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题材小说与乡土小说——重读长篇
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札记／张陵
编者按：
农村题材小说和乡土小说，是两个深度交叉又各行其道的概念，长期以来，理论界并未对此作出明晰的、令人信服的阐释。张陵先生通过对新时期重要作品《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重读和思考，从生成背景、风格演变及创作理念等方面，对农村题材小说和乡土小说作了梳理和评判，目的在于倡扬文学的民族性，开掘文学的原创力。我们认为，在文学过度强调国际化和高度同质化的今天，在农村和乡土正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语境里，这种剖析和提醒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张先生的持论是否妥帖，是否宽展，是否精进，都是见仁见智的事情，本刊期待批评家和作家就这一话题，发表富有价值和创见的讨论。
一、什么样的小说值得重读？
前些时候，有个文学网站举办一项活动，组织读者投票选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四十部长篇小说，让我也进入专家组，帮着开个篇目。我毫不犹豫地把周克芹先生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列入了前十部。投票结果公布后，这部作品总算被选上了，但排名却靠后。读者怎么投票，我不知道。不过，这个排名倒是让我产生了要再读读这部作品的冲动。应该说，这是我再次重读。大概是在二十年前，我还在文艺报工作，为了编一篇关于周克芹研究的理论评论文章，就把《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重读了一遍。
中国作家写乡土、写农村是长项，在现当代文学史上作品数量最多，优秀作品数量也最多。就算是在改革开放时代，社会生活那么丰富复杂，文学题材不断开拓扩展，乡土题材、农村题材的作品比重仍然是最大的。然而，这几十年读下来，具有经典品质，或者说，可以当经典作品来读的小说数量还是不多，算来算去就那么几部。《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可以算是一部。
其实，这部小说的内容和我们今天想象的农村改革并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以“文革”为界，划分出旧时代和新时代的话，那么，《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写的就是旧时代中国四川农村的故事，展现的就是一个还点着油灯的贫穷山村农民们的生活。那个时候，按“阶级斗争”的模式写农村农民生活的小说居多，并以此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精神文化风貌，多数作家都是顺着这个思路走的。然而，到了周克芹这里，突然不走了，还拐了个弯。写老农民许茂家的离了婚的四姑娘许秀云爱上了处于单身状态的大姐夫金东水。这个金东水原来是村党支部书记，因为不按上级规定自作主张因地制宜学大寨，被撤了职。这两个人的情感让许茂老汉觉得很丢脸，却得到了下来指导学大寨的工作组女组长颜少春的支持。这个女组长想的不是搞运动，而是想着怎样多打点粮食，让农民们日子过得宽松一些。这一点，居然和金东水想到一块儿去了。两人成了政治上的同路人。
这样的故事走向，今天看起来不算奇特，甚至会觉得过于平实。但在当时已经足以引起读者的心理惊慌和情绪骚动，同时也足以让读者兴奋和激动。很久以来，没有作家这样写故事，很久以来，读者也没有读到过这样的故事。再来看看小说中的人物。许茂这个思想守旧，顽固不化的老头，平时只顾在家自留地里种菜，还偷偷拿到市场上去卖的老家伙，不仅没有像以往小说那样受批判，还成了小说的正面人物。四姑娘这个美丽善良的农村姑娘，被村支部副书记郑百如抛弃后，爱上的竟然是那个“靠边站”好些年的金东水，谁也拦不住。人物关系的根本性调整变动，一下子出现了多年小说里所没有的人物和性格。人们读着故事，看着这些新的人物性格的展开，终于读出了一些意思来。这
样的故事，更符合农村的真实，这样的人物才是农民真实的形象，这样的小说，才是真实反映生活的小说。其实，读者在喜爱上小说人物的同时，一定已经接收到时代生活正在发生变化的信息。是的，人们会从这个新故事新人物新思想崭露的蛛丝马迹中，感受到旧时代正在过去，新的时代正在向人们走来。尽管这个新时代，还没有真正到来。
