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皈依／刘益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回到故乡的县城，住在县招待所里写一部长诗。我的一个写诗的学生周玉在县城工作，经常去看我，还接我到她家里吃饭。周玉家里就只有她和母亲两人，她母亲五十来岁，清秀苍白，善良却又有些忧郁，一看就是个有经历有故事的人。
我问了周玉，周玉说：“刘老师你看人真准，关于我母亲，我写了一篇稿子，你有时间帮我看看，你看完了，就知道我的母亲有多么苦了。”
我把周玉的稿子读完了，深深为周玉的母亲担忧，但我无能为力。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在一堆旧稿中发现了当年周玉给我的这篇稿子，就稍加整理，成一篇中篇小说，以周玉在三十多年前的口吻叙述。
1
我像掉了魂一样，总感觉有人要来敲我家的门，会问：这是刘翠翠的家吗？来人会望着我母亲说：您就是刘翠翠？他心里会想，这样个瘦老太婆偏要叫这样好个名字。来人或者是个邮递员，递给我们一封信。这封信是辗转送到这个山区小县来的，信封都揉得很旧了，信封上写着：刘翠翠收。我看那在国内很少看到的邮票上盖的戳子中隐隐约约的两个字：台湾。或许不是，这封信是另一个地方寄来的，香港或是美国。上班时，我很注意电话，或者县里的统战部政协民政局的哪个人打电话找我，问：你是刘翠翠的女儿吗？我答：是呀。这个打电话的人说：是这样的，三十八年前……
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的了，他是谁？他是我的什么人？我是他的什么人？他要是真的来信了或回来了，我代母亲给他回信吗？他假如问我是谁，我准会立即回答我是刘翠翠的女儿。他可能觉得他的刘翠翠是没有女儿的，有过，他也不知道。
他是我母亲过去的丈夫，他还在吗？他会不会回来？我不知道。
我的母亲已经皈依了，她的心已如我们老家的那口废弃了的井。母亲的工作就是帮一对夫妻带好孩子，为我做三餐饭，再就是跪在供在她那个黑房间里的木头菩萨前，口里喃喃诉说着。我曾经躲在一边努力地听过，也没听出来她喃喃地说了些什么，只看见她发涩的嘴唇在不停地动着。
那个木头菩萨一尺来高，是个蓄了胡须的干巴老头，木头菩萨的底座上，用朱笔写着“南无阿弥陀佛”几个字。这是母亲不在时，我潜入她的房间看到的。
我十六岁的那一年，有一天的傍晚，落日在小县城西边的山头上似乎被人捅了一刀，喷溅出一片淋漓的鲜血，殷红殷红的，染透了那半壁云彩和山上的草木。我不敢朝那边望，太怕人了，我躲进屋里做作业。一道数学题，我做了许久才做出来。
母亲已经做好了晚饭，弟弟在门前
逗小狗玩。我们家的小黄狗跟弟弟最好，弟弟上小学，作业比我少多了。
我们等父亲回来吃晚饭，父亲久久没有回来。而且，从这个傍晚以后，父亲就一直没有回来。
父亲被抓起来了，被判了十年徒刑。
父亲把他开的大卡车停在车库里，锁上了车库的铁门，把钥匙串挂在裤腰带上，走起路来叮叮当当响。他是地质队的司机，是个好司机老司机，车开得稳，技术熟练，他的车爬山过岭最安全。在父亲被抓去后，我在一只箱子里发现父亲历年来获得的十几张奖状。可是父亲坐了牢，这十几张花花纸能说明什么呢？
父亲锁好车库门应该回家来的，他一天的工作干完了。看看天色还早，父亲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就折身朝地质队机关办公的一排房子走去，他敲开了保卫科的门。
保卫科长一个人在，他们俩还坐下来抽起了烟，是保卫科长的烟，我父亲揿的打火机。
事后，人们有各种各样的传说。父亲和保卫科长是战友，一起当过兵，一起转业到地质队，他们的关系很不错。那些说父亲因为嫉妒他的战友当了科长，而自己还是个司机，因而放响了那一枪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我的父亲从不嫉妒人。在张叔叔当了科长之后，他常常来我家里找父亲走象棋。如果没有出车任务，父亲就让母亲炒盘黄豆，他们两个还要喝几盅。父亲对他的驾驶工作很热爱，而且当司机的野外津贴高，实际上比当科长实惠得多，我想不出父亲为什么会嫉妒张叔叔。不是这个原因，绝不是。
有的说，他们俩“文化大革命”中不是一派的，他们结下了冤仇。不对，父亲“文化大革命时”没有派，他是个不大关心政治的人，一定要划他派，那他就是逍遥派。他钓鱼，他做木工，他活得蛮孤独的，他跟张叔叔没有仇。
人们想不通，我也想不通。事情发生了后，父亲什么也不说，科长就只说我父亲持枪杀人，是凶手。父亲被抓走了。父亲为什么要向张叔叔（不，是张科长，我再不叫他张叔叔了）开枪？父亲不说，张叔叔也不说，办案的人也问不出什么。朝保卫科长开枪是事实，有这就够了，父亲判了十年徒刑。
那天，父亲和张科长抽完了一支烟，父亲站起来准备走了。
张科长也站起身，说：“怎么，不坐了！星期天再到你屋里下棋啊，只三盘定输赢怎么样？”
父亲抬头从窗户里看到西边山头上那幅雄奇的血淋淋的火烧云惨景，他愣了愣，叹了口气，双眼转过来盯着张科长。张科长朝他笑了笑。父亲从张科长的笑里发现了什么，他似乎一切都明白了。父亲朝屋子里打量了一眼，到底是当过兵的，他一眼把房子看得清楚。这是保卫科办公室，墙壁上挂
着支七九步枪，那枪很老，也有好久没擦油了，上面有灰尘。
突然，父亲一个箭步跨到墙根，伸手摘下了挂着的枪，哗啦一声打开了保险，枪口寻找着目标。
张科长吓得面如土色，一头钻进办公室里摆着的一张木板床下。这张床是保卫科人员值夜班用的，床上的被子脏得要命。
我父亲扣响了扳机，砰！枪响了，地质队大院惊动了，等人们赶到时，父亲已扔了枪，呆呆地望着大伙。张科长的头钻在床底下不敢伸出来，他的屁股被我父亲一枪打了个洞，只流了一些血。父亲的这一枪打得并不准，毕竟他离开部队已经好多年没摸过枪了。
窗外，傍晚前的火烧云已慢慢散去，真正的夜马上就要来临了。那时我的数学作业已经做完，弟弟还在玩他的黄狗。
我母亲做好晚餐后，又跪在她的木头菩萨前，嘴里喃喃着。父亲没能吃上这最后的晚餐。没有人来我们的小平房里安慰我们，我们忽然成了持枪杀人犯的家属和子女，我们被突如其来的事变弄糊涂了。
上小学的弟弟睁着大得无比的眼睛，怀里紧紧地抱着他的小黄狗。我们突然没有被喊作父亲的人了。弟弟还有小黄狗，我呢，只有母亲。可母亲对我们只是尽她的责任，她的心早就交给了她的木头菩萨了。
母亲呆呆的，脸色苍白得发青，眼睛死死地盯着院子里的一只未归笼的鸡。我和弟弟一齐望着她，我们感到好冷。
许久许久，母亲的眼角才迸出了泪珠，第一滴，第二滴，接着是一串串地流。这时，我和弟弟才一起张开大嘴哭了起来，声音好大，我们很久没有这样哭过了。
父亲被送到很远的劳改农场去服刑。
地质队负责通知家属准备必要的衣物送去。
来通知我们的是长络腮胡子的李伯伯。李伯伯是行政科的班长，调配车辆的。李伯伯在我家门口对我母亲说：“这个二虻子是为啥事呢？偏偏要拿枪打人，他们俩蛮合得来的嘛！莫名其妙莫名其妙！”说完这几句就搓了搓他的大手掌，走了。
那是个春天，星期日，我和弟弟没有上学。母亲头天晚上把父亲的各种衣服找出来，打了个包。
我们走在去公安局看守所的路上。路边草儿青青，流水亮亮，雀鸟在树枝上喳喳，油菜花在地里开得好黄，麦田里的麦苗青得发亮，肥油油的腻人。一个老头，穿件破袄，横骑在牛背上，牛在啃草，啃出嗞嗞的声响，尾巴一甩甩的好舒服。老头望着我们，母亲拉着我和弟弟，胳膊间夹着衣物包，走快了起来。母亲没有说话，脸还是那样的白。远一点的地方，有头小牛犊子昂头“哞哞”地叫了两
声，被老头压在屁股下的老牛抬起头，看都不看地“哞哞”两声，算是回答。
跟在弟弟屁股后的小黄狗也汪汪地叫了两声，像凑热闹。
地质队离看守所两里多路，地质队在县城的东北角，看守所在县城的西南角。
