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候，为一句承诺／李春蓉
受访人九寨沟县黑河乡绕蜡寨村
严珠 丈夫 35岁仁措 妻子 35岁
那时我们结婚刚四年多，爱情对于我们就像甜甜的空气，香香的糌粑，是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和他出双入对，我们一起去草坡放牛，一起到山上挖草药。我们两个相亲相爱，他是那么爱我，感觉生活比蜜还甜，我是最幸福的女人，没人比得上。那时，我从不认为生活是苦难的，因为有他。他是我的天，是我幸福的源泉。
他们家有四兄弟，严珠是老二。按农村的惯例，结婚后，父母安排我们分家另过。另起锅灶，得有能生活的物资保障，得有能栖身的房子。修房子是头等大事。于是严珠不顾已是寒冬，上山砍木头，他说赶冬天把木架子立起来，春天冻土醒了，就可以打土墙。雨季前争取盖上瓦。
这样，明年我们就有自己的家了。
我们的积蓄不多，修房子又花了很多钱。生活过得并不好。这一年，我生下了二儿子。看着两个肉嘟嘟的儿子，我们的心都被幸福融化了。
我觉得两人只要有爱情，什么苦都不算个事。生下二儿子刚一年，儿子还在吃奶。严珠看到我带孩子辛苦，他更心疼我了。他让我好好带儿子，其他的事情不让我管。
严珠插话：条件就这样，地里只产玉米、青稞和洋芋。想要吃上米饭，在我们这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仁措要给儿子喂奶，大儿子要长身体，我想改善一下伙食，让他们能吃上米饭。
为能让家人吃上米饭，严珠想尽了办法。一天严珠回来对仁措说：寨子里的瓦窑收柴火，可以砍柴去卖钱。
仁措说我们这儿的小伙子从小就上山去砍柴，对于我们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严珠为这个家付出的努力，让我感动。我常常想，这么好的男人，下辈子还和他做夫妻。
出事那天早上，严珠喝了一碗酥油茶，就去山上砍柴。临走时说，把柴卖了，晚上回来可以买一袋大米，给我们改善伙食。
我抱着儿子送他。看到天气不好，山上白雪覆盖，肯定冰很厚。我劝他别去砍柴了。严珠说冬天就这样的，没事。眼看天要黑了，严珠还没有回来。往天的这时，他早回来了。我抱着儿子坐立不安，站在门口等着。眼看着天要黑下来了，我的心很慌，我坐不下来。
我抱着儿子在路口问和严珠一起上山的人，都说没看见严珠。我更慌了，六神无主。天啦，千万别有什么事，老天保佑！
我找到严珠的兄弟们，他们一听说情况不对，马上召集人上山去找他。他们在山脚下的雪地里找到了他。
和高山打了一辈子交道，上山找人他们有经验。刚找到严珠时，严珠被一层白雪覆盖。他们以为严珠死了。他浑身冰凉，趴在雪地里，一动不动，只有一丝气。他们扎起担架抬上严珠就往山下送。送到条件最好的县医院，医生下了病危通知，说可能熬不过今晚，就看他的生命力了。
仁措的眼泪像泉水一样，汹涌而出，一颗颗泪珠从她消瘦的脸上流了下来。她抽泣着，久久地沉默……不堪的往事将她再次尘封的心撕开，血淋淋的。她得再次面对。仁措在心里骂了一万次自己，天气不好，说了不让严珠上山，自己为什么不坚持？严珠说给他们改善伙食，自己为什么不制止？是自己的随意害了他！是自己的好吃嘴害了他！她懊悔极了。假如严珠有个三长两短，她是不会一个人偷生的，这比杀了她还痛苦。幼小的儿子在她怀里安静地睡着了，看到孩子，母爱一下充满了仁措的心，冰冷的泪水无声地落在儿子的脸上，儿子在梦中打了一个激灵。
可能是他舍不得我们，一晚过去了，
严珠没有死。仁措用手擦着眼泪，挂满眼泪的脸上露出淡淡的笑容。感谢上苍，他还活着。第二天，我们把严珠送到成都去治疗。仁措的脸上阴沉起来，又沉默了许久……
严珠到成都治病，仁措遇到最大的难处，就是钱的问题。家里没什么钱，她想到去卖血，可是儿子在吃奶，这几日着急没休息，奶水干了，儿子也无奶可吃，饿得直叫唤；她想到卖房子，可是谁能一下子拿那么多的钱出来？仁措急得吃不下一口饭，喝不下一口水。
治疗得花钱，我们修房子用光了所有积蓄，我拿不出钱来。这时又发现二儿子得了癫痫病，都没顾得上给儿子好好地治疗。我没用，我不能挣钱。仁措大口地喘气，情绪激动，泪水再次汹涌奔出。
治疗前后花了十五万，全是严珠的父母兄弟们出的钱。这对我们是个沉重的心理负担，用了他们那么多的钱，我现在还不起。我欠他们的太多。
仁措表情凝重，低下头，用手揉搓着衣角。沉默，久久不再说话。仁措从内心感谢严珠的亲人们，是他们的慷慨解囊，保证了严珠的继续治疗。自己欠这个家的实在太多，欠亲人们的实在太多。他们为救回严珠，救回自己的丈夫，也为救回他们的儿子、兄弟，倾尽所能。就是变牛变马，我都要对这家人好，对严珠好。
严珠是走着出去，却是躺着回来的。还好有命在。那是2007年12月4日，他们永远都忘不了。10年了。那时严珠25岁。仁措看着严珠，眼睛里透出一丝温柔，脸上的表情瞬间有了一些笑意。她慢慢地诉说着，慢得就像用声音和思绪在一天天地数，一直要数到3650天的每一天，要想起每一天所发生的事一样，慢得让人忘记了时间的飞逝。可仁措不能忘记，这十年来每一天所发生的事，怎么能忘记呢？每一件都刻骨铭心。想到这里，仁措的眼泪又涌出来了，心又开始流血。家庭的重担一下子全落在仁措瘦弱的肩膀上，两个不谙世事的儿子，一个还有癫痫病。严珠高位瘫痪，动弹不得。这一家人首先得活下去！得种地才有吃的，得想办法挣钱给严珠治病！仁措的潜能在这个时候被激发出来，她一咬牙，一扛就是十年。
顶梁柱严珠、活泼乱跳的严珠一下子失去自由，整天睡在床上，吃喝拉撒都在床上。这对他是残忍的。特别是看到仁措，一个女人以她瘦弱的肩膀在支撑着这个家，一个人在生活中苦苦地挣扎，他怪自己不但帮不上忙，反而成了仁措的累赘。当他知道自己可能一辈子都不能站起来时，他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想这个家如果没有我，会过得轻松点。
春天来了，躺在床上没事，严珠不时会想起他熟悉的情形：
太阳热热地照在绕腊寨的上空，像母亲的怀抱，千百年来不曾改变。半山上的老寨子，早被时间包了浆，黑黑的耸立在半空中的岩石上，太沉重了，和周围碧绿的松树、墨绿的岩石，显得那么不搭调。这么陡峭的山路，先人们是怎么上去的？
东西是怎样搬上去的？“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子孙们无权抱怨。国家政策好，让人们从半山上搬下来了，在河坝修房造屋，繁衍生息。
