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造角色视野下民居建造方式的演变研究——基于贵州省雨布鲁村石构民居的案例
A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Construction Methods of Dwell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on Roles: A Case Study of Stone Dwellings in Yubulu Village, Guizhou Province
摘要 传统的建造角色以屋主人与工匠为主，在过去的民居建造活动中，他们是拥有决定权和实施权的建造主体，也是传统建造方式的传承者，更是缓解嬗变的社会环境破坏传统民居连续演变的缓冲剂，但这一状态在城乡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中，随着当代地方政府作为新角色介入乡村民居建设而发生变化，民居建造方式的演变轨迹也随之改变。论文以保存完整的、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清水河镇雨布鲁村300多年间4次建设高峰中产生的石构民居作为研究样本，通过田野研究、民居测绘、工匠访谈还原不同年代石构民居的建造与演变，分析建造角色在其中的衍化，并探究环境嬗变对它们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建造角色；贵州民居；建造方式；演变
ABSTRACT Historically, traditional construction roles were mainly undertaken by house owners and craftsmen. They were the construction experts, with the right to make and implement decisions, as well as the inheritors of traditional construction methods. More importantly, they acted as a buffer to alleviate the damage from changing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to the continuous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residential buildings. However, this changed with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when local government became involv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dwellings, leading to changes in the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dwelling construction method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well-preserved stone-structure residential buildings that were produced during four construction peaks over 300 years in Yubulu Village, Qingshuihe Town and Xingyi City, in the Southwest Guizhou Autonomous Prefecture, Guizhou Province. The paper restores the construction and evolution of stone dwellings in different ages, through field research, residenti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and interviews with craftsmen. The evolution of construction roles during the period is analyzed, and the impacts of environmental evolution on them are expounded.