母亲走得快，我勉强赶得上，弟弟却要小跑了。弟弟说：“妈，还有多远啦？”母亲停下来等弟弟半分钟，说： “不远不远，就到了。”
我们朝前看去，果然就到了。在一处有很高的围墙的院子门前，站着拿枪的兵，围墙上还有铁丝网，跟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一样。我和弟弟都有些怕，就紧紧挨近母亲。我觉得母亲的嘴唇在颤抖着。
父亲来了，父亲的眼睛变得好大好大，父亲的胡子好长好长，父亲的头剃得光滑溜的，父亲高高的身躯有些佝偻。
这是我们的父亲吗？好陌生啊，我和弟弟朝母亲身边靠了靠，母亲颤抖得更厉害了。父亲的大眼睛直瞪瞪地望着我们。
我和弟弟有些怕这个父亲了。母亲本来苍白的脸显得更惨白了，一句话也不说，把我和弟弟朝父亲身边推了推。
父亲用手摸摸弟弟的头，对我说： “小玉，要听你妈的话，照顾好弟弟和娘，你十六岁了，要好好念高中。”
父亲说这几句后，眼泪流出来了。父亲是从来不哭的，父亲今天流眼泪了。我也想哭，但弟弟一点也不想哭。
小黄狗在屋子外头玩，弟弟从父亲身边走开了，出屋去找小黄狗。父亲叫我出去看着弟弟不让他乱跑。
我在屋门口的窗子下蹲着，看弟弟和小黄狗在院子里走，我听见父亲说： “孩子他妈，我要走十年，对不住你。你再苦也要把两个孩子带大，我周二虻一辈子忘不了你呀！你娘儿们要受很多苦的。”
我没听见母亲的声音。父亲又说，“孩子他妈，我这辈子对不住你，要是太难，你就再走一家吧，把两个孩子送到乡下老二家里，求他们抚养！”
突然，我听到“啪”的一声响，就伸头往门里看去。母亲打了父亲一个耳刮子，父亲没有动，眼泪却像水一样地涌流。母亲也抱头抽泣着，她瘦削的肩膀不停地颤抖着。
好久，父亲叹口气说了三个字： “黄晓娟。”
我知道黄晓娟，她是地质队的会计，是个很好的阿姨，平时很整洁很干净的，蛮受人看的。
但黄晓娟怎么了？和父亲有什么相干？
有个人出来把父亲带走了。父亲回过头来望望我们，慢慢地随那个人走进了一个大铁门，铁门哗啦一声关上了。
几天后，黄晓娟和她爱人一起调到
省城去了，我再也没有见到这个黄晓娟阿姨了。
2
当年，我母亲刘翠翠还是个十八岁的新媳妇。我母亲那时长得很标致，皮肤白皙，身材适中，脸面像那三月的梨花，芳香娇嫩又不妖冶。姥爷住的村子叫刘大庄，刘大庄的刘翠翠是个好女子，有多少人上门来求亲。我姥爷在村里开个杂货铺，自己还有几亩地，亦农亦商，家境在乡下算是厚实的。
姥爷要为我母亲择一个门第相当人才出众的丈夫，他没轻易应允那些人家。姥爷内查外调，看准了黄家大湾面铺的黄燕明。姥爷能运筹帷幄，具有较高的组织能力和安排事情的天赋，要是现在，让姥爷领导一个单位或主持一家企业，准能成为一个不错的领导或成功的企业家。
姥爷看准了的事情，一切都有条不紊地按他设计的步骤来，我母亲体面地出嫁到黄家大湾面铺屋里。
迎亲的花轿停在门口，鞭炮放得轰隆隆的，吹鼓手们将嘴巴吹得像只红汽球，唢呐呜里哇啦响得三里外都能听见，而鞭炮的轰响却传到五里外了。母亲后来对我说，那时候的鞭炮才响哩，如今的鞭炮又贵又不响，现在的唢呐吹得像蚊子叫，哪有那时的唢呐响亮！
母亲穿着红袄红裤红缎子绣花鞋，头上顶块很大的红布。母亲在红布下嘤嘤嗡嗡地哭得很上劲，哭成一支美妙的曲子，哭成一首直抒胸襟的诗。
其实她心里，恨不得快点离开这个家，越快嫁到黄家去越好。我姥爷是个专横的乡下人，他既有经营头脑又有一个长者的威严。为了保持小康之家的水平，姥爷用尽了心计，也用鞭子抽他的几个子女和我姥姥，拼命做事劳动，拼命节俭。我姥姥是个没有任何主意的乡下妇女，一切都听姥爷的。我母亲的全家都怕姥爷，他的眼睛一瞪，脸上的横肉抖动，就要叫人遭殃了，母亲在家是战战兢兢地长到十八岁的。姥爷说，棍子底下能成才。事实是我的三个舅舅都不成才，没有造就。土改时，姥爷家是富农，富农的子弟有什么造就，连当灰扑扑的农民都要低人一等。
黄家开面铺，乡下人用麦子在他家换面粉，他家有磨坊，有两头小毛驴，有日夜嗡嗡不停转的大石磨。给他家做儿媳不亏，黄家的家底子厚哩！那个黄燕明着实逗人爱，母亲在不知道自己要做他的媳妇时偶尔看到他，母亲看到他时心里慌跳着，羞得低了头。母亲听姥爷宣布她要做黄燕明的媳妇时，当时表面装着羞涩，背地里却几个夜晚睡不着觉，喜得乐滋滋的。
黄燕明虽说在镇上读中学，但也被我母亲的美貌与温柔俘虏了，竟成天沉浸融化在我母亲的情爱中，他拜倒在这位十八岁正含苞欲放的少女面前。他们夜夜欢娱，不知餍足。今天，作为母亲的女儿我写这些时，脸都红了，心里直在慌跳。
我想把这段跳过去，但想想也无所谓，我都二十多岁了，已进入谈婚论嫁的年龄，样样事情我都见过，我当然清楚男人们都是些什么样的德性。
光阴似箭，母亲的丈夫黄燕明在夜夜贪欢中不知不觉过了旧历年，又过了正月十五。乡下人说，年过月尽了，该干点正经事了吧！母亲的公公对儿子的所作所为似乎有些生气，但这个老头子不像我姥爷，用鞭子发号施令，他只用眼睛暗示法。
于是，我母亲和黄燕明觉得他们是得分开了，黄燕明还有正经事要做，他还有学业啊！母亲的公公花那么多钱叫黄燕明读书，可不是为了黄燕明回来当面铺老板的，他对儿子寄有希望，希望儿子精忠报国，光宗耀祖地干番事业。这些都是母亲从她公公的眼睛里读出来的。母亲开始催黄燕明走了。正月十六那天，和黄燕明一起在镇上读中学的两个同学，到黄家大湾邀黄燕明一道上省城，考个不要钱的学校读读，他们已经把镇上中学的最高年级读完了。他们都要寻找一条出路。乡下的土财主供个中学生已经不简单了，他们比不上城里的有钱人，他们希望有既能读书又不要钱的学校招收他们的子女。
母亲的公公为黄燕明准备了去省城的路费，据说钱不够，还到刘大庄找我姥爷借了五块银洋。这五块银洋一直没有还。我姥爷新中国成立后去世时，对我母亲还叨唠过这件事，说黄家欠他的钱已经这么多年了。可是，那时我母亲的公公已死了，黄家已经没有人了。这钱要还，就只有我母亲，我母亲曾经做过黄家的儿媳妇啊！
我母亲的丈夫和他的两个同学决定正月十八上路，他们选了个带八的日子。黄家面铺就黄燕明这个儿子，另有个闺女已出了嫁，我母亲的婆婆是个个子小脚小胆子也小的女人，成天像只老鼠样生活着。婆婆在家庭没有一点地位，一切都听公公的。那时，婆媳俩一起准备黄燕明出远门的一切：穿的和吃的，带了一包衣服和一包烙饼。
临走的那一天，离别的气氛越来越浓了，我母亲躲在新房里不出来。我母亲像被人摘走了心肝一样，痛苦得不得了，黄燕明就在房里陪着我母亲。
正月十七的那个夜晚，我母亲和她的丈夫早早地歇下了，两人在床上紧紧地抱着。我母亲比平日更温顺柔软，任她的丈夫亲着抚摸着，我母亲嘤嘤嗡嗡地哭起来，哭出了十二分的韵味来，哭得像泪人，使得她的丈夫心都要碎了。他们两人就这样哭着亲着折腾着，就好像要生离死别一样，赶快抓紧最后的一点时间来享受夫妻间的情爱。我母亲有个预感，她觉得这是她与丈夫的最后一个夜晚，她将要失去他。可怕的是母亲的预感却是那么准，果真黄燕明就此一去不返了，整整后半辈子。
那夜，我母亲有种特殊的销魂荡魄的感觉，就是这一夜，我母亲怀上了她的
笫一个孩子。听母亲说那孩子叫妞妞，是我异父同母却没有见过面的姐姐。那夜，我母亲和她的丈夫很累，后来就睡着了，直到我母亲的公公敲他们的房门叫吃早饭，他们才醒来。
起来一看，好一场大雪，满世界一片白，早起的村人在雪地里踩出了一个个的黑窟窿。我母亲当时心里可能一喜，这么大的雪，她的丈夫可能不会走的。
可是黄燕明的两个同学都冒雪来了，黄燕明从父亲的眼睛里也得到了今天就是下刀子也要走的暗示，他决定告别我母亲。
这时我母亲回到房里，她的丈夫也跟了进去，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母亲又哭了。
黄燕明说：“我们等会谁也不要哭，谁哭谁就是小狗。”
母亲点点头。我母亲把她丈夫和两个同学送到村口，我母亲还是哭了。黄燕明说：“说好了不哭的，你当了小狗了！”
我母亲永远记住了这句话，这句话常伴随着她的梦境。
同行的两个同学说：“燕明，你不走算了，你有这漂亮这嫩的媳妇，舍得吗？”说完两人笑了笑。