应该佩服的是作家周克芹。他有作家的良知，有对农民的深情，更有思想的勇气。在一些时候，作家思想的勇气写作的勇气常常会被放到最重要的位置来评价。这个对农村生活非常熟悉，知道农民最需要什么的作家，也许什么也没想，也许还不知道生活正在酝酿着大变革，就凭着这股勇气，忠实于生活地写下了这个故事，塑造了他心中熟悉的人物形象，居然就唱出了一首旧时代的挽歌。
一部优秀作品的意义与价值，说到底还不完全靠作家，还要靠读者。某种意义上说，后者更重要，更有决定权。好作品说到底是读者读出来的。那个时候， “文革”的阴霾还厚厚地笼罩在人们的心头，整个社会精神还没有复苏。当然，一种对新时代的向往冲动也正在集合凝聚，正推动着思想解放和突破时机的到来。历史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时刻，人们从一部应运而生的小说中捕捉到了新时代的信息，自然是兴奋激动异常，思想就喷薄而出，一发不可收。于是，故事不重要了，人物不重要了，故事的内涵才是读者的兴奋点，人物形象的深意才能激动人心。没有作家的故事和人物，就不会有读者的阅读效应。没有读者的阅读人气，也就没有了意义与价值。二者在这个历史关头高度默契，共振共鸣，发出了新时代的呐喊和心声。当时，这部作品读者之多，社会反响之大，是现在人们很难想象的。记得在改革开放早期，有诗人很狂，对批评不以为然，说他的诗是为几十年以后的读者写的。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也没听到他的诗有什么反响。文学作品价值在当时被低估，作家当时的思想不被理解，原因很复杂，但肯定不是因为作品和作家过于提前来到现实世界。周克芹是为他同时代的读者写作，而读者也给予他应得的文化回报，是读者把《许茂和他的儿女们》读成了文学思想解放的先声，读成了第一届茅盾文学奖作品，读成了当代中国文学的经典。
一边读着，一边想到马克思曾说过但丁的《神曲》是中世纪最后一部作品和新世纪的第一部作品。我以为，套用这个句式，可以说，在农村题材的文学发展进程中，《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可称之为旧时代最后一部小说和新时代第一部小说。
二、农村题材小说不同于乡土小说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是一部典型的农村题材小说。这些年，乡土小说很时兴，我也才慢慢搞清楚乡土小说与农村题
材小说并不一样，都是写农村都是写农民，不一样在什么地方？以往通常不太在意。直到“农村题材”这个概念渐渐被“乡土”这个概念覆盖了，替代了，才觉得应该搞清楚。
一般说来，中国现当代具有进步思想和先进文化意识的小说大概有两个思想资源。一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向西方学习的“德先生”和“赛先生”。通过文化和思想的启蒙，在中国新文学中传导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意识，建立起以批判现实主义为主体倾向的文学思想和创作方法。乡土小说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在突显中国作家“自我”意识和精神的文学表达中形成的。二十世纪初的社会革命，对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文化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带来了中国农村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进步作家既要直面时代发展的现实，又看到了“人性”“人的价值”在时代的冲突中被空前扭曲和伤害，造成了文化道德的灾难，并以悲天悯人的情怀表达了他们批判现实的思考，提炼出关于人道主义的哲理主题。这种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想和理念，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是中国文学特别是小说的主流。
另一个则是在救国救亡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形成的革命文学思想。具体地说，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第一次明确把“工农兵”也就是广大参与战争的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第一次明确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意识，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文学思想基本关系。在这样的文学思想结构里，才开始建立起自己的题材概念，于是，就有了后来新中国文学的“农村题材”“工业题材”“军事题材”之说，并且在实践中与乡土小说形成不同的思想基调和风貌。