春天，这里是一派世外桃源的美景。雪山像一顶白色的帽子，戴在山顶上，白雪在太阳下银光闪闪；山上的松树一根根笔直挺拔；山脚杂乱的灌木林正在商量着花事，什么时候发芽；河水绕着山根流淌，弯弯曲曲，水小了许多，围着河床里的石头和木头，梦回魂绕；刚刚耕过的土地，发出黝黑的色彩；不知是谁在烧着杂草，白色的烟慢慢悠悠地向天上飘去，偶尔吹来一股轻风，烟改变了笔直的方向，最后仍旧飘向天空；远处的牛，还有马，在阳光下悠然地吃着草，不时摇摇尾巴，或者抬头张望；河边的红柳，冒出嫩嫩的毛茸茸的新芽；空气中有一股甜甜的桃花味道，桃花正在怒放，引来了无数的蜜蜂采花……
就是这里，严珠闭着眼睛都熟悉的地方，留下了严珠成长的脚印。如今，他只有回忆和想象屋外的世界。
山脚下的村子里一排排整齐的房子，在镶嵌着小小黄色转经筒装饰的隔离带后面，静静地矗立着。严珠家院子里的各色经幡在微风吹拂下，发出欢快的诵读经文声。一道铁门后面是严珠家的木头架子房子，院子不大，房子的木头还发出一股松木的香味。还未走近院子，“汪、汪、汪……”一条棕色的狗咆哮起来，它盯着我们，眼睛里充满了敌意，是我们打扰了它静静地晒太阳。幸好一条绳子拴着狗的脖子，限制了它的自由，要不，它会跑来把我们赶出院子。
边远地方的人们，喜欢喂狗。一则是为了看家护院，二则是人烟稀少的地方，人们的心理上更需要一种陪伴。对于严珠，这两者都有。这条狗陪伴着他的日日夜夜，它知道主人的心。
小心地绕过这条狗，进到屋里，迎面而来的是满眼的灰色。地上是少见的原生态的土碚地，没有用水泥或者地板砖。不像有些藏族人家，满屋子用彩色的颜料画得五颜六色，光彩夺目，收藏着铜盆铜罐。严珠的家，一切都是木头和土的本色。显得沉闷、低调、原始。色调是灰灰的底色，显得朴素，冷清。
旁边的一间耳房里传来一个男人浑厚的声音，“进来吧，客人。别怕，狗拴着，不会咬人的。”顺着声音，看见了一间更简陋的房子。地炉子、柜子，和一张与众不同的床，床上躺着一个英俊的男子。看得出，这间屋子是主人经常活动的区域。
我是第二次来严珠家，第一次他们家的门锁着，没看见人。严珠说他随时都在家里，在床上。听到乡上的干部讲他们夫妻俩不离不弃、自强不息的故事，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决心要来第二次，我要见见他们。
严珠笑了，说是不是见到我和你想象中的不一样？你肯定想：
这个瘫痪在床上十年的男人，一定会
被一股行将就木的气息包围，他的眼神会是呆滞的，他的衣服会是肮脏的，他的头发会是长长的，油腻的，长时间的卧床，他的室内会有一股怪怪的气味，他的心里是阴暗的，会抱怨社会，抱怨生活，抱怨爱人……
你看我是这样吗？
我无言以对。严珠就在这间不大的房间里生活。他的床放在门的对面，一进门就看得见。这张床是用圆圆的桦木做的，显得原始、简单。和一般的床不同的是，床的顶上，安着两根一拳头粗的红桦木，桦木的表面，严珠伸手能及的地方，被磨得露出了棕红色的包浆。严珠粗壮的手臂，和一双钳子一般的大手就放在被盖的外面。严珠就是靠这两根木头着力，撑起毫无知觉的身体，将身体放在轮椅里。严珠指着床旁边放着的一个很旧的轮椅说，十年来，这已经是他的第八个轮椅。
他伸出手来。你看，我手上的茧疤，就是用手转轮椅时磨的。果然，两只手的虎口到掌根的位置，长满了厚厚的茧疤。看着家里凹凸不平的地面，还有矮矮的门槛，这得用多大的劲，才能将轮椅和自己转到屋外的阳光下？
不知摔了多少次。起先，摔倒了我自己起不来。后来，我就在床上练习手劲。喏，就这两根桦木棒。我现在手劲可大了，再摔倒时，只要我的手能抓住任何东西，就能把这当着力点，我就能把自己重新放回到轮椅里。严珠眼睛里闪着坚毅的神情，表情轻松而不屑。能坐轮椅出门和人交流了，我的心情慢慢好了起来，心胸也宽广了。以前一些狭隘的想法，也没有了。说到这里，严珠有点不好意思。我能坐着轮椅陪仁措去地里做农活，哪怕陪她说说话也好，她一个女人家，很可怜的。
是的。我们十几年的夫妻了，其实更需要的是互相陪伴。仁措看着严珠的眼睛说：我需要你的陪伴。你承诺过，要守着我！严珠拉着仁措的手，我们一辈在一起！
藏族人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严珠这么磁性的嗓子，唱歌肯定错不了。
挨着床放着一张简易的桌子。粗细不一的木头当桌子的四条腿，上面盖着一张白色大瓷砖。瓷砖桌面上东西放置整齐有序。一部白色的智能手机上，安着一个三脚架。严珠解释，他寂寞时，会唱歌。这是直播用的道具，还有声卡。他在“全民K歌”上唱歌。现在有几百个固定的粉丝。我在K歌上说了我的情况，高位瘫痪，行动不便，粉丝们都鼓励我，还给我寄钱寄物。严珠英俊的脸上露出羞涩的表情。我在直播间里唱歌，主要唱流行的藏族歌曲。我的嗓子好，经过锻炼，能唱出这个味。我每天坚持上线唱歌，粉丝们在等着听呢，给我送花。唱歌与外界交流，这给了严珠更大的自信。严珠满面笑容。
仁措说，唱歌对于严珠来说，是他施展才艺的机会，感谢有这个平台，他天生就有一副好嗓子，唱歌也是他打发时间最
好的方式。我始终相信，上天为你关上一扇门，会为你打开一扇窗的。
仁措浑身是土，说她在换工。就是给别人帮忙做活，然后别人给她家做。因为他们家的冬地还没有耕，玉米收回家了，玉米草秆还在地里长着。马上该种下一季庄稼了。换个工，好让别人给我们家耕一下地。仁措坐在严珠的旁边， 看着严珠的眼睛，忐忑地说。耕地，这是男人的活，需要力气。仁措生怕一不小心就刺激到严珠敏感的自尊。
仁措的身上具有藏族女人的特点，个子高挑，皮肤黑红，五官端庄大气，鼻子高高挺起，轮廓分明。严珠说：仁措是若尔盖求吉人。我舅舅家就在那里。舅舅家修房子时，我去帮忙，遇到了她。她追的我。仁措不好意思地附和：就是，我追的他。严珠说：我俩情投意合，按程序，父母去仁措家提亲，我们结婚了，她就跟我到绕腊寨生活。仁措脸上露出少女般的笑容，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我爱他，想和他天天在一起。
严珠说：我书读得少，只读到小学毕业，仁措可是在若尔盖读完藏语中学的。我的藏文就是她教的。她是我的藏文老师。严珠对仁措说：快去把我雕的藏文印金板拿来。仁措拿来了三个长条的上面刻着藏文的木质印金板。看得出，这是他们夫妻两人合作的产物。若尔盖的寺庙里要这个，我们卖350元一个。去年，我卖了三千元钱呢！身体没力气了，作为一个男人，我还能凭技术挣钱养家。严珠的脸上露出自豪的神情。还有我雕的那些东西，都拿来。仁措转身又拿来了上面刻有藏文和汉字的几个雕刻。这些雕刻虽然粗糙，但是出自一个瘫痪在床的病人之手，尤其显得珍贵。上面刻着平安幸福等祝福语和一些藏文。
这个雕刻不知花了严珠多少时间，寄托了他多少的心愿。
严珠说：怕别人同情他。脚不能动了，手还可以做事的。
桌子上放着碘伏，我问做什么用？严珠毫不避讳：安导尿管时要用。一个高位瘫痪的人，长时间睡在床上，活动少，身上容易长结石。前年，做了胆结石手术，去年做了肾结石手术。床的前面，放着一个装清油的塑料桶，桶里有大半桶浑浊的尿液。房子的窗户大大地开着。正因为如此，屋里没有什么异味。