黄燕明没作声，背好了包袱，扭头就走进了雪地，再也没有回头。他不敢回头，他怕回头后就真的不愿走了。男人好狠心呀！ 1948年的那场大雪好白好厚，有三个黑点子慢慢消逝在白色的雪野里。
那年，我母亲的丈夫二十岁。
3
从我懂事时起，我就发现父亲和母亲的生活过得不协调，缺少一种和谐圆满性。我的母亲总是郁郁的，很少看见她笑。是日子太苦了吧！我们一家四口，就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母亲和我与弟弟的户口都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才由农村户口变成居民户口的。母亲一直没有正式工作，靠做临时工或在家里搞点手工赚点钱补贴日子。家里有部老牌的“飞人牌”缝纫机，母亲总是在这部很旧的机子上做口罩，给一家人做质地很差的布料衣服，或改旧翻新。母亲很会持家，我们的日子虽然穷苦，但我们从没缺吃少穿的。父亲节俭，一套工作服穿好多年，穿旧了，母亲再改给她自己或我穿。
我们家有那么一种冷冷的气氛，有一团阴影，我越长大越感觉到这一点。母亲对我和弟弟尽了一个母亲的责任，但我们从她那里得不到多少温暖和愉快。是什么原因呢？是那块破木头菩萨吧！母亲的心全在那上面，她总跪在那木头菩萨前喃喃着。
幸亏我们有个好父亲，父亲是疼爱我和弟弟的，这点我感受特别深。弟弟可能感觉不到，他像我母亲，也有点冷，可能是他吃的母亲的奶是冷的。我推算出，在弟弟还怀在母亲肚里时，母亲的心就冷
了。
父亲常出车，有时出去几天才回来，那时我就特别想父亲。父亲回来了，虽说我都十来岁了，我总要扑到父亲怀里，让父亲用他的胡茬子扎我，我还爬到父亲的膝上坐着。这时弟弟就站在一边，望着我们，脸上没什么表情。我只好嘟着嘴回到厨房里。父亲趴在地下，让弟弟骑在身上，父亲就满地爬呀笑呀，可弟弟却不笑。我怀疑弟弟有痴呆症。但是弟弟长大后不痴不呆，初中毕业了还考上了中专。
父亲在地上做马，口里还叫：“小舵，快点赶马呀，你赶我打我，我就跑得快些。”
弟弟就伸出他的小手，无情地在父亲的屁股上、头上，打得啪啪响，口里就喊：“快跑快跑，你这个不中用的老马。”
弟弟打父亲，打得我的心都痛了，而弟弟和母亲都无动于衷。我真想让母亲制止一下弟弟的顽劣，母亲在忙忙碌碌地干她的事，一声不响。
父亲在弟弟的驱赶下，跑得更快了，他一边跑一边笑着：“小舵你骑好咧，小心我把你掀翻在地，摔你的屁墩子。”
父亲和弟弟玩过了，我看见父亲一头一脸的汗，弟弟却没事一样，又在一边待着。
吃过饭，父亲就检查我的作业，夸奖我得了三个一百分。作业检查完了，父亲就拉我坐在他身边，叫母亲递把梳子过来，父亲为我梳两只小辫子。父亲那样笨拙，把我的头发扯痛了。
父亲说：“小玉呀，不小了哇，干什么不把头梳好，像个疯丫头样，嗯？”
我都流泪了，为我梳头的为什么不是母亲？父亲你出车一天了，你累了。
父亲见我流出了泪，忙说：“好，我轻轻地轻轻地，扯痛了你吧！就梳好了。”
今天回想起父亲的络腮胡子，父亲为我梳头时的那慈祥的样子，我又要流泪了。父亲再不可能为他的二十多岁的女儿梳头了，父亲已经老了。父亲，在远方服刑，每年都寄两次明信片回来，说明他还活着。
在那个春夜，我觉得我成熟了。我同情父亲，我却不理解母亲，甚至有点恨母亲。我是在了解了母亲的经历后，才不恨她了。但我仍然深深地为父亲叹息，父亲是很可怜的。
父亲出车一个多星期后回来。父亲是运什么东西到一个城市，回来后给我和弟弟带了不少好吃的东西，父亲还给了我一个日记本，作为对我学习好的奖励。我是用父亲送给我的这个日记本开始写下我生平的第一篇日记的。父亲给母亲买了件铁灰色的涤卡春装，那时人们能有这么件据说能穿好多年都不破的涤卡衣服，是生活水平高的标志。
我看见母亲接过衣服时，嘴角抽动了一下，我以为母亲要笑的。哪晓得母亲
扯扯嘴角没笑出来，只用眼睛默默地望了父亲一眼，脸又恢复了她的木然。
晚饭后父亲和弟弟玩了阵子，又给我梳了头，检查了我的作业，一家人就都睡觉了。
父亲母亲睡在上房，我和弟弟睡在下房。弟弟早早进入了梦乡，鼻息声轻轻的，很有节奏。也许是得了父亲一个日记本的奖励，我竟激动得好久没有睡着。就在我刚要蒙眬入睡时，上房传来的声音又使我惊醒了。
我听见父亲母亲睡的大木床响了一下，接着有窸窸窣窣的声响。父亲说：“来吧！”声音柔柔。母亲说：“算了，人累死了，我不想。”声音冷冷的。
父亲说：“来吧，我求你了！老这样的，我受不了，两个月了。”父亲的声音好可怜。
“算了，我真的一点心思都没有。老周，忍忍吧，莫折磨我了。”好久没听见父亲的声音，我的心慌跳着，无意间，我发现了大人们的秘密。那时，我上小学六年级了，对男女间的事情了解得不深不透隐隐约约似是而非的。父母亲晚间的事情，我这还是第一次耳闻。
母亲又说话了：“老周，原谅我吧，对不住你了！你是个好人，可是我不能啊！每有一回，我就恶心，就痛苦，就一连好多天像掉了魂样，心里像有把刀子在戳着。老周，你就算了吧！”
只听父亲长叹了一口气。一会儿，我竟听见父亲嗡嗡地抽泣起来，哭得好伤心啦我的父亲，可是母亲却一声也没吭。
我很吃惊也很迷惑，我想啊想啊，我觉得母亲对父亲不好，父亲母亲那时都只四十才出头啊！我估计，从那时开始，我的父亲母亲就没有过夫妻生活了。他们这是为什么？第二天一早，我起床后，发现父亲已经走了，他又出车去了。母亲正忙着给我们做早饭。我看看母亲的脸，还是那样板板的冷冷的，好白。母亲看上去其实不老，母亲那时还是很端正的，年轻时的风韵还留在她的脸上身上。
父亲还是那样出车，回来后给我们带点东西，花钱不多。父亲还是给弟弟当马骑，还给我梳辫子检查作业。
母亲穿着父亲给她买的涤卡春装，很合身。
父亲有时带我和弟弟坐在他的驾驶室里，父亲驾驶着他的卡车在春天的原野上奔驰。父亲笑，我笑，连弟弟也难得地笑了，我们玩得很高兴。
但我们的家还是有股子冷气，不温暖。
那夜之后，我就很留意上房里父亲母亲的活动。他们偶尔对几句话，说说家务安排方面的事，没什么异常的响动和话语。
只是有一个晚上，我听见母亲翻了个身，叹口气对父亲说：“老周，太难为你了。在外面有合适的，你就……”母亲顿了顿又说，“我绝不管，你莫苦了自
己。”
父亲不作声，叹了口长气，简直叹得惊天动地。
4
我母亲和她的丈夫新婚燕尔，恩恩爱爱，如胶似漆，突然的别离，使我母亲难以忍受。从雪地里回来后，我母亲就有些发烧了，一阵晕眩，她病倒了。我母亲的婆婆小心侍候，端茶递水，照顾周全。我母亲的公公也很关心，请医生号脉买药。医生说无碍大事，只是中了风寒罢了，待几天养息，即可痊愈。
母亲独坐空房，特别是在夜间更难熬。想起她丈夫的百般恩爱，情深意长，越想越思，恨不能长翅膀飞到黄燕明的身边。窗外的夜是寒冷的，雪还未化。黄燕明，这时你在哪里呢？你在做什么呢？你是否也在想乡下的新婚妻子，咬着被角，哭了一场又一场，她想她的丈夫想得好苦哇！
服了药，我的母亲就好了些，慢慢就起床走出房门。我的母亲瘦小，皮肤显得更白眼睛显得更大，就更使人疼爱了。我母亲的公公见媳妇这副模样，在饭桌上第一次没有用眼睛暗示而是充满着慈爱对我母亲说：“孩子，你还年轻得很啦，要看远些。把燕明留在身边有什么出息咧？还是让他出去闯，男人家闹出些名堂来才不枉活一场，是不是？”
我母亲点点头。我母亲的婆婆也跟着点点头，她也很想她的这个独生子，只是她不敢表示出来。
道理我母亲明白，她是个明事理的人。我母亲病好后，就到磨坊协助婆婆做磨麦呀筛面剔麸呀等活计，她的公公负责用面和人家换麦子赶毛驴拉磨等一应事宜。这家人的日子就像小毛驴拉磨一般，在磨道上一步一步地走着，平静极了。我母亲的公公的理想超过了磨道，寄托在儿子身上。儿子能否成气候，当父亲的拿得并不太准，但他还是督促儿子去闯。这在乡间是不简单的。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我母亲的公公是个开明富农，虽说还是经常挨斗，但比我姥爷挨的斗少多了。