这样一来，也许可以注意到乡土小说骨子里是以作家的“自我”为主体，体现作家对社会的“道德批判”精神。而农村题材小说则要求以“人民”为主体，体现人民群众真实的生活状态和生存状态，反映时代的精神，这种反映甚至超越一般的“道德批判”。乡土小说会注意提炼出形而上的哲理，把社会批判和人性追求提高到人类共性的高度。而农村题材小说则更多要求作家反映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在文化上体现民族精神、民族气派、民族风格。
由此推论下去，我们就明白了，乡土小说的问题导向显然指向“人的价值”“人的道德”“人的尊严”；而农村题材小说的问题导向则指向人民的生活，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民生”。今天看来，乡土小说主题内涵更多的是全球“现代性”视野下的问题。农村题材小说主题是参与解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进步问题。不管作家提出的解决方案实际不实际，能不能真正实现，但问题导向是鲜明的。乡土小说一般不具备农村题材小说的那种问题意识，而农村题材的小说通常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当然，做这种区分并没有多少学术含量，只是一种阅读心得而已。
“农村题材”小说主题的“民生”内涵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一脉相承。确立“工农兵”也就是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表明中国文学第一次把人民当作历史的创造者、时代前进的根本动力来认识。这应该说是中国文学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创新。因此，文学就不光是要对“主体”进行同情怜悯或人文关怀，而是要真正写出人民的现实生活，人民的追求与理想，人民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的伟大精神。文学要得到“主体”精神的观照，才会具有先进思想的品质。大概是“民生”伴着文学坎坎坷坷这么多年渐渐形成的内涵吧。
三、乡土小说的黄金时代
乡土是作家心中的痛，也是作家心中的梦。
现代文学的进程在相当长时期里，乡土小说一直是主流，因为现代文学只有乡土小说。鲁迅先生是写乡土写农民的高手，是乡土小说的代表性作家。他的《阿Q正传》是这个时期乡土小说的高峰。不过，现在人说起这部伟大的作品，很少有人分析鲁迅怎样写农民，更多地看到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民性批判”，看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这片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扎根，长成文学大树。当时有一部小说有意无意地突破了乡土小说的基本关系而传递出文学的“新”信息，那就是茅盾先生的《春蚕》。农村冬蚕茧丰收了，但民族工业却陷入危机，农民却破产了，原因就是外国垄断资本的控制。这部作品尽管还属于乡土小说，但主题却有了现实“民生”的问题意识，有了农村题材小说的苗头。现代文学是中国乡土小说一个重要的发展繁荣时期。实际上，中国乡土小说的黄金期或者说冲击时代精神的高峰期，却是在改革开放时期。
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文学思想一脉相承的新中国文学思想的展开，才有了“农村题材”这个概念和全面的实践。这个时期农村题材作品空前繁荣，具有代表性的重要长篇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赵树里的《小二黑结婚》、柳青的《创业史》等，一个新时代的文学意志和思想在“农村题材”的小说里充分得以展现，开辟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强有力地冲击着新中国之前势头很强劲的乡土小说。仿佛是一夜之间，乡土小说突然销声匿迹了，找不到了。
