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问题是个伪命题？
经济学家茅于轼提出一个看似耸人听闻的论点，“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是个伪问题”，所谓“十八亿亩红线”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从学理逻辑来看，茅于轼是有一定道理的。
他的解释是：第一，中国的土地极度稀缺。从经济角度看，中国应该加大城市化力度，因为城市土地的价值更高，比种粮的收益高，也更能解决就业问题；第二，中国应该加大粮食进口力度，因为粮价还很便宜，中国进口粮食所需费用与中国出口额相比，微不足道；第三，从进口依赖度来看，中国面对的石油危机比粮食危机要严重十倍，粮食并非中国的短板；第四，历史经验表明，只要国内外粮食市场正常运转，中国绝不会发生饿死人的大饥荒。
单纯从粮食数量的角度提出反驳，看来都不够有力。比如有人认为：第一，外国可能停止对中国的粮食出口，或者以此为筹码进行要挟。但茅于轼可以反诘，少数国家要全面封锁中国，乃至中断全球粮食市场的运行，极为困难，几无可能。第二，粮食数量可能有波动，从而影响对中国的粮食出口。茅于轼仍然可以反诘，粮食由于气候原因而全球减产的可能性不大，而且庞大粮食市场的运行可以逐渐抚平缺口。
应该说，这个方向上的博弈，经济学家略胜一筹。但是关于“粮食质量”的讨论，其他学者的意见就重要得多。单纯从字面来看，食物越多，当然越不可能饥饿。我们真的感觉饥饿了，就说明自身的需求发生改变。改变的是我们，不是粮食。所以研究粮食问题，不应该光盯着土地和粮食产出。那只是供给的一面，还要看看全世界人民的胃，那才是我们的需求。
比如说，上世纪 60 年代的时候，全中国人民一年最多消费 4 公斤肉，一般都要凭票供应。现在已经达到近 60 公斤，算下来每人每天都要消费三两肉。很多城里人都吃腻了肉，忙着减肥和“乐活”。与此同时，蛋、奶的消费数量也都有极大程度的提高。中国人已变得和西方人一样嗜肉，看看满大街的烧烤摊、快餐店应该想到，
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怪现象。
要知道，这种改变的同时，是我们在食物上的支出占我们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恩格尔系数的降低，一般认为是经济发达的表现，因为人们可以把更多资金投入娱乐、休闲或者更有回报的投资上面。只有似乎不通经济学的斯蒂尔不吃这一套，对这个现象表示忧虑，觉得人们把饮食这项天大的事情给工业化、机械化，每个人的胃和头脑一同全球化，实在是危机重重。
这些数字的背后，更深刻的意义是我们的饮食结构、饮食方式的变化。先是腌制品，然后是罐头，再后来是冰箱的普及。现在保鲜技术、运输技术和农业的发达，一面从储藏环节入手，一面从生产环节入手，已经可以保证我们在一切季节吃到一切食品。如果愿意再多付出少量运输费用，我们就可以随时吃到全世界的一切食品。
千百年来，在粮食问题上，人们面临的总是食物的稀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没有动物就吃虫子，反正想尽办法来维持身体所需的蛋白质和热量。但是全世界很多国家（包括中国）已经进入一个“食物丰裕社会”，我们目前稀缺的资源是胃的容量。很多人都说，现在要追求吃得健康，而非吃饱，用经济学术语表示，就是约束条件发生了改变。
与此同时，我们的时间也变得更宝贵，更稀缺。原本我们把一日三餐，特别是晚上一顿，作为每天最大的享受，需要严肃认真地对待。但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今天，我们已经更习惯用资本家的眼光看世界，把吃饭当作浪费时间的琐事，只不过是再生产所必需的无奈条件。买菜、做饭、洗碗的过程尤其无法忍受，所以快餐以及各类速冻食品、方便食品大规模出现，意味着我们对待饮食的态度发生了改变。
今天只有少数贫困的人和少数富裕的人才能认真对待饮食。贫困的人，时间的机会成本很低，无所事事，所以可以安心吃饭。富裕的人，不需紧张地把时间用于再生产，所以也可以认真对待吃饭。
食品的市场化、全球化，导致许多变化。很多人都已意识到，食品非季节化、非地域化（也就是全时段、全球化）的必然后果，是食品的同质化。全球很多地方都盛产苹果，但最后必然是少数表面光鲜、保存时间长的苹果被全球化，挤掉其他苹果的市场份额，很可能它并不是最好吃的。
但反过来看，食品的市场化、全球化也有很大的正面意义。比如目前全世界最重要的淀粉食物中的两项，土豆和玉米，原产地都是南美。正是这两种食品传入欧洲和亚洲，才导致整个世界历史的改变。
而且同质化的现象绝非食品领域所独有。在文化方面，全球各地方言正在迅速消失，英语等强势语言不断扩张；技术方面，从电脑到互联网到微软到谷歌，大公司通过垄断技术标准，消灭了无数小企业；经济方面，政治方面，无不如此。有许多种理论都试图解释这些现象，如模仿、扩散、路径依赖、垄断竞争等等。而与之相应的反同质化的趋势也在不断加强。比如更多人开始支持方言，更多人开始使用小众但出众的新技术产品。在食品领域，也有更多人拒绝快速食品，追求有机食物、顺应季节的本地食物等等。
食物领域充满了悖论，也不妨视作不同观念的竞争。比如我们经常听到的牢骚，“只有农民每天吃的才都是有机食品”，“美国人吃那么多肉，然后再到跑步机上甩掉”，“有钱人都又黑又瘦，胖的都是穷人”，背后就是观念的竞争。英国作家 Derek Cooper 的一句话很妙：“那些在谈论食物时使用战争作为隐喻的人，对食物的认识往往比他们承认的更准确。”
早在公元前 7 世纪的时候，雅典就开始从黑海进口粮食，因为雅典的局部土壤（疏松的砂质土壤）不适合种植粮食，只得进口。雅典设法把它的弱点转化为优势，发展出一支强大的舰队，这支舰队随后在战争中成了一个决定性的武器。
后来的罗马亦是如此。罗马虽然可以出产粮食，但只有进口粮食才能满足它不断扩张的需求。公元前 3 世纪的时候，罗马已经从西西里岛和撒丁岛进口粮食，后来更是把整个地中海沿岸都作为自己的粮仓：每天运往罗马的食物包括，来自
西班牙和突尼斯的酒和油，来自高卢的猪肉，来自希腊的蜂蜜以及最重要的来自西班牙的酱汁，那是一种已发酵的鱼酱。很显然，如果没有它们，罗马人的生活是过不下去的。
大英帝国在 17 世纪的崛起，背后亦是类似逻辑。比较一下英国和法国的温度、降雨，再计算一下英国的土地，就能知道英国是一个很难发展出高效农业的国家。他们的唯一出路就是向外扩张，战争、殖民或者贸易，最终也做到了这一点。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这些没有很好农业基础、没有足够丰富食物的国家，不得不依赖进口，向外索取或者交换，最终竟然大半都获得成功，而且是极大的成功，远非重视国内粮食产量的国家所能比。按照 Derek Cooper 的逻辑，“粮食战争”有道理，但绝不是划定红线、准备了粮食去战争，而是放弃粮食自给，置之死地而后生，为了粮食，真正投身于全球化的博弈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