我母亲白天里参加磨坊劳动，晚间歇下来，看到房里还没暗淡的红纸剪成的“囍”字，看到床上空余的一个枕头，在那漫长的春夜，像我母亲那样含苞正放的新媳妇，我是可以想象她那辗转反侧、彻夜难眠的情形的。我母亲盼望她的丈夫来信，盼望关于她丈夫的一切信息。
可是，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什么信息都没有。公公婆婆着急了，黄燕明的两个同学的家里人也来打听消息，他们也着急了。我母亲急得更厉害，当时，她已怀上了我异父同母的姐姐妞妞，妊娠反应比较厉害。
念丈夫怀孩子，我母亲茶饭不思，默默流泪。
一向有主见的我母亲的公公也有些稳不住神了，他一面说些话安慰我母亲，一面四处打听些消息，仍然没有什么结
果。
黄燕明离家三个月后的一天，那天早上我母亲早早地起来，她感到精神比往日好多了。思念虽说还是思念，但比开始那阵要平缓些了，只能在心里慢慢地念了。妞妞在肚子里已有拳头大了，三个月，胎位已经正常，我母亲在公公婆婆的照料下，身体也好起来。
那时，中午饭刚吃完。我母亲和她的公公婆婆都是吃的黑面疙瘩。他们家有黑面疙瘩吃就已经不简单了，因为他们家有座磨坊。生意很清淡，新麦没有登场，旧麦又吃完了，穷些的人家正闹粮荒。午饭吃了，勤快点的人都到田地里转转，看那麦子还要多少天才能收割，看那刚播下去的早谷秧返青了没有。没多少田地又有点懒散的人就乘此机会睡上一觉。面铺没什么事，我母亲又有身孕，因此她睡着了，睡得很香很甜，是黄燕明离家之后睡的第一个香甜觉。
当婆婆小心地推醒我母亲时，我母亲有些懒洋洋地爬起身来，很不情愿。我母亲的婆婆小心翼翼地说：“有客人来了，你爹到磨坊去了，你起来看看吧！”
我母亲拢拢头发，扯了扯衣襟，因刚睡了觉，就满面红光有些娇羞慵慵的模样走出房门。
我母亲看到堂屋里坐着个男人，戴顶旧毡帽，穿件粗蓝布做的长袍子，腰里用布带子系着。来人三四十岁的样子，正低头喝着我母亲的婆婆倒给他的茶，似乎走了好远的路。这不是驾船的黄老大吗？我母亲认识这个人，是她公公一个族里的，长年在外帮人家驾船。我母亲出嫁来黄家时，这人来喝过喜酒的。
黄老大见我母亲出了房门，忙搁下茶碗站起身：“新婶子，燕明叔在南京让我带信回来，这是特地给您送来啦！”
听说黄燕明有信来，我母亲的脸上一阵红晕，心里喜滋滋的。她忙说：“大哥，稀客稀客，快坐快坐！”
黄老大在家族里比黄燕明小一辈，称我母亲为“新婶”，也是规矩，因为是新结婚的。黄老大没顾得上坐，从腰里掏出两封信来，一封是写给我母亲的，一封是写给我母亲的公公的。我母亲接过信封上写着“刘翠翠收”的信，酸甜苦辣，千种思念万般恩爱一齐涌上心来，她简直想要哭一场，是快活的哭还是委屈的哭，她说不清楚。这时我母亲的婆婆已经把公公从磨坊里叫回来了。
黄老大说，他们的船队这回给南京运麻，从汉口开的头，走了好多日子才到南京。黄老大他们的船在南京卸了货后，等着再装一批货回汉口，船在码头上泊着。黄老大几个人没有事，有天晚上到码头附近的一家小酒馆喝大碗酒，没想到在小酒馆里就碰上了几个穿军服的学生兵喝酒，这是个星期六的晚上。
“当时我们也不怎么在意，我们驾船的，他们当兵的，各喝各的酒，我们喝酒说话，没想到来了个学生兵问我们是哪里人，我说了，那人就朝那桌上喊，黄燕明，这是你湾的人呐，快来。那边就答，
真的吗？立时就来了个高高大大的军人，我一看，天哪，这不是燕明叔吗，怎么在这里呢？两个多月前，我喝了他的结婚喜酒才走的嘛！可不，就是他，我燕明叔，长胖了，穿了军装，好威风哟！”黄老大歇口气，喝口水，说得我母亲和她的公公婆婆呆呆的，只催问黄老大，黄燕明怎么当兵了？
“不是当兵，他们那叫航校，是军校呢，读书不要钱的学校。听燕明叔说呀，他们毕业后是开飞机的。”黄老大急急地说着。
那天，我母亲的公公很高兴，有了儿子的消息了，而且儿子上了军校，准是有出息的地方，但是他们不知道战争当时正激烈着咧。
我母亲的公公给了黄老大一斗麦子作为酬谢，并嘱咐他，走的时候告诉一声，他要给黄燕明带信去的。黄老大说，那好，他们的船下汉口时，他一定告诉，从汉口到南京的船好多。我母亲当时心里也决定要写封信给她的丈夫带去。我母亲跟我姥爷学得一些字，至今她还能认千把字呢。
我的母亲和她公公写给黄燕明的信后来就一直没有带去，因为黄老大他们的船没有下汉口，后来就解放了。
再后来，跟黄燕明一起出去的两个同学中的一个回到乡下来，他对我母亲和我母亲的公公说：“黄燕明开着飞机到台湾去了。”
那天晚上，我母亲一个人在房里把黄燕明的信读呀读，读得彻夜难眠，特别是信的开头写的“翠翠爱妻”四字，已经融入了我母亲的血液中。那夜，我母亲一定是把黄燕明的信放在她饱满的哺育了我的生命的胸前而入睡的，她一定做了梦，是个好梦。
5
在我记事之前我父亲和我母亲之间发生的事情，是我的大舅妈告诉我的。我姥爷和姥姥死了后，三个舅舅分家立业，各分得顶富农子弟的帽子戴着胆战心惊地过日子，直到前几年政策揭了他们的帽子，他们才松了口气，可他们也都快老了。父亲出事了后，我回过一趟老家，实际上是我母亲的老家刘大庄。我住在大舅妈家。大舅的背已经驼了，不爱作声，是他几十年养成的习惯。大舅妈拉着我的手，鼻涕眼泪一起流，直哭我母亲的命苦。那夜，大舅妈唠唠叨叨给我说了大半夜，直到她家的那只芦花公鸡叫出响亮的声音，她才让我上床睡觉。
那阵子，传说我母亲老家那一带有煤，好多好多的煤。反正那时候大跃进，你说地下埋的到处是金子也不犯法。我父亲就是在那时候随着地质队来到刘大庄的。
地质队整天测量呀，钻探呀，插许多的小红三角旗呀，吸引了不少的乡下人看稀奇。我母亲那时已经回到刘大庄住下
来了，她带着我那个同母异父的姐姐妞妞一块过日子。
我母亲她们一群妇女正在田里薅秧草，忽然看到村里来了七八个人，还有汽车，就一窝蜂地从田里爬起来跑拢去看。我母亲和我大舅妈一起，那时她是个俊俏的小媳妇，显得特别的水灵。
我父亲周二虻正是个毛头小伙子，驾驶着解放牌卡车，神气得不得了。地质队男的多女的少，经常在野外工作，这次能在一个村里驻扎下来算是好条件了。我父亲看到来了一群妇女，高兴得直揿汽车的喇叭。他一边揿喇叭，一边朝妇女堆里瞅，他一眼就瞅到了我的母亲，我母亲当时在那群妇女中显然是最端正的一个。我父亲看到我母亲后，把已停的喇叭声陡地又揿响了，吓得我母亲一跳。我母亲朝他望了一眼，他就朝她咧嘴一笑，笑得我母亲红着脸低下了头。当时我大舅妈站在她身旁看得清清楚楚。
地质队在刘大庄住了三年，三年后，连个鬼毛都没捞着就撤走了。只有周二虻除外，他有收获，他终于带走了我的母亲，从而就使我和弟弟小舵有出生在世的机会了。
我父亲得到我母亲那是非常艰难的，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我母亲带着妞妞从黄家大湾回到刘大庄是土改工作队的主意。姥姥是一九五四年发大水淹死的。妞妞已经九岁了，在村里念小学二年级。姥爷把本来已经很窄的茅草棚腾出了半间让我母亲带妞妞住，让她们单独开了个小门，算是另一家。姥爷跟三个舅舅是一家，三个舅舅只有大舅娶了媳妇，另两个舅舅是过了许多年后才娶的媳妇。
我母亲帮着大舅妈洗一家人的衣服。刘大庄紧挨着金水河，这金水河是长江的支流，不是天安门前的那个金水河。我母亲每天早晨都提一桶衣服到金水河边去洗。
地质队借用了刘大庄的一幢空房子住下来，空房子坐落在金水河边。
那天早晨，我母亲用左手臂挎着一大桶衣服，右手握着木棒槌，经过地质队的门前到河边洗衣服。那天天气很好，早晨的空气里充满着一股茉莉花的幽香，村里人在菜园里种了一些茉莉花。人们精神很好，人们都很高兴，那时吃饭不要钱，做事人多热闹，共产主义也不远了。我母亲挎着木桶，走路扭动着腰肢和臀部，扭出无尽的轻灵和少妇的风韵。当时，周二虻正趴在他的解放牌卡车下检修，从车底下看见了我母亲，忙钻了出来，不小心蹭了一脸的黑油泥。
我母亲正走着路，口里还哼着歌，突然见汽车底下钻出这么个人来，先是吓了一跳，继而又哈哈笑起来。周二虻也跟着笑起来，两人就说上了话。“洗衣服去呀？”