很显然，这个时期“农村题材”反映的现实不再是传统乡土的破坏与肢解的问题，而是中国农村在历史性变革当中的现实生活问题。关注和揭示的不再是简单的“人性”“人的存在与价值”等道德主题，而是决定中国农民生存的“阶级关系”以及中国道路的主题。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好不容易才打造出来的批判现实主义在新中国的文学中行不通，走不下去了。理论家们试图用“革命现实主义和
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逻辑来描述这个时代的文学精神与理想，从而打破了中国作家心中的“乡土之梦”。文学从形而上的“乡土”落到了世俗的“农村”。
要正确和深刻认识这个时期的农村小说，除了上述作家作品之外，有一部长篇小说是无法绕过去的，那就是浩然的《艳阳天》。这个与中国北方农村有着血脉关系的作家，用他多年坚持下来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农村题材”进行写作，终于使自己在新中国文学发展得最好的时期，成为“农村题材”第一人。《艳阳天》是这个时代风貌和精神表现得最集中最充分最深刻的小说，中国农村生活的表现和中国农民形象的塑造都达到了时代精神的高度。无论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怎样评价这部小说，它在“农村题材”小说中的经典地位都不会动摇。
“文革”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文化灾难，也把“农村题材”小说引向了死胡同。同样是浩然，这个时候写出了长篇小说《金光大道》。题目还是那么激昂，但内容却无法抑制地暴露出时代的文化颓败之象，也让人读出了“农村题材”小说中潜在的时代思想局限被夸张放大、推向极端后开始走下坡路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问世，把中国“农村题材”的小说给救活了。
还是这个浩然，继周克芹之后不久，以一部改革开放早期优秀的长篇小说《苍生》，参与了对“农村题材”小说的救助。和周克芹热情期待一个新时代到来不同的是，《苍生》则表现出对农村分田到户的改革的忧心忡忡。直到四十年后，我们国家还被“三农”问题深深困扰。浩然的良知和忧虑变成了深刻的预见与警示，而《苍生》当年则因对改革的前景有些担忧和悲观与茅盾文学奖擦肩而过。
说实话，“农村题材”小说并没有因为周克芹、浩然的拯救，以及后来的路遥、贾平凹等中国最优秀作家的介入而重振雄风。因为，以《白鹿原》《古船》为代表的新时期中国“乡土小说”崛起了，黄金时代到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也是中国文学思想解放的时代。中国文学正是在拨乱反正和对“文革”伤痕的反思中，拉开了自己新时期的序幕。批判与反思的成果就是批判现实主义思想精神的复归。人的道德、人的价值、人的解放等人道主义思潮，配合着深刻批判反思的思想解放运动而到来，重新凝聚成中国文学前所未有的思想力量，激活了沉睡多年的中国乡土文学。可以说，陈忠实的《白鹿原》、张炜的《古船》等一批乡土小说的应运而生，是中国文学思想解放的伟大成果。
如果有机会再读这两部长篇小说，一定会注意到，作家已经把这种批判与反思引入对中国现当代历史的思考之中。对文学来说，很自然就会思考人性道德与历史命运之间的矛盾冲突。“农村题材”世俗的“民生”主题倾向上升为人道主义品格的哲理主题。于是，“农村题材”又开始转向“乡土”。记得当时有一部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其中重要的历史
叩问就是一个道德非常高尚的国民党将军为什么会成为人民解放军的手下败将？人的道德在历史命运面前为什么显得那么无力？而《白鹿原》《古船》这两部代表性的乡土小说则反思着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强大的农村家族是怎样被历史撕得支离破碎、走向衰败的？新的乡土小说大致都在承接这个人性问题，都在描写这种沉重的无力感从而表现批判现实主义小说通常存在的悲剧精神。
《白鹿原》《古船》标志着中国乡土小说黄金时代的真正到来。当然，它们影响的不仅仅是乡土小说，实际上，它们也代表着一个时期里，中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复归和发展方向。在这里，主人公已经不是保守机灵的“许茂”式的农民，而是更具象征意义、更具有历史纵深感和概括力的历史老人和命运智者。在这两部作品诞生以后，“乡土小说”与“农村题材”小说之间主题倾向、问题导向的差别就很容易分清了。
