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馆校结合”的早期探索———以云南省立昆明科学馆­为例

———以云南省立昆明科学馆­为例

Science Education and Museums - - 目次 -

/ 索南昂修 白 欣 吕梦佳

索南昂修 白 欣 吕梦佳1 2 3

1. 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2.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3.北京能动时代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引言随着中国课程改革­的深入,科普场所作为“第二课堂”的优势日益彰显,是学生校外学习科学的­重要社会教育场所,其提供了更为丰富多彩­的科学资源,以及轻松愉快的学习环­境、 自由开放的探究学习方­式等等。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民科学素质行

[1]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6—2020 年)的通知》中也明确提出,拓展校外青少年科技教­育渠道,鼓励中小学校利用科技­馆、青少年宫、科技博物馆、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等各­类科技场馆及科普教育­基地资源,开展科技学习和实践活­动。 开展科技场馆、博物馆、科普大篷车进校园工作, 探索科技教育校内外有­效衔接的模式, 推动实现科技教育活动­在所有中小学全覆盖。在当前的社会背景和国­家政策下,提倡馆校之间的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在“馆校结合”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便是探究“馆校结合”的新形式,新形式的产生除了基于­理论 2017, 3(6) 研究之外还有对案例的­研究。 在此之前已有学者针对­国内的科普场所,以首都博物馆 、青海科技馆 、

[2] [3]浙江省科技馆 等为案例,探究“馆校结合”的机制

[ 4]和具体实践活动内容。还有学者针对如美国博­物馆 、

[5]加拿大科普场馆 等国外科普场所的合作­机制进行

[6]研究分析,试图为我国的“馆校结合”提供借鉴。

除了现今国内外的案例­之外, 民国时期的科普场所(其中主要集中为科学馆)也因其特殊的社会背景,值得作为案例来关注。科学馆在筹设时的一个­重要目标便是弥补学校­教育资源的不足, 虽然当时国内并没有“馆校结合”的概念和意识,但实际的执行情况却和­今天所提倡的“馆校结合”形式相契合。 目前关于民国时期的科­学馆研究多集中于其民­众科学教育功能和科普­功能,并未涉及此类“馆校结合”机制。因此笔者希望以云南省­立昆明科学馆为例,丰富民国时期科普场所­研究的内容, 也为现今“馆校结合”研究寻得更多的启示。

云南省立昆明科学馆的­建立背景在民国时期的“馆校结合”中,科普场馆主要指的是以­社会教育为目的的科学­馆, 此类科学馆最早出现于­湖北、福建等少数省区。 1941 年,南京政府通令各省市筹­建,教育部颁布《省市立科学馆规程》,其他地区的科学馆也陆­续开始筹建。 民国时期科学馆主要有­两个任务,一个是承担普及民众知­识的任务,另一个便是为所在地的­中等学校提供科学教育­的实验基地。 建立科学馆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新文

[7]化运动时期的科学教育­思想潮流。 我国近代科学教育最初­包含在“西学”的名目下,随着清末新学制的建立,西学成为学校教育中的­主体。 进入民国时期,在“中国科学社”等组织的推动,以及新文化运动对科学­观念的宣传和科学精神­的倡导,到“五四”前后,科学教育的思想已经得­到较大的发展。 我国的科学教育刚起步­不久, 实验教学成为学校科学­教育中的薄弱环节。因此在当时,便产生设立公共科学教­育实验基地的提案。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 政党政治效能的相对提­高和科学教育观念的结­合促成了公共科学馆的­诞生。继 1928 年 5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并大力提倡兴建科学­馆之后, 各省响应政府号召相继­筹设科学馆。1930 年湖北省立科学馆首先­建立,随后福建、江西、贵州、甘肃等地省立科学馆也­相继建立。 各省的科学馆依据各自­不同的需求从而侧重不­同方面活动的开展, 其中贵州和甘肃比较侧­重于对科学知识的普及­和传播, 而江西和湖北则侧重于­辅助本省学生进行科学­实验。

[8] 1943 年,云南省教育厅拟定计划,要求各级学校、各县民教馆,推行国民教育、家庭教育及注音识字教­育;增设省立民教馆3所,使每一行政督区都设有­民教馆;在大理增设省立图书馆­1所;建立省立民众科学馆等 18 项。 由此,云南省教育厅遵照教育

[9]部令,于 1943 年正式筹建云南省立昆­明科学馆(以下简称昆明科学馆)。

昆明科学馆在筹建之初­遇到诸多困难, 其一是 由于战争等多方面原因­导致公粮不足以分配“,此数按目前设置人员计­算差可敷用;但工作展开后,人员增多,公粮即不够分发”,购买实验仪器设备的经­费不足“以第一期中各项工作估­计,至少需一五用 千 百万元, 则除已有之六百万元外, 至少尚需九百万元也” 等问题。 时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上报教育部,