“洗衣服去！”就这么简单。周二虻再想说下句时，我母亲已经下了河坡，只看得见她的背影了。
周二虻这时也就无心检修他的车了，怏怏地钻进住房中，拿了肥皂毛巾漱口的牙刷杯子也下河坡，在我母亲旁边的一个水埠石旁蹲下。周二虻一边用肥皂洗手，一边盯着我母亲看，看得我母亲不敢抬头，心里好恼火。河边这光景幸亏没有旁人。周二虻说：“你叫刘翠翠是吧！你一个人带着九岁的妞妞住在你爹家里是不是呀？”
我母亲只好点点头，心想这人好讨厌，才来两天就把我的情况弄清楚了，你弄清楚我的情况又有什么用呢？
“我叫周二虻，今年二十六岁，共青团员，从部队当兵回来，在地质队里开车，还没成家。”周二虻不知怎么回事，在这个早上，在这条静静的小河边，忽然抑制不住自己，向一个刚认识的乡村少妇滔滔不绝地介绍自己的情况来。他平时是挺老实的人，多少年来，他也一直不轻浮。但那天在绿绿的小河边，他显得有些轻浮和不可理解了。
我母亲当时就虎下脸：“姓周的，谁要听你这些啦？我不认识你！谁管你成家不成家啦？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
我母亲气冲冲地说完，扬起手中的木棒槌，把衣服放在石板上，捶得啪啪啪地直响，捶得水花四溅。
周二虻被我母亲的几句话呛得直翻眼珠，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呆呆地停止了手里的搓洗，肥皂泡涂了双手，不知怎么办才好。
我母亲捶了一阵衣服，看周二虻窘得那样，心里又有些不忍，她是个宽厚人。她顿了顿说：“大兄弟，你出门在外，不可太轻贱了自己呀！我是个有孩子的人，我男人在外面。我比你大，可以当你的姐姐。你快洗手洗脸回去吧！今后再莫给我说这些话了。”
周二虻像获得大赦一般，赶紧洗漱完后，低着头匆匆地逃了。
我母亲见他那样子，心里在暗笑。她忽然觉得这个黑黑的小伙子有些可爱了。
周二虻这个人倔，早上受了顿抢白，却对我母亲不死心。
当天晚间，周二虻竟然打扮得整整齐齐的，提着一包点心糖果，敲响了我母亲与妞妞住的茅棚柴门。我母亲打开门，一见是他，心里吃了一惊，问：“你来有什么事？”
周二虻嗫嚅着半天没说出话来，憋了半天才红着脸说：“大姐……姐，我来看看你和妞妞！我给妞妞买点糖果点心，你收下吧！”
我母亲见他那难受的样子，只好放他进了小屋子。那半间小屋太小了，放了张木床后，就没多少空隙了。一张小木桌子，妞妞正趴在桌上就着油灯写作业。妞妞见我母亲的眼色后，就乖乖地喊了周二虻一声叔叔。
小屋被收拾得整整齐齐，周二虻听见妞妞喊他，竟兴奋得不得了，就和妞妞一起玩起来，检查起妞妞的作业。周二虻
在小屋里慢慢变得自然起来，和在灯下给妞妞纳鞋底的我母亲聊起天来，他看起来很高兴。
这时，上半间屋里传来了两下老人的咳嗽声，我母亲在灯下一怔，纳鞋底的针一下扎了手指肚，有血珠沁出来。周二虻见了，忙用手去捂她的手指，我母亲的手在周二虻的大手中放了一会儿，缓缓抽出来。我母亲说：“我爹在上房咳嗽了！”
周二虻极不情愿地站起身，告辞后走出柴门。我母亲没有送他出门，她呆呆地看着他的背影，好宽的背啊！我母亲呆呆的，她已经有十年没被男人抚摸过了。
我母亲关上门，看到木床上熟睡的妞妞，眼泪突然像断了线的珠子滴下来。
上屋姥爷这时送话过来，声音苍老而威严：“翠翠，你不可松心呢，你男人还在国军那边咧，你要守妇道人的规矩啊！”
我母亲一下趴在床上哭起来，边哭边答：“爹，我晓得的！”
那时，阶级斗争还没能天天讲月月讲。那时，我姥爷对他的子女还很威严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讲起了阶级斗争，像我姥爷这样的富农分子，是被斗得连狗都不如的，还能有什么威严可讲，幸亏我姥爷死得及时。
这夜，我母亲做了个梦。这夜，周二虻也做了个梦，至于他们梦见了什么，大舅妈没有说，我也就无从写起了。但我想，我母亲的梦一定是苦涩的。
听我大舅妈说，周二虻从此就经常到我母亲住的小屋里来了。我母亲既想他来又怕他来。他来了后，叫我母亲大姐，逗妞妞玩，妞妞很喜欢周叔叔。妞妞睡了后，周二虻就陪我母亲坐着，看我母亲做针线。
渐渐的，村里有人说闲话了，地质队也有人笑周二虻了。
我母亲对周二虻说：“二虻子，你还是找个姑娘结婚吧！村里人说闲话，我无所谓，身正不怕影子歪，我怕坏了你的名声啊！”
周二虻说：“我不要结婚，我就这样，大姐，你不要赶我走吧，就当我是你的三个兄弟中又添了个兄弟吧！”周二虻说得我母亲直流眼泪。周二虻来得少些了。不来的时候，周二虻就会拿支竹笛，对着小河吹。周二虻不论吹什么调子，都吹得哀怨凄清，使人听了，总不得开怀。笛音缕缕传到我母亲的半间小屋里，那就格外的惹人不安了。
村里人说，这个开车的哟，要把一颗心吹出来的，看不出他黑黑的一脸络腮胡子，还是个情种呢！可惜可惜！
6
自从黄老大为我母亲带回一封信后，我母亲再也没有收到她丈夫黄燕明的只言片语了。
我母亲一直保存着她丈夫写给她唯
一的信，那是一封牛皮纸信封，黄色道林纸红竖格的信纸，信封信纸上都是写的毛笔小楷字。我见过那宝贝，我母亲一直将它藏在箱子底层。有一次，我翻衣服翻出来了，我叹服黄燕明的毛笔字写得真漂亮。我曾抽出信纸，只读了“翠翠爱妻”四个字后，就脸红心跳地把信纸插回信封。我这个做女儿的，似乎不应该看母亲的情书，但那四个字给我印象很深。
那四个字是深深地烙在我母亲的心上了。父亲的悲剧，母亲的悲剧，很难说与这四个字没有关系。
黄燕明没有回来，国民党败退了，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
我同母异父的姐姐妞妞就是新中国成立那年生的。土改前，我母亲带着妞妞跟公公婆婆住一起，一家人的生活还可以，我母亲的公公继续照管着面铺。家里添了人口，我母亲的公公喜欢得不得了，想给儿子带信去，却无处可带。于是老两口把内外的活路全包了，让媳妇一心一意地带好小孙女。
有了妞妞，有了个每夜能摸着衔着我母亲乳房的孩子，我母亲虽说还是想着黄燕明，但却比过去要好多了，毕竟有个孩子陪着啊！
这样的安心日子过了两年，黄家大湾和刘大庄就开始闹土改了。工作队进了村，发动群众斗地主分田地，富农的田地也分，富农分子也要挨斗。我姥爷家和我母亲的公公一起被定为富农分子，一起被挨斗。我母亲抱着妞妞坐在台下，看着我姥爷姥姥和她公公婆婆站在台上，低着头，和一群地主富农们被那些贫雇农指点着额头，破口大骂着，唾沫四溅，骂得兴起，还要抽几个耳刮子，推搡几掌。我母亲吓得直抖，生怕自己也要被拉上台去，丢人现眼。妞妞已两岁多了，在我母亲怀里，也吓得直哭。
我姥爷因为嘴巴犟，被多斗了几次。他老斗不服，说他没剥削人。我母亲的公公就聪明多了，每次斗他，他都站得规规矩矩，头低得下腰弯得下，很老实的样子，并且主动把铺子和毛驴交了出来。第二次斗争会时，就不让他挨斗了。工作队说他开明老实，表现好。
那天，一个穿解放服梳短头发的女工作队员到家里来，找到我母亲谈话。
那个女工作队员说：“你是国民党去台人员家属吧，你要和你丈夫黄燕明划清界限哩，黄燕明有什么武器有什么变天账书信的，你要交出来，不许隐瞒啊！”
我母亲当时抱着妞妞低头听着，口里连连答道：“是！是！”
我母亲当时很怕，她本想把黄燕明给她的那封信交出来，但犹豫了半天，还是咬着牙关没交，她觉得那是她的某种盼望和信物。
女工作队员走了，我母亲虚惊了一场。
过两天，那个女工作队员又来了。一来，她又找我母亲谈话。一谈话，又是那几句：“你是国民党去台人员家属，你要和你丈夫黄燕明划清界限哩，黄燕明有
什么武器有什么变天账书信的，你要交出来，不许隐瞒的啊！”
女工作队员一来，我母亲就抱着妞妞低着头听，口里说：“是！是！”
女工作队员隔两天来一次，说着重复的话，我母亲也做重复的姿势，回答重复的话：“是！”
我母亲想，工作队就是这样干工作的啊，她不怕女工作队员了，她现在更不会交代黄燕明给她写一封信的事了。