KEy WORDS construction roles; dwellings in Guizhou Province; construction methods; evolution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传统村落物质实体构成及内涵价值研究，项目编号：17BSH038。
中图分类号 TU241.5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0-0232.2018.04.063 文章编号 1000-0232（2018）04-0063-05
作者简介 1 教授，电子邮箱：102066398@qq.com；2 硕士研究生；1&2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亚热带建筑国家重点实验室 引言
激活并利用传统建造方式的保护策略在当代兼顾保护与发展、传承与创新的传统村落保护中得到广泛运用[1]，但其侧重点多停留在静态层面，即建造材料、技术和施工方法等，对把控建造过程的动态要素——建造角色仍重视不足，多年来，这一策略在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保护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建造角色的衍化，进一步作用于传统建造方式的演变，并最终呈现为传统民居 外部形态和内部结构的连续性中断，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清水河镇雨布鲁村自2015年起开展的新农村建设和传统村落保护实践即是这种工作模式的典型代表（图1）。当地各级政府积极保护、重建雨布鲁村300余年的石构民居，并开展村落风貌整治活动，他们多次针对村中民居的新建、修复、修整来颁布政策并指定材料、做法、工匠，以此间接或直接地参与建造施工，这不仅扰动了当地的建造环境，也造成村内不同年代石构民居形制、结构间的已
有断层逐渐扩大（图2）。
面对该现状，我们不免产生诸多疑问：地方政府介入前，当地石构民居的建造方式如何演变；它是否受建造角色影响；过去屋主人、工匠等建造角色如何自发衍化并传承传统石构民居的建造方式；地方政府如何渐渐介入民居建设，如何通过历年政策影响建造角色；自然条件下与政府介入下，建造方式的演变状态存在何种不同。欲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对雨布鲁村各代民居的样式与结构进行横向对比，构建其建造方式的纵向联系，分析屋主人和工匠在不同时代建造活动中扮演的不同角色、秉持的不同观念及其相互关系，从而尝试从建造角色的角度审视在主体认知、市场需求和政府政策等不同层次内外环境中建造方式的表现与演变过程[2]。
1民居建造方式的演变
贵州省雨布鲁村是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清水河镇的一个自然村落，村民以陈姓汉族为主，融合布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约180 户 580人，它距清水河镇6km，距兴义市区30km，藏于一处喀斯特负地形天坑内。由于村中石构民居占比90%以上且保护状态较好，雨布鲁村宛如一个石构民居的博物馆。村门位于村子最西侧，村路顺山势向下延伸，越走两侧民居越加密集，最低处是天坑水田与神树广场、宗祠、山神庙等公共空间，不同年代的民居以天坑为中心，层层散布在周边山体上（图3）。从《陈氏族谱》、古碑文和村中长者的回忆得知，这些民居的建造与村子的源起、灾祸、复苏和发展等重要事件颇有渊源，并形成了20 世纪前、20世纪 40 至70 年代、20世纪 90 年代及 21 世纪初4个建房高峰。