严珠说他的这种卧床生活，已经把仁措磨得不急不忙，没有怨言，安于现状。严珠打趣说，仁措这种沉稳的状态，是修炼到一定程度才会有的。
严珠都这样了，你就没想到过要离开他？
我知道这句话是多么不合时宜。仁措的眼泪又流了出来。我不能离开他，他需要我，这个家不能没有我。我承诺过，要守着他！看着仁措在哭，严珠搭腔：没有她，这个家就散了，儿子怎么办？不说我，我都这样了。
只是委屈仁措了！离开我，她会过得很好。严珠无限爱怜地说。
仁措的娘家日子过得殷实。严珠出事后，家里人多次让仁措回家，他们不忍心自己的女儿就这样陪着一个高位瘫痪的人过一辈子。还有从事司法工作的亲戚，动员仁措离婚。说这种情况，一提离婚法院会判的。
我不会离开严珠的，他和两个儿子都不能没有我。我是家里的顶梁柱。仁措的脸上挂着泪水，羞涩地笑了。严珠说：是的，为了这个家，仁措学着做所有的事。我还教会她骑摩托车，她现在可以骑着摩托车从绕腊寨去头道城的学校接儿子放学。
你都这样了，怎么教？我坐在摩托的后面，指挥她嘛。严珠和仁措两人相视而笑。严珠说：我们两个互相深爱着对方，虽然我瘫痪十年了，但是爱情没离开。经历了这么多磨难，我们的爱情升华了。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光有爱情，还有亲情，和对对方的承诺。
仁措说：娘家人看到我们这样相亲相爱，理解我了。他们开始帮助这个在风雨中摇摇欲坠的家庭。家里吃的米，是仁措父母买的，他们一家人的衣服，是仁措的表姐们寄来的。为他们节约了不少的开支。
乡政府的干部和亲戚帮助我们，自己也要努力。为改变家里的经济条件，在乡政府的帮助下我们养过蜂，养过母猪。今年，我们在仁措舅舅那里赊了十头小藏香猪，现在养在牛圈里。
我不怕吃苦，只要能挣到钱，儿子读书要用钱，他看病还要更多的钱。仁措的眼里露出坚毅的神情。
我的目标就是挣钱，现在什么都不想，就想怎么能多挣钱。严珠的想法是他作为一个男人对于家庭的责任。
我好的时候，承诺给仁措最好的生活。那时的想法简单，就想能吃上大米。后来看到别人在县城或者成都买房子，我已经无能为力了。我想都不敢想，都这样了。严珠说着，还是暴露出了内心的自卑。
仁措说：这样就好，一家人齐齐全全在一起。我们一家人只希望奇迹能在严珠身上发生，有一天，他能站起来！
民兵王永祥
受访人九寨沟县陵江乡羌活村
王永祥 男 80岁
早晨九点过的太阳，已经晒到羌活村的角角落落。一座长三间的木头房子里，冒出袅袅青烟。一个脑门有些秃顶的中年男子，正在门前的木栅栏上晒一个湿漉漉的淘篼。看见我们，露出腼腆的笑意。走进屋里，地炉子的火正旺，一股热气扑面而来，空气中有些许辛辣的呛鼻气味。钢筋锅里的水还没有煮开，刚放进的圆根叶子，每一片叶子都是绿绿的，直直的，活
鲜鲜的。姐姐王秀英坐在轮椅里，指挥弟弟王贵平将叉叉棍放在轮椅的扶手上，用畸形的手，拿着叉叉棍的一头，准备搅动锅里煮着的圆根叶子。
父亲王永祥老了，和农村所有的老人一样，坐在地炉子的另一头，烤着火，抽着香烟，不搭言，冷冷地看着姐弟俩忙着煮酸菜。白内障像是在眼前蒙了一层纱，也好，美化了眼前让他焦心的这一对姐弟。
酸菜是西北地区人们饮食习惯中必不可少的一种食物，九寨沟地区的人，饮食也离不开酸菜。三月底，百草刚发出嫩芽不久，分家独过的哥哥已经来喊王贵平去地里扯圆根菜。王贵平背回家一背篼圆根，在姐姐的指挥下，择、切、洗，王贵平做得很认真。他没有什么心眼，只要是他高兴的事，总是会认真做好。这一点，王永祥心里明白。王贵平忙着煮酸菜，旁边的柜子上放着几个淡蓝色的大洋瓷碗，还没有洗过，看得出上一顿饭吃的是稀饭，几粒剩饭静静地爬在碗底。还好，这个时节天气不太热，苍蝇没有出现。
在这个家里，王秀英自己和家人都习惯了她当指挥官。
王秀英十二岁时腿疼，王永祥当时也很重视，到南坪（九寨沟县）县城的医院找最好的医生肖华春看了，说是小儿麻痹症。医生说没法治，煎了一些药就回家了。王秀英根本不知道这个病对她意味着什么。苦苦的药片，王秀英没法下咽，背着父母将喂进嘴里的药片悄悄地吐了。忙于挣工分的父母谁都没有发现。于是，王秀英的身高和体重永远停在了十二岁。除了头部还在正常发育外，她的手和脚在萎缩、变形，再也打不直了。体重四五十斤的王秀英，生活不能自理，就成了贴在母亲身上的一块肉。就连上厕所，都要母亲抱着她。母亲把她当成一个还没学会走路的孩子那样抱出抱进。十年前，母亲得肺气肿去世了。王秀英原以为母亲去了，自己会活不下去的，但还是活下来了。因为家里有个四十岁的弟弟王贵平，他天生老实，做事认真，这么多年来，成了姐姐的手和腿，成了姐姐身体的组成部分。父亲年老后，家里的一切事务都是王贵平在做。王秀英的生活一如既往，饭要端到桌子上才能吃到嘴里，睡觉要人抱上床，要人抱着上厕所……在家人的眼里，王秀英成了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虽然她今年已经四十六岁了。
生活中，姐姐和弟弟两个独立的个体，只有组合成一个合作体，才能完成一个正常人的工作。王秀英负责指挥，王贵平负责动手。王贵平除了脑子没有姐姐好用以外，身体是健康的。他的理想就是找一个媳妇过日子。王永祥看着蜷缩在轮椅中永远像十二岁的女儿和已经有些秃顶的儿子，直摇头，叹息。王永祥不敢想他死了这俩兄妹怎么办？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王永祥总是流着眼泪抱怨老伴：老婆子，你倒是好，眼一闭，脚一蹬就走了。留下这么一对儿女，我怎么办？我连死都不敢死啊！
王永祥八十岁了，生活对这个老人从来没有疼爱过。
王永祥是岩里幸福村人，新中国成立后当过村主任。小时候家里太穷，给人当了十年的长工。这十年，他吃的苦、受的罪一生难忘，落下一身病根。这十年里，他记忆里的美味佳肴就是过年时东家给的四片肥肉、一碗羊角汤和一个白面馍。这是一年中吃得最好的一顿饭，肉的香味能让人怀念整整一年。王永祥说着，吧唧着嘴，好像肉的香味还在嘴里一样。他至今没明白，那四片肉咋那么香？
晚上睡觉的地方就在草楼上的草堆里。草楼的底楼是关牛、马牲口的地方。牲口们吃喝拉撒全在这里，臭味熏天。草楼楼上一层放着牲口们吃的草料，草料上睡着重体力劳动了一天、疲惫不堪的长工。寒冬腊月，长工们把冷得瑟瑟发抖的身子藏在草料里，希望这些草料能够抵挡一下刺骨的寒风。冷得实在熬不住，把马鞍子上马垫背的替子布盖在身上保暖。第二天一早，等东家没起床时，还给马鞍子。