奇怪的是，那个女工作队员好像就没有其他的工作一般，她后来就天天到我母亲家来，说着同样的话，使得我母亲真服了她的工作态度和方法。我母亲有些怕她了，但又不敢躲起不见她。
我母亲的公公也感到事情似乎不妙，但他也不明白女工作队员要达到什么目的。
女工作队员那次去找我母亲谈话，第一次变了谈话的内容，她说：“刘翠翠，你是刘大庄的人吧？”我母亲点点头。“那你就回到刘大庄去呀！你难道愿意永远当去台人员的家属吗？难道你还盼望黄燕明打回来吗？你在这黄家大湾又没个男人，不是守活寡吗？你还年轻咧！”女工作队员连着问了几个问题，问得我母亲没准备，不知怎么回答才好。
刚好那天我母亲的公公在家，女工作队员见我母亲不作声，就叫我母亲公公的名字，说：“是不是这样呀？咹？你们不能把刘翠翠坑了呢，你是不是盼望你儿子回来，咹？”
我母亲的公公吓得连连点头：“是这样，是这样，我不盼望我儿子回来，他回不来的。”
“那你就要放刘翠翠走啊，还有那么多男人娶不上媳妇，你们家不能空着媳妇呀！”女工作队员说。
我今天写这两句话时，简直有点不相信。但我母亲说，那个女工作队员确实是这么说的。女工作队员后来当了公社妇联主任后，在妇女大会上，说了许多叫人听了脸红的丑话，但她一点都不觉得难为情，她是很直爽的，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女工作队员走后，我母亲的公公呆呆地怔着，半天不作声。好久，才叹了口气，又去忙活路。
两天后，在饭桌上，我母亲的公公婆婆和我母亲以及妞妞，一起围着饭桌吃饭。妞妞快三岁了，已经能自己用小碗扒饭吃。吃过一碗饭，大家都不作声。我母亲的公公放下碗，清了清喉咙说：“燕明家的，看来我们不能久留你了，工作队天天来人做工作，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天下，我们还是按着人家的规矩办。你带着妞妞走吧，回刘大庄去，你是不能在黄家大湾再久待了。记住，孩子，妞妞是燕明留下的一点骨血，你要好好待黄家的这点骨血啊！我和你婆婆都老了，不中用了，活几年算几年吧。”
老人缓缓说着，已经泪流满面了，婆婆在一边哭出声来。不懂事的妞妞见爷
爷奶奶哭，也吓得哭起来。
当时我母亲也哭起来了。我母亲说：“不，我不走我不走！”
我母亲的公公说：“你不走是不行的了。你不走，别人天天来做工作，工作做不通，他们还会把我们牵出去斗争的，会说我的思想反动，等着台湾的国民党回来。孩子，你要是不忘燕明，就先到刘大庄住下来再说，在刘大庄你一样的等他。你今年二十二岁，还年轻，你再等他十年，十年他不回来，你就不要等了。”
我母亲的公公说完，一家人再也没心思吃饭了，哭成了一堆。
果然，第二天那个女工作队员又来了，还没等她开口，我母亲和我母亲的公公都说走。
于是，我母亲带着妞妞回到了刘大庄，我姥爷给了我母亲和妞妞半间茅草屋子，算是安下了家。
可怜我母亲的公公婆婆两个孤苦伶仃的老人，自己做自己吃。
两个老人以泪洗面，长吁短叹，苦捱日月。
我母亲常悄悄到黄家大湾看望公公婆婆，去时都要把妞妞带上。婆婆见了妞妞，抱得紧紧的流泪。公公婆婆是一天天地见老了，公公一世精明，到老来孤苦伶仃，精神上彻底垮了。婆婆一生胆小，只会埋头做活路，到老来眼睛不清楚了，夜里哭儿子想儿子，后来就双目失明了。
我母亲最后一次去黄家大湾，是别人带了信来，说是黄家的公公婆婆叫我母亲带妞妞回去一次。当时我母亲正在合作社的麦田里锄草。我母亲得了信，带着妞妞急匆匆地赶到黄家大湾。
我母亲看到黄家的房子已破落得不成样子，两个老人无力修缮，她也没这个能力啊！
我母亲突然恨起黄燕明来了，这个没良心的人啊，一走了事，丢下老的老小的小，我这个妇道人家怎么能撑持这个家呢？
我母亲带着妞妞进了房，见公公拄着拐棍，坐在木掎上直喘气，婆婆已经病倒了，躺在里屋的床上。婆婆想我母亲和妞妞了。
我母亲看望了婆婆，就动手清理屋子，房子里很乱，灰尘落满了柜子和桌面。清理完屋子后，就烧火做饭，一家人又在一起吃了顿午饭。
下午，我母亲带着妞妞要回刘大庄了。
我母亲的公公突然说：“燕明家的，这几年难为你了。只怪我呀，当年不该叫燕明出去的，如今害得我们一家子不能团圆。我后悔呀孩子，只怪我只怪我！”
老人说得涕泪横流：“孩子，你年轻，再等几年吧，到你三十二岁时，燕明不回来，你再嫁人，总不能害你一辈子的！”
我母亲的婆婆从床上起来，颤巍巍地伸出手来，拉着我母亲的手臂，然后把我母亲浑身上下细细地摸了一遍。摸完我
母亲，老人又把妞妞细细地摸了一遍，两颗浑浊的泪珠从老人那已经瞎了的双眼里滚了出来。
我母亲带着妞妞，哭着离开了黄家。
第二天一早，人们发现我母亲的公公婆婆吊死在一根绳子上。
黄家的屋子充了公。我母亲带着妞妞去看了两个老人最后一眼，不敢哭。干部们说，这两个富农伪装改造得好，其实反动得很，他们上吊，是自绝于社会自绝于人民。
村里人用两张芦席卷了两个上吊者，草草地埋了。不久，那两堆小小的黄土坟堆上长满了青草，秋天，风吹过时，发出窣窣的声响。
7
我父亲周二虻年轻时竟然还有个吹笛子的爱好，这倒是我没见到过的，我们家里并没有笛子及任何乐器，我以为我的父亲就只会开车和喝酒。
大舅妈的话不可不信，大舅妈说那个周二虻吹笛子呀，悠扬婉转，像一缕缕的丝线，从笛子里飘出来，在夜空里飞呀飞呀，飞到人的心里，慢慢地缠着，缠得人心里难受，缠得人心里满是同情，恨不得跑过去安慰他、劝解他。
我母亲被周二虻的笛音打动了，总觉得不安，似乎欠他一点什么。但我母亲想到黄燕明，想到她公公婆婆临死的前一天对她说的话，就不敢再心猿意马。我母亲要等，等十年！周二虻还是经常到我母亲的半间小茅屋里去，还是在不去时站在河边吹夜笛。渐渐地，人们都习惯了，习惯了周二虻吹笛子。人们习惯了后，再听他吹笛子就不难受了。妞妞习惯了这个叔叔，而且还喜欢起这个叔叔来。姥爷习惯了这个小周，小周有时给他送两瓶酒，帮他点小忙。
习惯是习惯，但我母亲什么都没答应周二虻。周二虻也真是有个执拗劲，硬是紧紧咬住我母亲不放松。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去了，一月月地过去了，转眼到了第二年春天。
那是个灾难的春天，秋后的庄稼没收起来，吃饭不要钱、亩产万斤粮、大放钢铁卫星，已是全民大跃进共产主义了。可惜的是，前脚宣布共产主义到了，人们后脚就没粮食吃，先是喝清汤吃瓜菜糠皮，后来就吃起树皮草根来，树皮草根吃完了，就吃观音土。
说起那岁月，大舅妈抹了一把鼻涕眼泪朝地下啪地一甩。那不是人过的日月，那是鬼过的光景。
一边是没有吃的，一边还要大跃进。青壮年都抽去修水库造湖田了，我的三个舅舅和大舅妈都抽到水库上去了，住在水库工地上不许回家。我母亲留在家里照顾姥爷妞妞。
村里的食堂早不冒烟了，那大铁锅早就上了黄锈！留在村里的老幼病残们，
自己找吃的。找得到吃的，就活下来了，找不到吃的，就饿死，饿死在家里两三天都没人管。
驻扎在村里的地质队的伙房还在冒烟，他们的粮食定量还没减少，他们是野外作业，国家指望他们找出矿来呢！
周二虻到我母亲的半间茅屋来时，总要带些食物来，这是他从自己有限的定量中克扣下来的。带来的食物或者是个饭团子或者是只馍馍，我母亲不忍心要。她看见周二虻子瘦多了，下巴一天比一天尖削下去。
周二虻说：“我吃饱了！”说完拍拍故意鼓起来的肚子。
我母亲看到周二虻那样，只好收了。她只把饭团和馍馍掰开，掺进野菜一煮，让姥爷和妞妞吃，自己只吃很少的一点。
地质队休息时，周二虻就扛着锹，到湖滩淤泥里去挖藕。湖滩的淤泥深，藕也埋得深。那时，不知有多少人为了活命到湖滩去挖藕，挖着挖着，就没再回来，被淤泥埋进去了。
周二虻去挖藕，挖的藕背到我母亲的那半间茅屋里去。每逢周二虻扛着锹去挖藕时，我母亲就要反复叮嘱，叫他千万小心。周二虻总是一笑：“没事！”
周二虻走后，我母亲就担心，担心他千万不要出事。周二虻背着藕回来，我母亲就迎上前去，从他背上拿下藕。
