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皇古义删浮除重 事类相从──读皇甫谧《甲乙经·序》

原文

夫医道所兴，其来久矣。上古神农始尝草木而知百药。黄帝咨访岐伯、伯高、少俞之徒，内考五藏六府，外综经络血气色候，参之天地，验之人物，本性命，穷神极变，而针道生焉。其论至妙。雷公受业，传之于后。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中古名医有俞跗、医缓、扁鹊，秦有医和，汉有仓公，其论皆经理识本，非徒诊病而已。汉有华佗、张仲景。华佗奇方异治，施世者多，亦不能尽记其本末。若知直祭酒刘季琰病发于畏恶，治之而瘥。云“：后九年季琰病应发，发当有感，仍本于畏恶，病动必死。”终如其言。仲景见侍中王仲宣，时年二十余。谓曰“：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汤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汤勿服。居三日，见仲宣，谓曰“：服汤否？”仲宣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汤之诊，君何轻命也！”仲宣犹不言。后二十年果眉落，后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终如其言。此二事虽扁鹊、仓公无以加也。华佗性恶矜技，终以戮死。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按《七略》《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亦有所忘失。其论遐远，然称述多而切事少，有不编次。比按《仓公传》，其学皆出于《素问》，论病精微。《九卷》是原本经脉，其义深奥，不易觉也。又有《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皆黄帝、岐伯遗事也，三部同归，文多重复，错互非一。甘露中，吾病风，加苦聋，百日方治，要皆浅近。乃撰集三部，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至为十二卷。《易》曰“：观其所聚，而天地之情事见矣。”况物理乎？事类相从“，聚”之义也。夫受先人之体，有八尺之躯，而不知医事，此所谓游魂耳！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由此言之，焉可忽乎？其本论，其文有理，虽不切于近事，不甚删也。若必精要，俟其闲暇，当撰覈以为教经云尔。

「赏析」

皇甫谧（ 215— 282），幼名静，字士安，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肃灵台）人，魏晋时期著名文史学家。 中年后因挛病所困，励志整理医籍，医名遂彰。所撰《甲乙经》，《隋书·经籍志》称《黄帝甲乙经》，十卷，至宋称《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十二卷，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针灸专著，全书分一百二十八篇，总结了晋以前的针灸临床经验，并有新的发挥，对我国针灸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后世的《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针灸聚英》《针灸大成》等书均以该书为参考。

文章以医道源流为铺垫，阐述编撰《甲乙经》之原因以及该书的旨意与作用。

前段概述医道源流，盛赞华佗、张仲景的“奇方异治”。由“医道所兴，其来久矣”总挈全段，例举从上古到汉末的名医诸事。 大致可一判作三。

第一至“以为《汤液》”，叙上古医事，撷神农、黄帝二人。 析为两层：至“其论至妙”属第一层，言神农、黄帝对医学的贡献。 前者通过尝草木性味而把握各种药物知识，后者咨询访问名医， 从体内考察脏腑， 从体表综合经络、气血、色象、脉候，并比较验证天地万物，探究生命的规律，穷尽其神妙变化，针刺方法由此而产生。 “其论至妙”系总括神农、黄帝所论。 第二层分述伊尹、雷公传承神农、黄帝的衣钵。 伊尹在《神农本草》的基础上撰就《汤液经法》。 《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载题名“汤相”所著“《伊尹》五十一篇”（伊尹系商汤开国元勋，曾任右相）、“经方”类载“《汤液经法》三十二卷”，并佚。 《素问》后七篇，即《著至教论》《示从容论》《疏五过论》《徵四失论》《阴阳类论》《方盛衰论》《解精微论》以及《灵枢》之《经脉》《禁服》《五色》《官能》四篇，都有雷公向黄帝请教医事的记载。

第二提中古、秦汉，举俞跗、医缓、扁鹊、医和、仓公诸名医，强调“其论皆经理识本，非徒诊病而已”。这句话有着深刻的含意，表明中医从来就不只是诊病的技术，而是探究自然界的事理、辨识人体本源的大学问，隐寓着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的理念。