没有鞋子，自己打草鞋穿。下雨天或是晚上，没事就打草鞋。王永祥羡慕那些牲口，自娘胎里出来就自带鞋子。常年没鞋穿，王永祥的脚上好像只有茧疤没有肉。可是茧疤再厚，也是人身上的肉，也抵挡不住冰雪寒冷的浸泡。王永祥最怕过冬天。冬天的脚，裂开着像小娃的口，特别是脚后跟，可以放进去一根手指头。熬到晚上收工，自己烧水泡一泡脚，让脚恢复一点知觉。王永祥晚上的时间就是爬上草楼，自己打草鞋。毕竟脚上穿着草鞋比光着脚在雪地上要好得多。
可是草鞋不经磨，路途远点就磨成一条圈。冬天赶着马往松潘驮粮食去，走到弓杠岭，草鞋就磨得没底子了。光脚踩在雪和冰水里，脚上冻开了一道道很长的口子。冰水一沁到口子里，钻心的疼。晚上就用开水烫脚，等到茧疤泡软了，用缝衣服的针和线就像缝衣服一样，把冻开的口子缝上。盼望着冬天快点过去，人少受点罪。
好不容易等到新中国成立，共产党救了王永祥一条命，救了他这样一群长工的命。王永祥说有党才有今天的我，要不我早死了。有党才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家现在就这个情况，吃穿用度都是国家给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我这两个可怜的娃的今天。党的政策好，人要听党的话，不能忘本。
新中国成立后，王永祥当上了民兵。1956年正月土改，王永祥当时二三十岁，民兵分为三个班，每班四十个人。大录片区土匪叛乱时他参加了县大队，每人都发有枪，参加了平息土匪叛乱的战斗。他在黑河四道城的山上、大录山的梁上修碉堡，堵拦土匪。大录八屯的郎土官会说汉话，县上为了和藏族人沟通，让郎土官到县政协当秘书长。秘书长也是个官。郎秘书长用他的权利悄悄地同国民党的潜伏特务何本初一起叛乱了。拿着街上杜红才大爷寄放在他那里的枪，伙同其他的土匪发
生叛乱。对这种坏人就要坚决打击。县上命令县大队的十一个班，还有工作组，前往大录平息叛乱。我们一枪没打，没受一点损失，先前部队就把土匪收拾了。大录按期土改，没一点问题。王永祥自豪地说，这是他人生中最引以为自豪的战斗经历。
说起这一段，王永祥精神抖擞，腰杆挺直，声音明显加大了分贝。
1951年3月到1952年7月，王永祥参加了解放黑水的战斗。他说县武装部何清顺部长带他们一百二十人去打仗，从松潘到黑水。战争结束后，部队从茂县到成都，住原成都军区。回来时从昭化走路回来的。部队所有的开支都是支前委员会报的账。
后来王永祥在松潘黄胜关农场工作了一段时间，粮食四十五斤，工资七元。年轻时非人的遭遇，他得了严重的风湿关节炎。1960年武装部把他送到原成都军区看病，在原成都军区前后有半年时间。吃中药、西药，看好了脚，几十年到现在都没犯病。
那时的医疗技术了得，竟然把我的老风湿给看好了。感谢共产党，要不我早死了。
病好回来后，王永祥就在家种地。后来和老伴攒家（不举行婚礼的二婚），他就搬到羌活村来了。他们生养了七个孩子。现在和王永祥在一起的就是身体有问题的最小的儿子和女儿。政府现在给我们三老干部每年四千八百元钱，还有粮食和肉。村上给儿子生态护林员的岗位，每月四百元钱。去年的二十桶蜂蜜，卖了一千六百元，蜂蜜价格好。以前的蜂蜜才七角钱一斤，现在四十元一斤。我们家还有四亩羌活。
说话间，在王秀英的指挥下，王贵平已经煮好了两锅酸菜，舀在桶里发酵了。听到别人都在夸他，王贵平笑了，没有门牙的嘴像一个黑洞。他做事更卖力，也更仔细。看得出，他想得到更多的赞扬。他说他想找个媳妇，好好地过日子。
眼睛患白内障的王永祥，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在他的有生之年能和还活着的县大队的战友们见上一面，比如魏银才、王友州、谢才孝……
王永祥抬头看去，太阳有点偏西，刚好照在他家的台子上。王秀英也被王贵平推到台子上晒着太阳。她的手上织着一件红色的毛衣，挡住了她瘦弱的大半个身子。王永祥患白内障的眼睛看见，阳光下，随着王秀英残疾双手的摆动，毛衣像一团红色的火苗，在她的怀里跳跃着……
弹琵琶的人
受访人九寨沟县永丰乡双龙村
李怀英 女 61岁
李怀英说到她老汉，眼泪就唰唰地流。
我不该当贫困户的，我拖了国家的后腿。我老汉害了肺癌，拉了点账，人家都同情我，把我评为贫困户，把国家的后腿拖狠了，不好意思得很。拿钱买不来命，花了很多钱，老汉还是死了，老汉死了七年了。
我老汉是南坪（九寨沟县）街上人， “文化大革命”时因为成分不好，迁移到马家乡南岸村改造。如果不是当时的政策，老汉不会到偏僻的乡里去，也不会给我家当儿（上门女婿）。为了我们两个的幸福，他落户到野猪关（双龙村）。我的几个娃是街上人的根，不是乡下人的根。说到和老汉结婚，李怀英两把擦掉脸上的眼泪，转身就破涕为笑，露出两颗黄黄的虎牙。
我当娃的时候寨子里到处是猪屎巷、烂房子、土墙、泥巴坑的路。离街上远，穷得很。现在寨子里到处都是水泥路，走到哪里都干干净净，脚上都不沾土。白白亮亮的房子，俊得像花园一样。以前吃水到河里去担，要十几分钟的时间，现在自来水牵到屋里，把污水排到外边，朗然得很。现在是完美的家园，美好的生活。李怀英将双手交叉，枕在脑后面，身体微微后仰在高靠背的椅子里，满脸的满足和陶醉。
我现在身体不好，年轻的时候挣的伤痨。十几岁时，我劳动不惜力，和男人们有一比。一天可以挣十分工，好的时候挣十二分工。一年要挣3600分呢。积肥时，我可以背180斤的背子，大麻布口袋背一口袋。逞能，把身体挣坏了，现在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毛病。
因为我劳力好，家里就让我干活，我没念过一天书。我的两个哥哥都去当兵了，那时政策好，当兵的人，退伍要安排工作，他们都不回农村了。我是老三，我大（爸）我妈说我劳力好，能养活人，就将我留在屋里，不外嫁，引儿来。我们家的姊妹都读了书的，就我一个字都不识。我这辈子没读书吃了大亏，几次可以工作的机会，都错过了。我对我大我妈不供我念书，心里不高兴，很难受。我妈到老时，我都在埋怨她：我是抱的，不是你生的。但是那阵确实太穷了。我妈没把我生到时候上，再迟点，我就有机会念书了。我吃了没文化的亏。那时的商业局、综合厂、国营的馆子到处都需要人，人家要会打算盘、打三盘经、会写字、会记账的人，我不会。我哭了，睡了三天三夜。后来想通了，我只有一辈子当农民的命，农民也需要人来当。领导给我做工作，要我振作起来，好好劳动。
县上说我是老干部的后代，安排我在王树坝县办工程。我攒劲得很，是劳动模范。除了不会耕地，木头砍不下山，啥事情都会做。县委严升旭书记给我发的奖状，发的白毛巾和肥皂用不完，锄头和耙子都在发。农业学大寨我们是主力军，在生产队上改土，从河坝里往山上改，改了好多土地出来。
当女子（未嫁）时，我是铁姑娘。后来，人家看到我攒劲，就介绍和我老汉