那时，黄燕明已经沉到我母亲的心底层去了，而我母亲的意识里就只有周二虻了。但他们一直很纯洁，我母亲仍然没有答应嫁给他。周二虻也不催，还是一如既往，他像我姥爷的一个儿子，比姥爷的三个亲儿子还亲，他像我母亲的一个弟弟，比我母亲的三个弟弟还好。
日子越来越苦了，人们在死亡线上挣扎煎熬着，村里饿死的人多起来了。大舅妈和舅舅他们一群青壮劳力在山里的一个水库工地上，有两个多月没有回家。大舅妈说，他们在水库工地上什么活也干不了，但他们每天还有几两米的定量，他们花了更多的时间在山上挖葛藤剥树皮，到水库工地上去的人一个都没饿死。
在最艰难最困苦的日子里，周二虻是我母亲及姥爷、妞妞的主心骨和生活下去的支撑。那时，我姥爷对这个黑黑的小伙子充满了感激之情，要不是他，姥爷和妞妞以及我母亲三口人能囫囵着活下来吗？周二虻用自己口边节省下的粮食，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一捆捆藕，送给我母亲他们，救了他们的命。
我姥爷的观点似乎改变过来了，他试探过我的母亲，但我母亲没有明确表明态度。周二虻到我母亲的半间茅屋里时，我姥爷再也不在上边半间屋里咳嗽了。有时，姥爷还把妞妞喊到他的屋子里去，让我母亲和周二虻单独留在半间屋里。
每逢这种时候，周二虻就在小方桌边坐着，小方桌上的油灯亮着暗淡的光，我母亲低着头就着灯光补衣服。周二虻呆呆地看着我母亲引针的手，不说话也不动。我母亲偶尔抬起头，朝他看看，他也
就只憨憨地笑笑。
这种时候，我母亲痛苦得要死。无疑，周二虻是个好人，对她和她一家无私地倾注了一腔真情。但她能嫁给他吗？黄燕明留给她的短暂幸福，还有那封信开头的“翠翠爱妻”四个字，公公婆婆临死前的嘱托，这些怎么能丢得开忘得掉呢？她自己也有过诺言的啊！对不起，二虻兄弟，我今生今世不能报答你，来世还托生做女人嫁给你，给你当牛做马来报答吧，现在我还不能嫁给你。我母亲心里的这些话，好多次想鼓起勇气对周二虻说，可就是难以开口，她怕太伤他的心了。
有一次，已经好晚了，周二虻和我母亲还在灯下坐着，我母亲终于鼓起了勇气对他说：
“二虻兄弟，我是嫁过人的女人了，妞妞都这么大了，妞妞爹到台湾生死不明，难说他能不能回来。你还是去找个合适的人吧，世界上好的女人多着呢。”
我母亲说完，眼角沁出几滴晶莹的泪来。
周二虻还是不动，只默默地摇了摇头，缓缓地说：“我等着你！”说完，他就缓缓地站起身，推开柴门，缓缓地走向夜色中去了。
不是突然出现的变故，可能我们的家史就不会这么写，而且可能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
艰难的日子慢慢过去了，情况慢慢地好了些，留在村里的老幼病残的幸存者们，突然得到了些救济粮，每家都能分到些红米，这样红颜色的米老人们还是第一次见到．不知是从哪里运来的。人们用这红米熬粥喝，终于有了进口的食物了。田地里慢慢也有了些收成了，走出饥荒，胜利在望啊！
周二虻为地质队出车，到省城去拖食物和地质队需要用的一些新仪器，他这一走就是五天。
就在周二虻离开村里这五天时间内，村子里来了一场瘟疫，可怕的瘟疫。得病的人昏迷不醒，四肢麻木，不吃不喝，三两天后就蹬腿伸脖子完蛋。
灾难降临到我母亲头上了。先是我姥爷不吃不喝，两天后拉着我母亲的手说：“孩子啊，苦了你呀！黄家是没有指望了，你莫再等了啊，照顾好妞妞，跟着小周走吧，他是个好心肠的人。”
姥爷停顿了一会，又说，“黄家那伢为么事那年要让他走呢，这一走就是十来年呀！唉，走的时候还找我借了五块银洋做路费呢，这钱就没还我们。黄燕明欠我的多啊……”姥爷说完眼一瞪，就这么去了。我母亲痛哭了一场，张罗安排姥爷的后事。然而，一个更大的打击使我母亲倒下了。妞妞也不吃不喝起来，怎么办？怎么办？妞妞是她的命是她的希望是她与黄燕明夫妻一场的遗血，妞妞是黄家最后的一条根啊！我母亲当时只觉得天旋地转，世界已经到了末日，她哭叫着，她挣扎着，她想寻求一根救命的稻草。
没有用。三个舅舅和大舅妈没有回
来，周二虻出车没有回来，村里的老幼都自顾不暇。
我母亲一个妇道人家，她的眼里都哭出了血，她盼望着周二虻快点回来。她甚至失望了，她抱着昏迷的妞妞，娘俩就这样一起去吧！
周二虻出车回来了。周二虻手里提着好多礼物：为妞妞买的花裙子和生日蛋糕，为我母亲买的花衬衣，为姥爷买的两瓶酒。
周二虻推开茅屋门，呆了。周二虻到底是个男子汉，他放下东西，忙将卡车开来，把我母亲和妞妞塞进驾驶室，然后像疯子般地将卡车开得风快，向镇医院奔去。
镇医院救不了妞妞的命。我那只活了十一个年头的姐姐就这么走了，她到阴间去找她的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去了。
三个舅舅和大舅妈他们终于回来了。周二虻带回来像疯子样的我母亲和妞妞的小尸体。
大家一起埋葬了姥爷和妞妞，这一老一小没有死于饥饿，却死于瘟疫。
周二虻一直守护着我母亲，失父失女使我母亲痛不欲生，她不想活了。周二虻守了她三天三夜。
地质队最后没有找到矿，只好撤离了。
我母亲终于跟着周二虻走了。周二虻是我的父亲。我母亲跟周二虻走的时候，离她答应等黄燕明十年的日子还差九个月零三天。
8
有件事，一直是个谜。那就是我大舅妈在我母亲和父亲已经结婚，并且已经怀上了我之后，有一天告诉我母亲的一席话到底是真是假？按说，我老实憨厚的大舅妈是不会无缘无故地说假话的，她也不可能编出那套话来骗我母亲。要知道，就是因为这席话，使得我母亲心冷了，并且信上了菩萨，埋下了若干年后造成我父亲悲剧的引子。但是，这件事如果是真的，那又怎么解释呢？
事情大致是这样的。那天是个大晴天，秋高气爽，万里无云，秋日下的田园平和宁静。土地在一场灾难之后，已经恢复了元气，田里的庄稼很好。人们熬过了苦难，迎来了安居乐业的光景。
那天，女人们躬着腰，腰上系着个大布袋。在绽满雪白花团的棉田里拣棉花，每人胸前的布袋里都塞满了洁白的棉花，像个怀着双胞胎的孕妇。
这时，在黄家大湾生产队棉田的路上，来了个干部模样的中年人，背个挎包，戴顶大草帽，手腕上还戴着块亮晃晃的手表。那人在棉田边停下来，向正在往路边大筐倒布袋里棉花的妇女打听事情。那人问：“这是黄家大湾吗？”妇女答：“是的！你家有啥事？”那人问：“黄燕明的媳妇刘翠翠在不在呀？”
妇女原来就是住在黄燕明家的隔壁，对黄家很熟悉，她愣了愣，还是回答道：“刘翠翠在呀！不过她已经回刘大庄娘家去了，后来又嫁给了地质队开车的司机！”
那人停了会儿，又问：“那黄燕明家还有人吗？”
妇女答：“没有人了！黄家闺女出嫁后得产褥风死了，黄燕明的爹娘也死了好多年了，是上吊死的。”
那人的脸暗了暗，叹了口气，就和妇女告辞，沿着棉田边的路走了。
那妇女回到棉田里，同伴们问： “那男人刚才跟你说啥悄悄话啦？”
那妇女笑骂了一回，就原原本本地把那干都模样的人问的话都学了一遍。临了说：“怕是黄燕明回来了咧，派干部来打探。这不，翠翠嫁了人，老人死了，他就走了！”
黄燕明回来了，派人找家属的话就一下子传开了。我大舅妈听了后，找那妇女仔细问了问，那妇女又如实相告，并保证说没半点假话。
这时，地质队已经迁到另一个地方找矿，我母亲已经随着我父亲到了地质队，帮地质队做点临时工之类的事情。
刘大庄离地质队的新矿区不远。我大舅妈起了个大早，急匆匆地步行四十多里路赶到地质队，找到我母亲。我母亲肚子里正怀着我，而我父亲那天又不在家。