第三述汉末华佗、张仲景，各举一则案例，此属首段的重点所在。 华佗诊治刘季琰畏恶案未见于《后汉书》《三国志》本传。张仲景诊治王粲案叙述较为详细，既可显见张仲景医德之高尚、医道之非常，也反映王粲不纳忠言的心态，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王粲是“建安七子”之一，生于公元 177 年，可知“仲景见侍中王仲宣，时年二十余”，事在二三世纪之交。 张仲景本着治病救人的医家初衷，直截了当地告诫：“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 ”要他服用五石汤，以消弭疾患。 《备急千金要方》卷三《中风第三》载有五石汤。 “仲宣嫌其言忤，受汤勿服”，一个“嫌”字，反映王粲对张仲景所谓“言忤”的厌恶，听不入耳，自然不遵医嘱。 张仲景放心不下，过了三天，又去看望王粲，询问是否服用了五石汤，王粲既已心存厌恶，遂用“已服”加以搪塞。张仲景心之切切、言之谆谆地说：根据气色证候，一定没有服用，您为何轻视生命！“犹不言”三字，披露了王粲毫不当回事的心境。前面既说王粲“受汤勿服”，又慌称“已服”，因而按个“犹”字；“不言”者，已然到了不耐烦回答的地步，因而默而否之。 王粲决绝如此，张仲景自然爱莫能助。“后二十年果眉落，后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终如其言” ，“果”“终”前后叠用，佳。 王粲卒于公元 217 年，确如张仲景所预言“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 “此二事虽扁鹊、仓公无以加也”。以上各举一病案，明示具体时日，两出“终如其言”，以证预后之准的，又云不亚于扁鹊、仓公，皇甫谧推崇华佗、张仲景如此。其后补述后事：华佗性格孤傲，自恃医技，最终被曹操诛杀，事见《后汉书》《三国志》。张仲景在《汤液经》的基础上论述扩充，撰就《伤寒杂病论》，可惜不久散失，幸亏王叔和加以整理，判作《伤寒论》《金匮要略》二书，于此可见张仲景承先启后之功。

后段叙说《甲乙经》之编撰。 可大别为二。

其一，从段首到“要皆浅近”，着重讲编著《甲乙经》的原因。自开段到“错互非一”，既点明《针经》《素问》《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部同归”，同属“黄帝、岐伯遗事”，具有相仿旨意，更列举三书之瑕疵：既“有所忘失”，又“切事少” “不编次”“不易觉”，且“文多重复，错互非一”。 此为编著《甲乙经》的原因之一。其中所称《针经》（即今传《灵枢》）九卷、《素问》九卷，合称《内经》十八卷之说，源自于此。“亦有所忘失”句反映《内经》在皇甫谧所处公元三世纪时已然欠全。这在后世相关著作内也有所反映。如《素问》，其后南北朝齐梁时期全元起所集唯存七十篇；如《灵枢》，《素问·调经论》“神气乃平”句下新校正云：“据今《素问》注中引《针经》多称《灵枢》之文，《灵枢》今不全，故未得尽知。 ”《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今亦已亡佚。 其后称“甘露中，吾病风加苦聋，百日方治，要皆浅近”，补己病疗治无效以证之。 据晋《书·皇甫谧传》载，皇甫谧从中年起，因风痹导致“躯半不仁，右脚偏小”，此言虽经长期治疗，但毫无效果，可见彼时医道之不彰，试图借以表明此种现象的出现，与三书多存不足，从而无补于临诊不无相关。 此为编著《甲乙经》的原因之二。

其二，自“乃撰集三部”至序末，言编撰《甲乙经》之大略、目的。 上文既然交代了编著《甲乙经》的两个原因，评述三书虽有大瑜，而难掩小疵，此处遂以“乃”字一承，“撰集三部”，自合情理。《甲乙经》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分类编排，亦即序文所称“使事类相从”，将三书中内容相类的条文归并一起，并借《周易》语表明分类编排之重要，以显现诊治之情事，从而便于世人“知医事”，以免“游魂”之讥。 此外，皇甫谧整理三部，还做了些删浮辞、除重复、论精要的工作，也努力使其切合临诊，但诚如序末所言，“其本论，其文有理”，即内容有条理，行文有次序，对于“虽不切于近事”的理论阐述，也“不甚删”。 “若不精通于医道”以下五句属分承，言虽有忠孝之心，君父危困，无以济之，虽有仁慈之性，赤子涂地，无以济之，进而谆谆道明这本是如首段所称神农、黄帝等圣人贤哲精密思考、详细论述、穷尽医学道理的原因，表达了编著《甲乙经》的目的是拯救苍生于疾病磨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