认识。要不是他在西面，我在东面，我们认不到。我老汉高高大大，标致得很。我们是1976年结的婚，我们家是用大型拖拉机去接他。当时就算风光了。我大大是队上的大队长，能干得很。把我老汉接到家了，给客人们煮的腊肉颗颗浆水面。穷点的人家，只有给客人煮点洋芋片片子汤了。和现在的生活没法比，现在结婚做九大碗的席。好多人家吃了上顿没下顿，娃些饿得哭。给队里打个条子，借点粮食，等不到磨成细面，拉成格榛子，就给娃些填肚子了。那时候过的是称斤俸两的日子，和现在没法比。现在的人，包括我，都在蜂蜜罐罐子里泡着呢！甜着呢！那时县上来住社的同志，都住我们家。跟我们一起吃饭，一起劳动，晚上给我们开会，认真得很。我们到坡上做活路，中午就吃烧洋芋。烧得黑光光的，用嘴吹一下，绊一下灰就吃了。
我大在我三十三岁时，寻了无常（短见）。我和老汉就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
我在山上种的有党参，我和老汉去除草。平时我们走两个半小时就到山上。那天老汉呼哧呼哧地走不动，说他可能感冒了，出气紧。到痷房了，我给他说，火煨好了，你去釀（躺）一下。老汉太能挨了，痛了就喝点酒，吃点去痛片或者头痛粉。等到天黑，我回到痷房里，打开电筒一看，老汉吐了一滩鲜红的血泡泡，我看到过猪的肺泡，和猪肺里的泡泡一样。我吓坏了，知道老汉得了大病。我悄悄地给儿子打电话，说你大大可能气管上出问题了，赶紧弄到医院看去。儿子当时在外地，连夜赶紧往回赶。第二天早上，我给老汉把饭做了吃了，给他把身上洗了，换了一身干净衣裳。儿子把老汉用车拉到县医院，一打B超，医生说，肺癌晚期。我一听，浑身一软从椅子上一下就滑到地上，脸色惨白，出不上来气。我知道，老汉要丢下我，独自个走了。我没法接受，没有老汉，我没法活。医生赶紧给我喝了两支葡萄糖，我才缓过来。这时老汉检查完从那边过来了，我给自己说强打精神，不能让老汉发现他的病，他的精神不能垮了。
儿子说要把老汉弄到成都363医院看病。去了一检查，说是要做手术，得花十几万。我们东拼西凑，钱也借不够。一个老教授对儿子说：你父亲是肺癌晚期，人是五瓣子肺，你爸的四瓣子肺都有癌细胞了。做手术可以活半年，不做手术可以活五个月。意义不大，太迟了。我们就选择保守治疗。我们在医院住了一个月，花了八万元钱，没做手术，就回来了。老汉是个好人，一辈子话不多说，给队上的人留下的印象好。李怀英声音哽咽了，天老爷要收他，我们把他留不下。老汉死得可惜了。
老汉走了，留下很多债，我顾不得哭。花了几年的时间，阴一点，阳一点，卖花椒、卖药材，给人家还钱。有些亲戚看到我困难，让我少还点，借了一万的让我还八千。人家的钱也来得不容易。那时的政策，没现在的政策好，账报得少，自
己负担得多。
老汉走了，寨子里的人抬着他的棺材要发丧，我哭着撵老汉，人些不要我去，几个人把我按都按不住。我舍不得老汉，拼命又跌又绊，后来尾椎骨疼得很，才发现尾椎骨的骨头惊破了。老汉走了半年了，我还是不习惯，从早到晚想着他。一天在下楼梯时，我精神恍恍惚惚，一脚踩空，人摔了下来，把旁边楼梯的框框都砸断了，我的腰杆受伤了。我的伴些看到我走不出来，都在想办法。等到我好不容易缓和点了，给我说：你不要哭，你学到唱，弹琵琶，琵琶能解忧！我就买了一把琵琶，学到弹琵琶了。我自己试着在品上按音，没人教我。我到现在能弹很多曲子了。我们南坪人会唱就会弹，弹琵琶没人教就会。我想老汉时，我就弹琵琶唱。
琵琶陪着我，给我做伴，慢慢地我好点了。
去年冬月，早上五点过给别人家娶媳妇的帮忙蒸米去，一脚踩空，从厅房的台子上摔下去把三匹肋巴惊破了，在中医院住了十几天院，花了一两千元钱，我自己花了一百三十元钱。出院的那天办手续，医生问，你是不是李怀英，要给你退六十多元钱呢。我摔得这么重，自己才花六十多元钱，都是国家出的钱。李怀英笑了起来，我给医生说了好多感谢的话。这么好的国家，这么好的政策哪里去找。我们享受得安安心心的。我想：我一定要好好的，再不给国家添麻烦了。
我和老汉起早摸黑地修房子，也没做完工。这两年，国家的藏区新居工程，给我们把房子弄得这么漂亮，厨房、厕所，角角落落都是亮堂堂的，谁家的房子都弄得好，农民能过这样的日子，想都没想过。以前，床上盖的铺的，有啥呢？现在你看，白晃晃的、耙烘烘的，享福喔。
我已经脱贫，现在的收入来自种植药材，像党参、重楼。这几年重楼的价格好。村上给我公益性岗位，一年一万多元钱呢。这要感谢国家的扶贫政策。我拿了这笔钱，任务就是争取把寨子里的环境卫生搞好。家里更要做好卫生。共产党派的这些干部对我都很关心，我的这些娃些都好得很。我应该高高兴兴的才对，把街道打扫干净，把身体养好。
我的山歌多得很，唱三天三夜都唱不完。山歌才好听，你们闲了到我这儿来，我唱给你们听。
往事随风已逝
受访人九寨沟县永乐镇大岭村
张元林 男 60岁
有人说，一个人一出生，他一生的命运就成定数，谁也改变不了。这话对于大岭村的张元林来说，悲欢离合、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生疮害病、孤单寂寞，好像是命运对于这句话的诠释。
在大岭村这个搬迁村里，张元林的房
子在村子的中间位置。长三间的正房子和一间偏房子，构成了一个尺子拐，这样的结构在农村是常见的。一般偏房子就当作厨房，果然，张元林家就是这样的布局。房子左边和房背后用铁丝网围着，养着几十只鸡。
当我们进到他家厅房时，张元林正拿着一张抹布抹着家具上的灰。家里的氛围是冷清的、孤单的、寂寞的。看得出，张元林想努力打破这种冷清，他在家里做着事，努力让家里有点声响，来打破这满屋子的寂寞，表示有人的存在。厅房里有个电视机、一组廉价的布沙发和一个立式消毒柜。农村放神龛的位置，放着一张办公桌，看得出是帮扶单位给的。
没有神柜和“天地国亲师”牌位的家，是罕见的。本地人再穷，三个石头垒个灶，就是一个家。有家就有“天地国亲师”的牌位，这是本地人必须得做的事。要不，就会被别人说成是忘本的人。对忘本的人，在社会上是无人看得起、无立足之地的。
张元林个子矮小瘦弱。一双眼睛骨碌碌地转着，看得出这是个情商较高、善于动脑筋的人。以他的经历和人生经验，他有洞察人心的本事。
果然，一开口，川音里夹杂着一些不很地道的本地话，透露出他的身世。张元林说：他生于1958年，老家在四川巴中，兄弟姊妹五人。母亲生下他三个月就死了，六个月时父亲也死了。对一个半岁大的奶娃，无父无母，人们都说养不活了。可怜他们五姊妹，没有了父母的照顾，就像浮萍，在风雨中漂浮、摇曳着。不要说一个婴儿，就连张元林五岁大的哥哥，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掉入了茅房，被大粪淹死。外婆不忍心让女儿这么小的几个孩子就这样夭折。于是，张元林的三个姐姐，被送到需要孩子的人家抚养。而半岁大的张元林，被外婆带到外婆生活的太阳观养活。
父母在张元林的记忆里只是一个称呼，对母亲身上的气味，张元林没有记忆。对母亲的气味没有记忆的人，终身都会是孤独的，苦难的。外婆省吃俭用将他供养到十多岁时，因年岁已高去世。