我大舅妈找到我母亲，就急急地把黄家大湾那妇女的话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我母亲听了，当时就脸色煞白，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我母亲扳起指头算了算日期，那妇女碰到干部时，正好是我母亲答应等十年的期限的最后一天。还有什么话说呢，什么话也没说的了。我母亲好懊悔啊！在她心目中，黄燕明已经回到大陆来了，他没有死。说不定那天到棉花田边的那个人就是黄燕明，只是出去了十多年，回来时别人没有认出来罢了，要是她自己，准可以认出来，黄燕明找过她，找过他的父母，父母不在世了，她又改嫁了，所以黄燕明才走了，什么话也没留下来。留下话来又怎么样呢？即使黄燕明近在咫尺，现在她也没脸上前相认啊！我为什么改嫁？我为什么就不能再等这最后的九个月零三天？九年多都等了，就等不了几个月？我这个人算是完了，黄燕明对我多好！他一回来就找我，可我已经是别人家的媳妇了，黄燕明多么痛苦啊！我怎么办呢？周二虻对我也好，周二虻于我是有恩的，我如今已经怀上了周二虻的孩子，再过一个月就要生了。我就是现在离开周二虻去找燕明，燕明也不会要我了，我也没有脸面去啊！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啊？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我母亲的精神开始崩溃了。
那天早上，她到早点铺去为我父亲和我买油条。油条买到了，卖油条的师傅顺手拿了半张旧报纸包了。我母亲托了油条回家，父亲吃完了早点上班，我吃完了早点上幼儿园。小舵那时还没有出生呢！
我母亲收拾饭桌，将那半张旧报纸拿起，准备扔到垃圾堆里去。
突然，她凭着她不高的文化，看到了那则惊心动魄的消息：弃暗投明，回归大陆，黄国明少校驾机起义！
我母亲的眼睛睁大了，顾不得收碗，又将那则消息仔细地读了一遍，虽然有许多的字不认识，但她还是读懂了。黄国明驾着飞机从台湾飞回来了。我母亲看了那朦胧的照片，越看越像，就是他，就是黄燕明！不过是把“燕”字改成了“国”字，可能是到台湾后改的名字吧！我母亲又看了那驾机归来的日期，天哪！正是那个干部模样的人到黄家大湾打听她的消息的前二十天。啊，燕明呀燕明，你历尽千辛万苦地回来了，冒着生命危险回来了！你回来了，你的爹娘和妹妹都死了，你的妻子已经改嫁了！你是怎么样离开那一片棉田的啊？
当时，我母亲捧着那半张满是油渍的旧报纸，只觉得头晕目眩，只觉天旋地转！大舅妈来说的事是千真万确的了，他回来了，报上登了，我母亲想哭一场，但欲哭无泪。她呆呆地坐着，望着那半张报纸，直到我从幼儿园回来扯她的衣角，找她要吃的，她才将半张报纸小心翼翼地折叠起来放好，心灰意冷地开始她的负罪人生，从此她的人生好沉重！我母亲的心是冷了，彻底地冷了。我父亲感到痛苦，但是无可奈何！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下去。父亲还是开他的车，母亲因为生了我之后，就不出外做临时工了。母亲待在家里一边抚养我，一边用缝纫机为某个小工厂轧口罩。父亲的工资不高，但其他补贴之类的比较多，那时物价也不高，加之我母亲做零工和会持家，我们家的日子过得不坏。
我要说，我母亲遇到我父亲这样的人，真是她的福气。可惜我母亲没有享受这种福气的命，她在自己折磨自己。六年之后，我弟弟小舵出生了。母亲对父亲的爱也在慢慢枯竭，在一天天地变冷，最后冷得使人只想打寒战。开始她还在尽一个妻子的责任。终于有一天，她连妻子的责任也难以尽到了。
自从那个春夜，我发现了父母之间的秘密之后，我才理解到，一个女人真难。我母亲不是成心为难我父亲的，她也想尽一个妻子的责任，但那样做，她觉得太痛苦，觉得罪孽太深了。因而她就不那样做，不尽一个妻子的责任，难为了我的父亲，她也痛苦。
我可怜的母亲，她陷在痛苦之中不能自拔，有谁能伸出手来救救她呢？
我母亲就寻找到了一个东西，那就是菩萨。
我可怜的父亲，面对日益冷淡的妻子，他曾经烦躁，曾经痛苦，最后仍然是无法可想。
父亲突然喝起酒来了，有菜喝，无菜也喝。有人陪着喝，无人陪着也喝。在这之前，父亲是不怎么喝酒的。后来父亲喝起酒来，能整瓶整瓶地喝。
母亲对父亲喝酒，似乎是持一种赞
许的态度，每次有客人或同事来陪喝时，母亲总要想法多做几个菜，让他们喝个痛快。
有时母亲不在家时，父亲就不要菜一个人喝起来。每逢这种情况，父亲喝完后就悄悄流泪。父亲的哭，使我很害怕。我就赶快把母亲找回来。母亲回来后，就把父亲扶到床上休息，用脸盆打了热水，为父亲擦脸洗脚，照顾得小心翼翼的。
母亲不责备父亲喝酒。母亲是理解父亲的痛苦，还是让父亲喝酒以补偿某些东西呢？
但是父亲开车时是不喝酒的。父亲不出车时，有时候晚上也不回来，母亲也不出去找，默默地照护我和弟弟小舵早些睡觉。我说：“等父亲回来再睡！”她说：“不用等了，父亲有事情，不回了！”
有几次，我看见父亲在黄晓娟阿姨家里，那时，黄晓娟的丈夫一般是不在家里，出差去了，或者回省城去办事了。
我母亲信起了菩萨。离地质队大院半里路远，有个小村叫龙应村，龙应村村头有座土地庙，土地庙里有个尺把长用木头疙瘩雕刻成的土地菩萨，每逢三六九，我母亲都要洗脸净身，带上香烛黄表纸到土地庙前磕头烧香焚纸钱。我母亲那虔诚的心，可能打动了菩萨，她变得似乎比以前要轻松了些，有时对我们姐弟露些笑脸。现在分析起来，我母亲将心中的沉重做了部分转移，她乞求那个木头疙瘩的菩萨保佑她。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红卫兵破四旧砸菩萨。龙应村的革命者们烧了土地庙，有个愣小子把那个木头疙瘩扔进一口水井里，我母亲的偶像投了水。
她烦躁不安，她闷闷不乐，她像失去了主心骨。初三、初六、初九、十三、十六、十九、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九，我母亲没有菩萨敬了，她人瘦了一整圈。
终于，我母亲求我父亲帮帮她。父亲只好叹口气，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陪母亲扛着一把捞鱼的捞网，找到了那口井。母亲提着马灯，父亲用捞网在土井里捞了半天，先是捞出了堆砖头瓦块，后来终于捞上了那块木头疙瘩菩萨。我母亲双腿跪下，用井水把菩萨擦洗干净，然后虔诚地抱回了家。
母亲住的屋子里，从此有了她虔敬的偶像，那个木头疙瘩菩萨，母亲供奉着它，朝它磕头烧香，求它减免她的罪愆。
母亲跪在菩萨前，那是神圣的。那种时候，无论什么人都不能打扰她，我和父亲连走路都要把脚步放得轻轻的。这些年来，母亲下了多少跪，磕了多少头，烧了多少香烛纸钱，不可估算。母亲的面容从光滑跪到布满了皱纹，她的青丝在香火中变成了白发。
父亲走了，走到好远的地方。弟弟小舵走了，在外地读书去了，他来信对我说过，他已申请分配到边疆，不愿回这个小县来。小屋只剩下我们母女俩了！
我一天天地了解我的母亲。我同情
她，我理解她！我想我的父亲，我也同情他，理解他！对于弟弟小舵，我也似乎能理解的。
9
我母亲的灵魂似乎找到了归属，她的归属是那块木头菩萨，是那虚无缥缈的上天。我们说世界上不存在那个东西，但我母亲说那个东西是实实在在的，统治着她，指挥着她！她已经皈依了那个东西。
然而，我有个预感，迟早我们家会发生些什么！虽然现在什么都没有发生。
那天，天气出奇的热，早晨起来，人的汗就不断流下来。这么热的天，办公室的同事无心办公，我随手翻着报纸。蓦地，《黄国明访问记》赫然出现在我的眼前。
《黄国明访问记》写了些生动事迹，我无心阅读，只在字里行间探索他的身世。
原来，黄国明是河北人，他老家那个村子叫中黄凹。他去台前家里只有父母，没有妻子。现在他的父母都还健在，和他住在一起。他是驾机起义回大陆后才结的婚。
放下报纸，我吁了口气，坐在电风扇前，迎着风，让风把我的衣裙吹得鼓鼓的，像飘起来一般。我就这么坐着，不动也不说话。
办公室本来就没有多少事情做。同事们有的溜到别的办公室混西瓜吃去了，有的干脆来点个卯就转回家忙家务事。剩下的唯一的陈大姐，胖嘟嘟的，竟然趴在办公桌上打起呼噜来。
黄国明不是黄燕明，这是肯定的！我过去怎么没有怀疑过呢？怎么就听母亲的话，就以为那个黄国明就是黄燕明呢！我回去到底是告诉母亲还是不告诉母亲呢？
这是要好好地思考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