雨布鲁村的源起可追溯到元末群雄之一的陈汉皇帝陈友谅，他在与朱元璋的鄱阳湖一战中兵败身亡，陈氏亲族逃亡避祸，足迹辗转蜀地、夜郎、云南，做过四川竹子行的工匠、崇祯年间的文官、甚至茶马古道上的商人，其中一支落业于此并接纳迁徙而来的外族，村子经14 代繁衍生息而渐成规模。因陈氏一族古籍江西且旅居蜀地，村内工匠掌握着当时先进的建造工具和技术，擅取本地页岩修建木构架石墙民居来抵御频繁的降雨和潮湿的气候；加之村子水土丰饶、交通便捷，盛产地主和富商之家，他们对房屋的精益求精促成了五面石墙民居200 余年的风靡。但进入灾祸连连的20世纪，战乱与贫困迫使民居的新建几近停滞，50年代匪帮的纵火掠夺更使五面石墙民居纷纷倒塌，经济窘迫且时间紧迫的村民对其原址修复，混合石墙民居由此产生。凋敝的状况直至90 年代才有所好转，改革开放后经济复苏且人口增长，此外，城乡接轨带来新的家庭观念，希望同父母分家分房的年轻人掀起一股建房热潮，乱石墙民居雨后春笋般涌现。21世纪初，这股热潮热度不减，随着2003 年兴义市- 清水河镇的公路通车、2005年镇政府禁止炸山取石、2011年马岭河水泥厂投产及2012年出村道路建成，混合结构民居成为新一轮建房的首选，但又在2015 年市政府主导的“以镇带村”发展计划、镇政府发起的雨补鲁村传统村落保护实践中遭到修整。这四类民居可详述如下（图4）：
五面石墙民居：选址于平坦和隐蔽的天坑周边，是雨布鲁村现存的最古民居，形制为三或五开间汉式带吞口木屋架石墙瓦坡顶民居，每间面宽一丈二，进深二丈八；屋面由四或六匹穿斗木屋架承载，用料粗细匀称、整齐坚固，中柱高一丈九八或二丈一八；屋身五面石墙围合，
墙体厚一尺八，内外两层咬接，外墙五面石长过三尺，明面与侧面凿平以便无缝砌筑，内墙小乱石相嵌，中缝填充碎石，不施砂浆，石灰勾缝，肌理统一；装饰部位包括窗洞、山墙墀头、柱础和墙体，其中，砌块用打道或刺点处理明面，其余地方使用石雕。五面石墙民居颇为讲究的结构构件和细部装饰反映出建造的工序繁复与价格不菲，它遵从成套的标准做法和成熟审美，至今仍代表着该片区建造方式和石作工艺的最高水平[3]。
混合石墙民居：源于20 世纪 50 至 70年代对损毁的五面石墙民居的修复，具体做法为在原址搭建新木屋架，保存石屋基和下部墙体，将倒塌的五面石砸成小块，配合石灰黄土砂浆乱向砌为上部墙体，墙体内外等厚，共计一尺，坚固程度有所折扣，需要频繁修补。修复不受模数和工艺限制，以建造方便和经济实用为第一考虑，所成民居高度和立面不一，但都默契地取消装饰。
乱石墙民居：建造于20 世纪 90年代初，大胆地取消木屋架和吞口，打破三或五开间旧形制，平面按需自由布局；靠炸山获取石材，乱石不出半尺，用石灰或水泥砂浆砌筑厚约一尺的两层墙体，直接承载混凝土现浇平屋面。乱石墙民居在炸药、电葫芦等新工具，以及玻璃、混凝土等新材料的帮助下改良了传统结构和施工方式，做到对传统材料的活用，使施工过程经济快捷，并保证民居坚固耐用 [4]。
混合结构民居：它包括砖混民居与砖石混合结构民居。砖混民居出现并扩散于21世纪初，使用空心砖等新材料和现代建造方式，多为两层的现代平顶小楼，布局自由，偏好瓷砖、预制石膏栏杆等修饰立面、搭建门廊。砖石混合结构民居则来自2015年雨布鲁传统村落保护实践对砖混民居和乱石墙民居的修整，为统一村落风貌，当地政府出资为上述民居加建木或石屋尖和瓦坡顶，并对水泥和瓷砖外墙加贴石板（图5）。
通过针对雨布鲁村四代石构民居外部样式和结构体系的梳理，从中发现其建造方式的演变相互断裂为两个阶段。其中，前3代石构民居一方面保留以石材为灵魂的地域材料和技艺精髓，使建造用料、墙体工艺维持旧式（图6）；另一方面也突破传统限制、回应实际需求，善用新工具和新材料提升功能与效率，实现传统融入现代的适应性传承，这使宅基不拘于平地而向坡地延伸，布局尺寸不拘于模数而按需分配，结构体系取消木屋架而采用墙体承重，装饰省略窗洞、墀头、柱础等石雕而诉诸创造墙体肌理。但在第四代混合结构民居的建造和修整中，材料、技艺和施工全然工业化、现代化，代表乡土和地域的特征消失殆尽（图7）。民居是不同时代人们对社会环境挑战的回应，呈现功能实用、形制简约和外形丰富的发展趋势，折射出建造活动的自由化与多样化，也反映出相关秩序的流变。在此过程中建造方式的演变是否连续，革新与传承能否平衡，取决于不同时代中建造角色的地位、观念、相互关系及其所处的环境。