本该在十几年前就是孤儿的张元林，在推迟了十几年后，最终还是成了一个孤儿。所不同的是，他长大了，能自食其力，饿不死了。他在社会上流浪，学会了看别人的脸色，学会了说别人爱听的话，练就了一张哄人的甜嘴。
族里的幺爷爷有做锣的手艺，走南闯北，行走江湖。看到张元林无依无靠，可怜他，教他做锣，然后带着他四处漂泊。17岁时，被幺爷爷带到南坪（今九寨沟县）当锣匠。这个时候正好是“文化大革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红卫兵们的眼光瞄准了这两个外来的做锣人。幺爷爷知道无法在这里待下去，给张元林丢下了做锣的工具，夜里悄悄地跑了。
张元林又一次被孤零零地抛弃在世间。在十几年的人生中，这已经是第三次被抛弃了。而这次把他抛弃在一个人生地
不熟的地方，没有一个熟人。他强烈的求生欲望让他冷静下来，不能坐以待毙，得想办法活下去。
他的眼睛看到了云雾环绕的县城后山大岭村。
当然，大岭村的老百姓是善良的，他们收留了这个可怜的孤儿，给他上户，分了土地。张元林正式成为大岭村人，他不嫌山高路陡，他不嫌穷乡僻壤。大岭村给他的这个家，让他温暖不已，感动不已，感恩不已。
张元林如何在大岭村站住脚并安家落户，和大岭村这个高半山村的艰苦生活环境、人们的善良和他们抱团取暖的生存法则有关系。年轻力壮的张元林，会多门技术，既是锣匠，又是改板匠。村里需要有手艺的人，给他上户口，留住他，何乐而不为！
虽然有个落脚点了，但是张元林还是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生活着。日子一天一天地过着，猛然回头，张元林已经年过三十。回家看着冰冷的家，他感到孤独，他越来越觉得该找个女人过日子了。
这时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文革”后，经济飞速发展，社会需要张元林这种手艺人。张元林和遂宁等地来南坪的手艺人有了联系，他学会了用大刀锯改木头，学会了开三轮车等手艺。于是天天在村村寨寨进进出出，吃着百家饭，挣着百家钱。眼睛也在村村寨寨寻找着漂亮的姑娘。
张元林给一家人改大刀锯的时候，看上了东家的女儿。女儿年龄十八岁左右，正是一个姑娘最好的年纪。手巧，做的饭菜特别好吃，给张元林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他有事没事爱找这姑娘说话。姑娘对这个性格好，又会说话，又见过世面的流二鬼（外乡人），眼神里流露出对他的好感。一个人的眼睛是藏不住秘密的，姑娘对自己的好感，张元林感觉得出来。这时的他却犹豫了，姑娘如此漂亮，又比自己小十三岁，人家还是正经人家的姑娘，怎么会看上我这个流二鬼？对一个没走出过大门，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小姑娘，面对吃百家饭，有手艺，又会甜言蜜语的张元林，她无法拒绝他炽烈的眼神。她觉得爱情来临了，张元林代表着未知的幸福生活。姑娘从张元林嘴里听到外面世界很精彩，让她充满了憧憬，她说想出去看看。
张元林满心欢喜，计划着在春节期间带姑娘去成都见大世面。两人眉来眼去，被姑娘家人发现，全家人十分生气。姑娘的哥哥怒火中烧，这个流二鬼胆子太大，竟敢拐我妹妹？张元林被哥哥打得吐血，躺了一个多月。姑娘悄悄地告诉张元林，非他不嫁。张元林满心欢喜，挨打也值了。时值年关，张元林在家里养好伤痨，决心带着姑娘走。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张元林拿上全部辛苦挣来的钱，悄悄地带着姑娘，搭上一辆拉木头的车，跑到成都去了。他们销声匿迹，姑娘的家人没找到他们。
这一去就是三个月。脱离了家庭的约束，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环境中，再加之
日久生情，姑娘把张元林当成了依靠，两人如胶似漆，忘记了年龄、家境的悬殊，姑娘决意非张元林不嫁。生米煮成熟饭，再说也没有意思。姑娘的行为让她家里人蒙羞和不耻，于是家里和这个女儿断绝了关系，从此后她的生死和娘家没有了任何关系。
张元林说他永远记得她的情义。一个姑娘这样做，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她像一个赌徒，把自己的一生，赌在我的身上。我感觉到了压力，我不对她好，就不是人。
三个月很快过去，身上带的钱用完了。成都举目无亲，生活无着落，他们两个不得不回南坪来。
从成都回来，两人扯了结婚证，他们是合法夫妻了。不久生下了大儿子，两年后生下了女儿。对张元林来说，这是他人生最幸福的几年。儿女双全，这个家庭本该欢天喜地，幸福地过日子了。可是一双儿女的出生，让这个家庭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特别是经济上的。为了挣钱，张元林不得不又和外地来南坪做生意的朋友联系，重操旧业，当起了改板匠。
拉大刀锯改板子，这是一个特别苦的活路，消耗体力太大。张元林从小身体吃过亏，显得体力不支。一天下来，累得倒头就睡，和姑娘说话的时间越来越少，夫妻俩慢慢地无话可说。而张元林的搭档，是一个高大帅气的小伙子。四川内地穷，搭档还没娶上媳妇。搭档对姑娘问寒问暖，无微不至地关心，姑娘不知不觉对这个搭档产生了莫名的好感。渐渐地，他们的眼神暧昧了。张元林怎么也想不到，他的媳妇会和别人眉来眼去。而且，他的媳妇准备要抛弃他和他们的一双儿女了。当他还在梦中恢复体力时，这两人已经准备过他们设计好的幸福生活了。
女儿才一岁多的一天，姑娘说出去打工，再也没有回来。张元林的生活被彻底打乱了。姑娘留下一双嗷嗷待哺的儿女，张元林欲哭无泪。经过多方打听，张元林打听到他的媳妇和他的搭档跑（私奔）了。
事不过三，可是张元林的人生法则不受这个规律的制约。张元林三十多年的生命里算是第四次被抛弃了。
那一刻，好不容易建起来的自信，被媳妇无情地击了个粉碎。幸福被摔掉，丢在地上，用脚踩进泥土里，永不见天日。现实像几个耳光，打得他晕头转向，找不到北。他感觉天垮了，他这样拼死拼活为这个家，可是媳妇不但不理解，还做出这样的事，生活没法继续，他感觉人性泯灭了。他产生了强烈的自卑，为何谁都不要他？自己真这么差吗？还苟且活下去吗？他的世界颠覆了！
一双儿女的哭声，将他从冲动中拉回到现实。这两个孩子这么小，作为父亲，有责任将他们抚养大。想到自己失去父母后悲惨的人生，自己所受的苦，他暗自下决心，无论如何，一个人也要将儿女抚养成人，不能让孩子们重蹈他的覆辙。无论如何，和两个孩子一起活下去！