这两部长篇小说创造的乡土小说的模式被后来的作家不断复制着，主题内涵不断延伸开去，发展成我们今天经常读到的家族小说。作家们通常在一个几十万字的篇幅里，写一个农民家族在跨度长达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的故事。主人公通常从青年时代开始打拼，一直到老去，整个人生跨越了中国现当代史几个重要时期。说实话，这种历史的跨度讲故事也许可以很深沉，但塑造人物形象却越来越困难。一个人物，从十七八岁到七八十岁，性格变化太大了，一部几十万字的小说很难塑造。实际上，这种大跨度的写作方式同时也给作家带来了思考历史现实的困难。可以说，多数作家还没有能力思考历史问题，造成了塑造人物的困难，只能把观念挺到人物前面，用观念代替人物性格的塑造。所以后来的家族小说，通常是观念大于形象。长此下去，思想艺术没法突破。一些家族小说，为了刻意追求所谓的深刻，还开始冒起历史虚无主义的风险。总有一天，家族小说的历史观会引起争议。小说写历史，当然要有道德判断，价值判断，这是文学的历史力量和思想魅力所在。但如果过于依赖道德和价值，小说也会变成忽悠读者、欺骗读者的魔术，这也会是小说的局限所在。
四、农村题材小说难写
一段时期里，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三农”问题越来越突出？由此引起的时代性矛盾深刻地困扰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这样一个矛盾冲突复杂的时代，应该是“农村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好时期，是出大作品的好时期。可是，我们所期待的态势并没有出现。当然不是说作家们不努力，也不是说没有好作品。如李佩甫的《羊的门》、贾平凹的《秦腔》、铁凝的《笨花》、关仁山的《麦河》、冯积歧的《村子》等，都是好作品。然而，这些作家更像是在看摊守望，无法改变这个题材不断被乡土化小说消解替代的趋势。
在我看来，农村题材长篇小说比乡土小说难写。在我们这个时代，作家们思考哲理问题，批判现实并不难，但思考现实的“民生”问题却很难。不直面中国农村现实的矛盾冲突，不准确到位透彻思考“民生”问题，就写不好“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就算写出来了，也没有什么思想艺术分量。很多时候，很简单的问题，我们想得很复杂，也没想明白。“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上的困难问题，也许就是这样。解决这个问题，说起来也简单，四个字：深入生活。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奠定了新中国文学思想两个理论支柱：一是文学为什么人的问题；二是深入生活。这两个理论支柱，到现在也还没立稳。我们这个时代，各种思想相互激荡，还经常动摇着这两根支柱。特别是后者，问题更为突出，一直解决不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当然也要解决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但并没有像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文学那样把生活当作文学唯一的“源泉”，把“深入生活”当作文学思想的核心理论支柱来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不强调“深入生活”不行，没有“深入生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就无法存活下去。这话有点耸人听闻，但事实的确如此。“农村题材”小说的“民生”基本问题导向就是从“深入生活”中来的。中国问题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套用，全靠中国人民自己摸索。中国道路就是这么走的，中国的文学其实也是这么走的，只有在矛盾冲突最剧烈最复杂的地方，才能找到时代的思想、时代的精神，才能找到时代的文学。
老话讲，作家下不去，作品就上不去，说的就是这个基本道理。不幸的是，作家一直下不去，作品也就一直上不去。坦率地说，不是作家不想下去，而是找不到一种有效和长效的机制，来保证作家真正在生活里，保证作品真正来自生活。也许，把“深入生活”纳入治国理政的制度建设体系里，才能找到一条出路。