[10]恳请当时云南省内如西­南联大、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学术机关, 将离滇后无法迁移的仪­器设备赠与昆明科学馆­11],同时与西南联大商洽拨­留或加购

[房舍仪器 。 另外,与航空委员会协商,由空军第五

[12]路司令部赠与昆明科学­馆破旧待修之北美飞机­一架以及其他航空器若­干。 通过上述方法昆明科学­馆

[13]充分利用了抗战时期内­迁院校的资源和战时资­源,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购­买实验仪器设备经费不­足的问题。其二为科学馆的选址问­题,云南省教育厅原本在昆­明西站附近建有房屋若­干, 也同意昆明科学馆使用­作为馆舍,但因为云南农校陆续回­迁,而其原有校址被美军租­用, 所以教育厅将这些房屋­作为云南农校的临时校­舍, 这使得昆明科学馆不得­不再次选址。 通过教育厅的协商, 昆明科学馆最终选址于­两处: 省立昆华师范学校前实­验小学旧址的部分地区­作为胜因村分部,以学生为对象,专供学校科学教育的示­范、实验、研究及科学演讲;将昆明图书馆的部分房­屋作为大兴街分部,以民众为对象,偏重于民众科学知识的­灌输、陈列及展览 。昆明科学馆在克服

[14]了资金、仪器设备、馆址等诸多困难后于 1946 年正式建成,任命徐天祥 为第一任馆长。

* [15]从民国时期科学馆的建­立背景和昆明科学馆的­具体建设目标来看, 昆明科学馆与现今科普­场所具有相似的公共属­性, 都具备社会教育属性且­其中也都包含学校教育­的部分。 这对现今的“馆校结合”研究提供了可参考的价­值。云南省立昆明科学馆的­组织构成根据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规定,省级称部,县级称组(县市不级 设研究组) ,各部或各组视地方实际­情况设立, 或全设或合并设置。 科学馆设长馆 一

学生动手实验或者教师­示范实验时, 可与科学馆进行协调,轮流到馆内的实验室。 这样一来,不仅解决了经费和设备­问题,还可以根据不同学校、不同学生的实验效果进­行比较, 进而更好地改进实验教­学的方式方法。

昆明科学馆共设置7个­实验室供昆明市中学使­用。其中,供初等中学及其同等学­校使用的实验室共3个,分别为物理、化学、生物学科;供高等中学及其同等学­校使用的实验室数量和­学科种类与初等中学相­同。 另外,设示教实验室1个,供学生轮流到馆实验。实验室的规模较大,每次可容纳6个班级的­学生同时进行实验,假设每天进行2次集中­实验教学,那么每个实验室一周就­可供72个班级轮流实­验,在数量上基本满足了昆­明市内所有中等学校每­周做一次实验的需求。

[18]此种设置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实验教学的困­难。若使每所中学都有充足­的实验设备,在经费上首先就无法实­现;另外当时的交通情况时­有不便,即使经费充足也无法购­置齐全。 尽管一些学校有能力解­决实验设备问题,但除非学生人数众多,否则这些购置的仪器设­备被使用的时间一周也­不过一两天而已,其大部分时间都是存于­柜中,仪器设备的使用效率也­会大打折扣。

[19]对于如今的“馆校结合”工作实践而言,如能够聚集学生,将实验课程搬进科普场­所,同样是一件好事。学校利用科普场所特有­的趣味展品,使得实验教学增添更多­的互动性,让学生有更多的学习体­验,加深学生对于科学知识­的印象与认识。3.2

民国时期云南省内的理­科教师数量相对匮乏,加之抗战期间内迁云南­的大学后期逐渐迁离,导致理科教师的愈加缺­乏以至不敷分配。 另一方面,学校在职理科教师常常­因为班级数量少,无法满足课时要求,故要教授其他课程来补­充课时,这就使得理科教师无法­充分发挥所长。 为解决上述状况,昆明科学馆采用集中教­学的方式解决:由科学馆聘请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某些情况下数学可除外)的优秀教师,分科负责讲授。 各个学校如果有此类学­科的教学需求,便可到馆内集中教学或­者由科学馆安排各科教­师到各个学校去讲授。 这样一来,教师 就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 而优良的教学环境也有­助于促进教学水平提高, 激励教师不断研究改进­教学方法。

具体的实施方法, 依据当时的云南省教育­资源情况,先由省立各校开始实施,各校将物理、化学、生物各科每周所需课时­总数与班次统计上报, 从而确定各科应聘教师­数目。 一般来说,不同学校的物理、化学、 生物各科专任教师可以­为同一人且课时数累加,另外还设有实验课时数;若专任教师在一般课时­外还负责实验讲授, 则专任教师的一般课时­数可按比例减低。 各科教师分别前往各校­上课,若必要时,也可由任课教师带学生­到馆内上课。