于是，在别人异样的眼光中，这个男人沉默了。没有女人打理的家称不上是个家。于是，这个家庭越来越贫穷了。
十多年后，眼看着儿女长大，憔悴的他放心了。
长期的自我封闭，让张元林的思想、行为和正常人产生了偏差，他患上了精神方面的疾病。当大岭村整体搬迁时，张元林默默地做着活路，顾不上吃饭睡觉。终于，他病倒了。他的精神承受不了这种打击，身体承受不了如此的劳动强度。所有的病同时找到了他：白内障、蛇缠腰、黑热病，还有精神方面的疾病。他奄奄一息，不知道能不能扛得过这场灾难。两个孩子睁大眼睛，惊恐地看着这个支离破碎、摇摇欲坠的家。
张元林彻底失望了，他记忆中两个给过他爱的女人，一个是他的外婆，一个就是他媳妇。后来都抛弃了他。外婆死了，媳妇跑了。他怎么也忘记不了和媳妇生活的片段。那是他全部的幸福，为什么要忘记？
这么多年他一直在找他媳妇，但是人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十多年了，张元林怕他们原先仅有的感情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耗殆尽。他说现在不恨媳妇了，生活的磨难使媳妇早就知道他的好了，只是没脸回来。张元林说，如果媳妇回来，他还会和她过日子的。他会原谅媳妇年轻时的不忠、轻率和鲁莽。
巴中的三个姐姐，分别在寄养的家庭长大，都在做生意，日子过得不错，家境殷实。他们的孩子都大了，家庭的条件较好，经济上更是没话可说。知道他们唯一的弟弟家庭产生了变故，得了很多病，奄奄一息，姐姐们来南坪将张元林接回到老家巴中治疗。张元林的身体太差，后来辗转到广州、北京治疗。三年后，张元林身体的病和心里的病基本上被姐姐们照料好了。这期间，他得到有生以来罕有的疼爱，姊妹之情让他感动。
张元林说姐姐们让他留在巴中，她们好照顾这个可怜的弟弟。可他已经不习惯巴中的生活了。他要回到南坪，回到大岭村，因为这里有他的家，他的两个儿女，他的房子，他的朋友。
真是这样吗？我忍不住问，你在巴中三年，找没找你媳妇去？
这次张元林笑了，没有回答。沉思许久，严肃地说，我知道她全部情况。我没给孩子们说。她回不来，她过得苦。
回家后的张元林安心养病，身体恢复得越来越好。国家扶贫政策来了，被精准识别为贫困户，得到了大家的特殊关照。每月的低保、生态护林员等岗位的钱够他用的了。今年他六十岁了，儿子和女儿都大了，分别在广州和成都打工学技术。
两个孩子是张元林的自豪，是他生活下去的动力。
去年，女儿去找过妈妈，没有找到。张元林说女儿肯定找不到。媳妇随他搭档去遂宁后不久，搭档就去世了。媳妇为了生存，改嫁到另一个地方，又生了两个孩
子。他说媳妇不会回来了，如果没生两个孩子的话，他会让她回来的，她过得很苦。不能让另外的孩子没妈，是不是？这时的张元林语气中没有了怨恨，有一丝同情和怜悯。几十年后，善良的张元林已经把这个令他痛苦难过的女人当成了亲人，他盼着她过得好。
张元林说，前半生，他屈从于命运的安排，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过了半生。后半生他准备找一个老伴，陪他说说话，给他喂喂鸡和猪。老伴的人选有几个，年龄都是四五十岁，这些女人对他都很好，让他无法选择。张元林长期单身，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但是两个孩子和村里的人更希望他找回原来的媳妇，原配的一家人过日子，对谁都好。可是，张元林没法让另外的两个孩子没有母亲。因为那两个孩子比自己的两个孩子还小。他做不出这样的事。
张元林一脸无奈。沧海桑田，很多事既成事实，没法改变，几家欢喜几家愁！他已经放下她了。只有这样，他的病才会好起来。
张元林真的放下了许多，人生路上他想轻装前进！
人上了一定的年纪，会特别念旧。最近张元林总是会梦见外婆和姐姐们。他想去巴中，给外婆上坟，给外婆说说他的一生，好或者不好，他过完了一个甲子。该给外婆汇报汇报了。再者，还想看看他的姐姐们，没有姐姐们的鼎力相助，就没有今天的他，让他这个缺少亲情的人感受到亲情的温暖。活到老了，才觉得自己还是受人待见的。
帮扶单位司法局、村干部和邻里们的关心，让张元林感到做人的尊严，这让他内心万分感动。
属狗的张元林活了满满的一个甲子，在命运的安排下，对人生的感悟，他有发言权。该吃的苦，该受的磨难，都过去了。剩下的日子，他想打破这个定数，重新来过。
张元林期待着未来的日子好起来。毕竟，生活还在继续，生命中的她也会出现……
当贫困户的村主任
受访人九寨沟县草地乡下草地村村主任
贺明才 男 50岁
贺明才说往上数到太爷辈，为了赶烟场，他们就从重庆武隆到草地沟这里了。
五代人，就是一百多年的时间，就是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一百多年里，他们改变了原来的生活环境、生活习惯。但是在九寨沟生活的武隆人，有一样保留在他们子孙后代的血脉里，就是那稍稍带点九寨沟地区口音的重庆话，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顽固得像基因一样在身体里继承，像血脉一样在身体里流淌。不论哪一代人，不为环境所影响，不被周边民族所融
合，堪称坚守。
九寨沟县城人说话的口音被公认为：南坪不像川。九寨沟地区完全是西北口音。在川甘交界的地方，被西北口音包围得没有缝隙的空间，对于这样一群坚守着老家说话习惯的群体，着实让人不解。他们的坚持，让人尊重。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小心翼翼地，像刺猬一样地保护着自己家乡的语言和生活习俗。为保持基因的纯洁性，他们自成一体，从不和本地人通婚。是的，故土难离，他们梦想有一天回到故乡，保留下来的生活习惯自然与家乡人融为一体。
在一个另类的环境里难道语言也会遗传？这群人的坚持和执着让人感动。
贺明才说，原本他们也不是武隆人。祖先是湖广填四川时到重庆的。湖南有个贺家大院，那里有贺家祠堂，可能和贺龙元帅是一个祖先。就是没人去考证。
这支来自重庆的武隆人，为鸦片，为生存，在这个大山里繁衍生息，居住到今天。四川话的语言环境应该在丘陵或者平原，在这样高海拔的大山里，四川话的温婉被四面环绕的大山给吞噬了。只留下长长的尾音在山谷间回荡。
这个深山里，贺明才的邻居们，是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原住民藏族的一支——白马藏族。他们骑马走路，翻山越岭，可都是走不完的山梁和沟壑，从来没有走出过大山，也不会走出大山。可能是他们的这种隐蔽性，历史上的民族战争，没有殃及这里，让他们得以保全性命，家族和种族得以繁衍生息。所以这种封闭的生活，造就了这里世代生活着的人们的原始和淳朴。他们不知道山外还有什么，他们自给自足，和熊猫为伴，过着世外桃源的日子，山外的世界对他们是陌生的。