就当前文学的态势来看，写好“农村题材”小说更有思想意义，更有文化价值。说实话，乡土小说要往家族小说方向走，出不了什么新思想，也出不了什么新人物。而“农村题材”小说恰恰要在描写现实生活、塑造人物形象等方面出“新”，才能走出困境，才能拼过乡土小说。“乡土小说”有模式，人物形象出不了“新”；“农村题材”小说没有模式，就有机会出“新”。我们讲的“深入生活”、“塑造文学新人形象”就是针对“农村题材”小说创作而言的。只有写好“农村题材”小说，才会出文学“新人”。
五、顺便说几句工业题材小说
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以工业题材揭开中国“改革文学”的序幕后，中国
“工业题材”的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发展得很坎坷，一直没有形成势头。在我的阅读范围内，有几个作家的几部长篇倒是值得一提。
如果稍加思忖，就会注意到，改革开放时代的“工业题材”小说其实是被新兴的“城市文学”肢解了，融入了“城市文学”的范围里。那些进城务工的打工者，就是从广阔农村走来的农民，他们在城市的个人命运是和整个农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时代的“工业题材”小说是“农村题材”小说的延伸，所描写的工人，其实本质上还是农民。一度被人看好的“打工文学”可以说是“工业题材”的新形态，它对工人生活的自觉反映，给越来越时尚化越来越商业化的“城市文学”注入了清新的活力。但由于“打工文学”的思想长期停留在稚嫩阶段而无力改变“城市文学”的格局。
对这种新形态有着重要贡献的当属作家曹征路。他的小说《那儿》被认为是工人阶级的“伤痕文学”，一度引发了一些知识分子思考工人阶级的当代命运，也就是农民进城打工的命运值得关注、同情和担忧。但强化“阶级意识”是否就能改变他们的命运？这个问题也同样引发了争议。可见“工业题材”小说与“农村题材”小说形态不一样，但骨子里问题导向却是一致的，那就是“民生”。曹征路后来的长篇小说《问苍茫》中，那个本应该阶级意识很强的工人，却成长为一个合法为工人维权的社会工作者。人物思想格局的新变化，表明作家更尊重更服从当代的真实生活。
保持“工业题材”纯度的长篇小说不多，印象比较深的有两部。一部是作家肖克凡的《机器》，小说前半部写的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工厂的故事，后半部写的就是改革开放时代的故事了。主人公是一个具有劳模品质的纺织女工，是在工人家庭长大，受工人阶级文化养育的农村党支部书记。主人公从小就喜欢卡尔•马克思的书，在马克思主义兴盛的时代，她读马克思；在马克思主义受困的年代，她仍然读马克思。而且，从不拿马克思来为自己谋政治上的利益。从初中、高中到大学，人们一直把她当另类看。就是这样一个学究气很重的人，突然要求到曾经下乡的农村里当党支部书记，践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带领大家走共同致富之路。要知道，作品主人公选择下乡的时机，正是禹作敏风生水起的年代。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中第一次出现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形象，这个人物形象的价值被严重低估了。
另一部长篇小说是二十多年前写的，作者刘立中，小说名字叫《二十一个半》。小说以中国钢铁产量突破万吨为背景，写一群钢铁人的奋斗。作者曾经担任过国家特种钢厂的厂长，不大会讲故事，但生活底子特别丰厚，人物和细节无可比拟。其中有一个添加剂工程师的形象特别感人，他实际上是一个因泄露国家机密的服刑人员。那个时期，与国外专业人士的谈判中，谈判双方见机行事的情况特别
多，常会相互透露一点所谓的技术机密，来打破技术封锁，争取谈判主动。他就是受命向对方透露机密，并承担了泄密责任的人。就是这样一个人，从狱中被提出来，解决了直升机部队飞机上一个螺母添加剂的问题，保证了飞行的安全。难题解决后，他又回去继续服刑。这种人物关系，很多小说抓不到。作家是写谈判细节的高手，谈判的议程与设计、节奏与速度、氛围与花絮，谈顺利了吃什么点心，谈不顺利了又怎样安排茶歇等细节，教科书般地写得清清楚楚。更绝的是，主人公居然能在这样充满人性化的谈判中，把一个日本对手谈得跳楼身亡，这样的细节真没地方找。
小说写出专业技术细节的文化内涵，大大提升了人物形象的品质。主人公因一技术难题长期攻克不下，决定到意大利钢厂女老板那里“偷”。在他们专业人士那里，许多新技术并不相互封锁，可以开放，全凭自律。主人公在机器前面转了一圈，立刻明白了其中的奥秘。回厂后什么也不说，让技术人员继续攻关，直到突破。因为这一点，那个女老板以后来中国投资，只找男主人公合作。如此之早就在小说里写到了知识产权的细节，直到现在还无法被他人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