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伞下

下大雨，有人打着伞，有人没带伞。没伞的挨着有伞的，钻到伞底下去躲雨，多少有点儿掩遮，可是伞的边缘滔滔流下水来，反而比外面的雨来得更凶。挤在伞下的人，头上淋得稀湿。当然这是说教式的寓言，意义很明显：穷人结交富人，往往要赔本。

没伞的挨着有伞的人走，靠得再近也躲不过雨，反淋得更湿。倒不如躲得远远的，就是无伞也有雨过天晴的时候。即使不靠近，也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阳光天地。吴乐乐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流言私语》人看来，也是堆肥的好原料。比如，猪毛是种植甘蔗的好肥料；动物的羽毛轻柔，可以用来扫除幼蚕。据明代学者朱国祯所著笔记《涌幢小品》记载：“蚕之初生，用鹅羽以拂之，乃置于筛。”

到了清代，城市卫生状况似乎并不太好。尽管清代时，将唐律中的“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改成了笞四十，但执行起来效果并未好转。《燕京杂记》中这样记载： “人家扫除之物，悉倾于门外，灶烬炉灰，瓷碎瓦屑，堆积如山，街道高于屋者至有丈余，人们则循级而下，如落坑谷。”人们直接把家里的垃圾扫到路上，最后导致城市路面比两旁的房子还高。

当时，为了防止代谢物随意倾倒到街道上，杭州城开始建起了一些露天公共厕所。但其臭秽不堪，不可靠近，在炎热季节，更是恶臭弥漫。“粪头”、“屎阀”们把公共厕所当成财源，卖给郊区百姓作农家肥，却鲜有环保措施。以至于上公共厕所成了杭州城的一个麻烦事：一到早晨，要上厕所的杭州人就如同在火车站排队买票般，排很长的队。

鉴于此，苏杭商会开始进行社会自治，以解决公共卫生问题。两地的一些街道纷纷成立了自治团体——市民公社。公社接受苏州商会的领导，受其保护，活动经费则自行筹措解决。1909 年，苏州观前大街市民公社制订了章程，其中有“卫生方面清洁街道、通沟”的条款。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最终两个城市的卫生状况得以缓解。

同样是清末，北京城的卫生状况也得以缓解。其中一个明显变化是，北京城的各条街道开始大量修建厕所，并对随意便溺的现象加强了管制。而且，当时也设置了专门的车辆和人员回收粪便，他们当时以摇铃为号，提醒老百姓。《京华百二竹枝词》曾记载：“粪盈墙侧土盈街，当日难将两眼开。厕所已修容便溺，摇铃又见秽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