人居环境吗?”

使用者的觉醒

“澳大利亚的很多城市没有盲道,盲人走在路上用棍子左右敲地,感知障碍,行人看到盲人会自动让开一条路。过马路时,会有行人在盲人两侧主动保护他的安全。而即使那些乞讨的流浪者,也会随身拿一个带水的塑料瓶,把自己抽剩的烟头扔在里面。”面对国内街道的混乱,何志森想到国外在设计之外,人本身创造出的秩序。

“路上的砖坏了,周边居民要求管理者换砖,与他们自发把砖换上,哪个更好?”

何志森的疑问是个比喻。他与李迪华在一次评图时相识,一拍即合,都感到建筑设计中人的缺失。去年开始,他们合作在北京大学举办暑期的北大校园营造 mapping工作坊,集合一些关注边缘群体的建筑师和规划师为学生做讲座,让学生做出方案,设计自己的校园。“我们希望使用者能变成设计师,通过自己的参与,改善人居环境。”而出乎何志森意料的是,他的设想在广州的一个菜市场里得到了实现。

这个菜市场服务于广州东山口的竹丝岗社区,由何志森担任副馆长的扉美术馆也坐落在那里,美术馆所在的大厦与社区有一段U形的围墙。何志森和美术馆的馆长叶敏发现,全市乃至全国去美术馆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但社区里来此看展的人寥寥无几。一年前,他们同艺术家宋冬、徐坦共同发起“无界博物馆”计划,打算把美术馆融入到社区居民的生活里。艺术家宋冬把U形的围墙打造成“无界的墙”,用上百个从北京运来的旧玻璃窗、门框组成墙面,把从废品回收站淘回来的700多盏老式灯具放在墙里,墙中的展品多是周边社区捐赠的老物件。“居民把自己东西放在这里,一下觉得有了归属感。”何志森告诉我,“那里曾经是白领抽烟的地方,如今变成了艺术活动聚集地和社区居民的散步道,当地居民时不时绕道来看看,维护卫生和秩序。”

然而,“围墙”仍未被打破。一墙之隔的菜市场仍与艺术的场所融入不进来,菜贩也很少到墙的另一边参观。今年年初,何志森便用三个月时间把自己的 mapping课程带到这里,尝试把菜市场变成美术馆,将菜贩吸引到墙的另一侧。

“你知道为什么所有摊贩都把西红柿摆在最外面吗?因为每个人买菜时都喜欢触摸,西红柿的手感最好。”何志森告诉我,他没有给学生下任务书,而是鼓励学生自己发现。韦平是他的一名学生,在校医院给被割伤的手拆线时,突然发现手上有很多痕迹,它们记录着自己的童年和大学生活。“右手上有三个伤疤,其中一个是9岁清明节拜山回来,我拿一块白切鸡喂狗吃,被狗咬了。当时血从手背向泉水一样涌出来,弄得我现在见到大狗就怕被咬。”他意识到菜贩的手也会有许多故事,向何志森提出这个想法。

“建筑空间是场所,手为什么不可以?”何志森很赞赏他的想法,推荐他照手,将照片做成展览,并让他思考“手在菜市场的意义”。于是,韦平尝试

与菜市场“交流”,除了在菜市场里跑步、帮着菜贩卖菜,他试着给菜贩们的手拍照,但很多人都不想理他。“他们说电视上常说有骗子拍指纹,支付宝的钱就没了;还有说我是看相的,怕我算走生辰八字,要先考考我怎么看手相。”

起初受挫的经历被画画扭转。“我希望画出一双手,能相对直观地给大家介绍我想做的样子,并让大家接受我是来画画的,而不是刺探他们隐私的记者。”随着韦平在摊位旁越画越久,菜贩一个个走出菜摊,围在他旁边,对着画面上的摊主开玩笑。“我画画时,卖水果的大哥请我吃西瓜,卖肠粉的大叔给我留位置吃午餐。我开始理解大家之前的怕和讨厌,他们不喜欢别人带着‘专业’的眼光去研究他们,他们也明白了我的行为。我们逐渐相互理解。”

“我开始拍照他们的手,并探知他们的卖菜生涯和背后的生活。”韦平和人打交道的经验逐渐丰富,看到手上有伤痕的,他就问疤痕的来历;手上没有明显特征的,他就以学生的身份,和菜贩们聊孩子。他收获到许多动人的故事。“有位卖菜阿姨告诉我,她手指上的戒指是她奶奶把自己的一只头钗熔了后打的,她戴了30年;腕子上的手镯是女婿孝敬她的, 她戴了7 年;她手背的一块膏药贴,是老了会长骨刺的地方。在阿姨的手上,我看到一个女人长大、结婚、变老的过程。”

韦平把拍好的照片放在墙的另一侧做“手美术馆的展览”时,是希望菜市场外的人,通过看照片、听他讲述菜贩双手的故事,走过墙来,用看待艺术品的眼光看待菜市场。“办展览时,我预感菜贩们不会过来,但我有天晚上布展时,卖猪肉的阿姨路过看到我,问我吃饭没有,又看到大家的手。之后,她们便一波一波地过来找自己的手。”

韦平同菜贩们一起把照片搬进菜市场,他观察发现,用于展示的相框在菜市场里并不合适,材料需防水、耐用,尺寸也得多样。菜贩们放照片的位置各种各样,他们有些把照片和原有招牌融合,或是用铁丝把照片捆上,挂起来,不会妨碍日常做生意。路人和媒体到此参观,菜贩们便会向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有些人把照片放在营业执照旁边。”何志森向我回忆他看到菜市场展览时的场景,仍有些激动, “那张营业执照意味着他们正规摊贩的身份,而手的照片是他们的生活,把二者放在一起,有无穷的意味。” (韦平为化名)

左图:市民参观广州丝竹岗社区的“无界的墙” 右图 :“无界的墙”与菜市场一墙之隔

左图:北京大学景观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李迪华 右图: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讲师何志森

韦平在菜市场中拍摄的花贩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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