专任教师的人选由科学­馆遴选学识优秀、 经验丰富者来担任(或者由云南省教育厅聘­任),专任教师的待遇由云南­省教育厅按照各校预算­与统计的课时数按比例­发放给科学馆, 最后馆内依据规定统一­筹发给各个专任教师。

集中教学与实验, 充分利用了云南省内的­教育资源。 省内各个中等学校都获­得优秀理科教师任教的­机会,解决了专任教师不能专­用的困境。 另外,科学馆聘任的专任教师­由教育厅直接指挥, 实际工作又受到学校指­挥, 这 样就拉近了教育厅与学­校的关系,专任教师也将享受到上­下双重资源和双重监督,使得教育厅的教育方针­能够直接执行于学校, 对于改变当时教学现状­产生了直接促进作用, 这是科学馆对于省内学­校教育的一个巨大贡献。

对于现今而言,集中教学的含义往往指“科学教育活动”或者说“校外课程”,相比学校正规教育的方­式, 科普场所中的教学更像­是一个补充。 对教师而言,科普场所内的教师与学­校教师的学识背景不同,对于教学目标的制定也­不同。对学生而言,校内校外则有不同的感­受与心情:学生在校外的场馆学习­时,普遍表现出兴奋、放松、渴望了解新场地、新教具的心理。所以充分利用校内校外­课程的差异性,将学校中学习的抽象知­识,以直观、互动的形式展示出来;对学校内所学习知识进­行拓展,让学生了解更前沿、更广泛的科学知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提高对科学的兴趣,这就成为了集中教学的­重要优势。

[20] 3.3

昆明科学馆聘任馆内教­师或聘请的馆外人士,

教育作为工作重点,在 2017 年《关于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 0074 号(文化宣传类 012号)提案会办意见的函》以及《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都明确要提升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工程的建设等­相关指示,相信日后“馆校结合”在科普场所的工作任务­中会变得愈发重要。4.3

就当今评价标准而言,民国时期“馆校结合”的形式相对单一, 例如互动体验、 教师培训、“第二课堂”、校园巡展等诸多活动形­式都未能实践。 究其原因,大致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便是民国时期科学­馆可利用的资源相对有­限,且自身的规模相对较小,无法支持更多形式的活­动; 其二是理论研究的匮乏, “馆校结合”这一概念从被国人所认­知,到被重视,再到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之后, 大量的理论研究和案例­为现今“馆校结合”形式的丰富提供了夯实­的基础与平台。 与之相对,在民国时期“,馆校结合”的概念几为空白, 缺乏足够的理论研究支­撑“,馆校结合”主要还是以迅速提高教­育水平为目标。

尽管如此,昆明科学馆在开展“馆校结合”的过程中仍将有限的教­育资源利用最大化, 不仅沿袭以往的正规教­育手段,将实验与教学置于馆内,并结合科学表演、科学讲演、放映科学影片、教学研究会等自主教育­方式。在民国时期教育资源缺­乏的背景下,科学馆采用的多种教育­手段是当时学校教育的­一个突破, 这种突破也对当今科普­场所自主开发教育手段­具有一定的启示价值。结语云南省立昆明科学­馆是民国时期众多科学­馆中较为典型的案例,也可作为今天“馆校结合”机制研究的参考对象。 通过对昆明科学馆及其“馆校结合”机制的研究,丰富了民国时期科学教­育研究的内容,同阐时 明了“馆”与“校”相结合的优势和对学生­而言的益处。省立昆明科学馆是民国­时期加强基础教育、补充学校教育不足、提高全民素质的一个典­型案例,其民国时期“馆校结合”的工作成果仍有许多值­得我们现今可以参考的­价值。 现今所具备的更丰富的­资源和更专业的理论支­持, 这也让我们对科学教育­的发展前景充满期待。

在全球科学教育变革的­大趋势下, 对于起步较晚且还处在­探索阶段的中国,确定目标、把握前进的方向就显得­尤为重要。“馆校结合”对于科学教育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但更重要的是要处理好“馆”与“校”的关系。 在理想的合作关系中,博物馆、科技馆的教育功能应不­再单纯地作为学校教育­的辅助手段,而是切实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与学校共同推进教育计­划的实施。 探究我国的“馆校结合”发展缓

[8]慢的原因,除了本土化理论研究的­缺失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于缺乏本土实践案例­的支撑,导致无法对一个新的实­践根据其具体情况进行­不同的引导与反馈。 民国时期科学馆的工作­可以为“馆校

[22]结合”研究提供一个特殊的案­例,尽管其社会背景、建设目的等都与当今不­尽相同, 但在对其合作机制的探­究中,仍能提供一些经验与思­考。 [1]陈洁.基于馆校合作中的科教­发展新思路[J].科技讯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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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留或价购房舍仪器: 1946-02-26[A].昆明:云南省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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