2建造角色的衍化
工匠和屋主人是传统建造角色，工匠形成于社会分工后的建设市场发展，并逐步分化出木匠、石匠等工种，受屋主人聘用并与之建立复杂的供需合作网络，把嬗变的社会环境凝结在建筑实体中[5]。但随着城乡一体化、乡村保护与新农村建设活动展开，地方政府成为新的建造角色，并对传统主体、甚至社会环境产生影响。2.1 工匠
20世纪前，工匠是雨布鲁村修建民居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在师承体系和技术壁垒的保护下，他们是工程的实施者、技术的垄断者和审美的代言人，因此得到屋主人依赖，并与之组成稳固的合作关系来共同完成建造[6]，直到今天，村中长者对老一辈工匠的奇闻轶事仍津津乐道，“地主家要起一栋气派的屋子，请来十来个石匠，采石都要去河谷，采到就用骡子拖回来解成大条石，抱起平面（找平），还要打道，干了一多年，辣椒都吃了六石，包好台基就没钱了，一停就是几十年”。
然而，随社会发展，传统匠人衰落并转型，所用技艺发生变化，身份和认知也开始与屋主人融合[7]。50 年代战乱匪患频发，屋主人无处寻觅工匠，也难以承担佣金，于是尝试自行修补建造民居，职业工匠几近消失，师承脉络弱化解体；90年代经由改革开放和工业现代化，大量民工涌向城市参与建设，工匠借此重现。与过去先拜师成为学徒、跟随师傅学习技艺、出师后揽活应聘不同，新一代工匠无需借助明确的仪式和稳固的关系来获取社会认可，他们在施工中自学，回乡后修建自宅或他宅即成乡邻工匠。相比从前，屋主人与工匠的角色边界日渐模糊，一方面屋主人获取知识、成为工匠的途径增加，另一方面工匠理解建造的立场也增加。新的工匠考虑实用便捷逐渐胜过形制规矩，他们虽不精通旧结构与模数，但欢迎新材料、新结构和新工艺，一边传承着传统建造方式，一边对之进行改良。但进入21世纪，政府禁止炸山取石，石材被空心砖取代，石匠失去活计，投身碑刻行业或另外谋生。2.2 屋主人
如果说工匠是建造的实施者，把握民居形态、结构等具体物质要素，屋主人则是建造意向的控制者，决定民居规模、用途等概念要素，他们敏感地感受社会各层面的变化，并将之转化为个人需求、美学观点和建房目的，最后通过工匠付诸民居。因此，屋主人受文化环境和技术条件影响更大，随着师承壁垒的解体，其话语权上升，一定条件下甚至可以替代、转变为工匠。
村中的老人还能记起50年代建造混合石墙民居的场景，“那个时候有土匪，来抢村放火，老房子烧起来挨着倒下，找不到石匠重新盖，五面石太重，我们只能砸碎，再去后山背几筐石头就够了，但是盖好住起总有些问题，冬天一冻墙缝就掉渣渣，冰化了春天刮大风跟着漏风，起的时候没卡好，修也没法修，只能提泥巴砂子抹一下，年年都要抹”。90年代修建村里首座乱石民居的中年工匠自豪地讲述往事，“手艺跟表哥在镇上工地学的，起房子的石头也是自己用炸药炸从屋基开的，90年代炸药好找，拿着建房证到供销社就能换到，只是没有风钻，炮眼要自己手工 凿；炸出来的石头大的留来下基脚和当角石，其他小的直接砌墙；起我家这栋房子时水泥还金贵，不够和砂浆，拿来浇了两棵过梁，砌墙还是石灰砂浆；后来马岭河水泥厂修好，帮别家起房子水泥就多了，施工也有电葫芦和风钻”。21世纪初，青年屋主人在空心砖和水泥的助力下完全替代工匠，自建混合结构民居。
随着屋主人与工匠间的隔绝和相互依赖下降，存在于民居建造中的矛盾由屋主与工匠的意见分歧变为修建者和使用者的观念分裂。进城务工的男性修建新房，留守乡村的孺幼妇女使用，他们对新房的抱怨和不恰当改造反映出乡土日常生活与外界现代文明的差异，也反映出过快城乡一体化进程下时代环境与乡土社会的矛盾。
2.3 地方政府
21世纪初，地方政府先后通过建设道路、禁止采石、推广政府投资的水泥产品等方法间接干预雨布鲁村民居建设，2015年政府进一步代替工匠和屋主人的主体地位，直接干预建造活动[8]。在传统村落保护实践中，镇政府出资修复五面石墙民居、修整乱石墙民居和混合结构民居，措施包括屋面平改坡和外贴石板面材，工程外包，石材外购，并规划新村安置村民以限制民居新建[9]。地方政府借此从显性层面上接过建造主动权，也从隐形层面上控制市场需求、文化环境、政策趋势，最终决定石构民居的存在方式、演变方向。