九寨沟县草地乡，修通乡公路得从甘肃省文县境内通过。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飞地和文县的山山水水相连。要走出大山，就得从文县哈南寨出去。历史上因为边界纠纷，这里曾经矛盾重重。所以，崇山峻岭阻拦着这群人朝着文明前进的步伐。就这样，他们世代在此生活着，在深山里孤老终生。许多人的人生理想就是盼望着在有生之年，能看见有一条通往外界的公路，能看见代表现代文明的汽车开进他们的家园。
贺明才说，草地乡是白熊（大熊猫）的乐园。从古至今熊猫和人和平共处。熊猫在寨子里随便逛着，没人伤害它们。在特别寒冷时，寨子里的人还会给熊猫食物。前几天，政府安装的红外线拍摄到熊猫活动的镜头，让人兴奋。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草地乡可能有七只以上的熊猫栖息于此。保护好这些宝贝，也是我们的责任。祖先们根据这些宝贝的动作和生活习惯，创造了熊猫舞，藏名叫登嘎甘昼。用熊猫的皮子做的面具，根据熊猫的生活习性编排的舞蹈动作，现在已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节目是我们的看家宝贝，是祖先们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
草地沟里盛产野生天麻和各种药材。但是这里一没公路，二没销售渠道，这些
资源换不来钱。贺明才靠山吃山，头脑敏捷，想办法出山去，联系到了销售渠道。这几年他利用互联网将山上的野天麻通过网上销往全国各地，为乡亲们增收致富。他还成立了合作社。“一人富不算富”他有这个思想觉悟和意识。2017年村上换届时，贺明才被选为下草地村的村主任。草地乡下草地村的老百姓说，选贺明才当村主任，就是要跟着村主任一起发财。
贺明才当选村主任后，成立了“九寨沟县金草地乡村旅游合作社”。他想搭上旅游这班车，带动全村一起致富。他说：我们这有最好的空气资源，有原生态无污染的食物，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足以吸引游客。但是，宣传跟不上，路况不是很好，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不利因素。
九寨沟地震后，村里发展暂停了下来。从事服务业的人都回村了，没有门路挣钱，不能这样干等，于是贺明才号召大家种植药材。全村80%以上的人家都在种植重楼，药材种植产业逐渐形成规模。贺明才想得多，为村里寻找着出路。
村里贫困户还多，包括我也是。贺明才说。就这样的一个能干人，能是贫困户？这里面该不会有什么猫腻吧？
贺明才的家挨着后山，一进院子，干净整洁的农家小院，休闲气息扑面而来。木板做的篱笆后面，种着一棵棵重楼，还有芍药。可惜芍药的花期已过，看见的只有残枝败叶。
这样的一个家庭，哪里会是贫困户呢？
贺明才说：父亲给合作社上山砍木头时，被木头砸伤死亡。那时他们兄弟还小。好不容易长大一点时，大哥看号（守庄稼）时火枪走火，打死了村上的一个人。这就闯下了天祸。收割（埋）完死人这么多年，他们家先要给那家做完庄稼才能做自家地里的；把那家的三个娃抚养成人；把老人送老归山，给娃些娶媳妇……一个家承担了两个家的重担，家里太苦了。他这样的家庭，女子是不会嫁到他家来的，他说不上媳妇。到该娶媳妇的年龄，家里老人做主，按惯例，姑表亲，和堂姨娘的女儿结婚了。当时他也反对过，可是又能怎么办？家里就这样了，又不能和周边的藏族通婚。
贺明才懊悔地说：当时没有知识，没想过问题这么严重。可是有人也是三代以内近亲结婚的，怎么没有问题呢？贺明才百思不得其解。
大儿子出生后不久就发现是个聋哑儿。聋哑儿今后怎么办？得治好他！我们不甘心，到处借钱，将儿子送去治疗，花了十几万。可是根本治不好，先天性的。开始我们不接受，慢慢地，只有接受这个现实。但是账已经借了那么多，我们拼死拼活，到现在才把十几万还完。完全接受儿子是聋哑人的现实，是这个家庭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来还账为代价的。人嘛，总是向前看，希望以后好。
可是，巨大的打击还在后面。二儿子和三儿子相继出世，让人不能接受的是他们和他哥哥一样的毛病。检查后知道治不
好，我们就没再治疗。是我和我媳妇的染色体出问题了，不怪孩子们。
我既然让他们来到这个世界，就该对他们负责。最后做出放弃对儿子们治疗的决定，对我来说是残忍的，不甘心的。我没听到过儿子们喊我一声爸爸。他们和正常人不一样，我得为他们以后的生活着想。我努力挣钱，我要改变这个现状。
这个聪明能干的男人，有一颗坚强的心。
老大通过自学，认识了好多汉字。他现在用手机和人交流没一点问题。通过手机，老大认识了许多朋友，最近还耍了一个女朋友，这几天正在女朋友家。他女朋友和他一样，也是一个聋哑人。他们两个用手机发微信谈恋爱。他们只是聋哑，智力是好的，非常聪明。我咨询了医生，说他们这种不会遗传后代，我就放心了。虽说娃儿这样，可是比寨子里一般的年轻人聪明，有头脑，有见识，只是不能说话。自豪感明显地在贺明才的脸上表现出来。
老二和老三这样了，更不能荒废学业。如果没有文化，以后怎么在社会上立足？老二、老三现在正在汶川的特种学校读书。他们两个要读九年书的。所以，我成了贫困户。原来如此。这个人真不容易。作为一个村主任，哪能光想到自己。群众选我当村主任，有他们的原因。没当村主任前，我人很自由。虽说苦点，但经济方面挣得多。去年在村上一年，自己的啥事都没做成。每月有1490元的工资。这份钱对我们这个家远远不够。只要把村上的事做好，只要村上发展好，只要对老百姓有利，我没更多地想过自己。况且现在明文规定，村干部不许承包工程。贺明才是个心直口快的人
当村干部后，我们这个家更穷了。对于村上的发展，贺明才有许多的想法。
他看到了村上的优势：要充分利用乡村振兴的时机，抓住乡村旅游的资源，发挥非遗文化、空气氧吧、熊猫乐园等优势，发展旅游业。当然，村上的劣势，他也看到了：我们这交通不便、偏僻，经济不发达，老百姓的文化素质低，思想意识不到位。这些都会是阻碍发展的因素。
贺明才相信：政策好了，路修通了，意识提高了，下草地村在脱贫致富的路上会走得更顺。随着他的三个聋哑儿子长大，他们会找到人生的方向，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对这点，贺明才也坚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