贵州省内地方政府发起的传统村落保护和建设中，政府取代主体是现行的主流模式，同时，它更通过左右乡土社会来长远影响文化主体，并决定工作的最终成效。在六盘水市梭戛苗寨的保护中，保护重心摇摆造成的文化、物产、经济的波动导致寨民意识迷茫和建设反复，保护收效不佳；同市的妥乐古村十多年来贯彻维稳政策则相对成功 [10]。
3内外环境的嬗变
通过解读雨布鲁村的历代石构民居及其建造方式，对屋主人、工匠等乡土建造角色的刻板印象被打破，在嬗变的环境中，他们并非一味地追求新奇，而是努力调和现代与传统，为传承传统建造方式贡献着自身力量。然而，纵使占据着主体地位和充当着桥梁作用，建造角色也仅是建造演变的关键层面，而非根源层面，其仍受角色自我认知这一内部环境、市场供需和政府政策等内部环境左右。
3.1 角色自我认知的中断
经历师承体系的兴衰、技术壁垒的倒塌、学艺途径的开放，雨布鲁村的传统建造角色虽相互转化，但仍处于主体地位并进行实践摸索，但这一状态随着政府介入民居建设戛然而止，建造角色的自我认知不仅因政府过快开放乡土社会而动摇，更因政府接管乡村规划建造而中断 [11]。
针对该种工作模式，德国等西方国家反思并提出了内源性发展这一改进策略，它倡导取消自上而下的保护规划，尊重并恢复建造者和文化主人的主体地位，唤醒主体意识，加强自我认知培
养[12]。该策略在国内已见尝试，短期措施包括邀请本土工匠参与工程，或者直接以赈代工，如2012年四川省会理县马鞍桥村的夯土农宅地震灾后重建、2015年贵州大利苗寨风雨桥和鼓楼修复、以及甘肃省党政村“五专一村”的乡村可持续发展支援计划[13]；长期措施则有建立传统工匠培养机构以恢复师承体系，如各地的非遗传人保护体制。然而，主体的自我认知在被唤醒后能否延续，取决于接纳其技能、工艺和产品的市场环境。
3.2 市场的萎缩
与民居建造联系的市场环境包括供货市场与消费市场，其中供货市场影响物质建材的供给。渐渐易于购买的空心砖、混凝土等现代工业材料在促进石作工艺改良的同时也与石材形成竞争，但真正阻断供货市场的却是政府禁止炸山取石的政令，这一现象在交通不便的贵州西部十分普遍，它迫使村民转投新材料而放弃石材。
消费市场则塑造工匠的营生方式，决定着传统技艺的生命力，它通常包括：农闲时为周边乡村建房、组建中等规模施工团队并承包传统建筑工程、成立正规古建园林公司、以及转行制作石木构件。这 4种途径能够同时存在于传统工匠活跃的地区，如滇西北剑川，但在雨布鲁村，转行石碑石刻是石构民居市场萎缩后石匠们的主要出路 [14]。此外，2015年的修整活动原本是激活市场、复苏技艺的宝贵机会，但石材外购、工程外包严重挫败了村落保护的初衷和计划。针对市场萎缩、激发市场活力的措施常见邀请本地工匠新建传统公共建筑和规划新村，这不仅能保证已有工匠谋生，还能助益工匠培养，它在大利侗寨和云南剑川的保护建设中均有运用。但角色、市场最终都取决于政府政策。
3.3 政策的反复
地方政府对于文物遗产保护和乡村建设做出了无法置否的贡献，如优化基础设施、引进技术资金；但其大多仍采用内向型的决策机制，使建造的行为主体未能微型化和多样化，存在着替代主体、政策反复、缺乏远见等问题，并最终导致内外环境的嬗变。地方政府的工作理念和系统规划是重中之重，反复而矛盾的政策不仅留下有违景观整体性的物质遗存，更从文化环境、市场环境等层面干扰主体意识，带来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人为中断。因此，梭戛苗寨保护实践等经验教训亟需被重视，内隐性发展及可持续政策亟需被关注，以此避免保护工作往复于扶贫、旅游开发和文化保护而致使村落景观断裂和主体迷茫无措。
结语
关注建造方式的演变、建造角色的衍化并不旨在用书本记录下传统技艺，或组织文化传承人学习传统技艺，而是尝试发掘影响建造角色、建造方式连续性的环境因素，并探究建造角色与之相互作用的机理[15]。一方面，我们需要肯定乡土建造者融合现代科技与传统技艺、并以此满足当代需求的本能和信心[16]，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文化环境的变迁使之动摇、市场环境的萎缩使之担忧、政策环境的反复使之迷茫，及其与环境抗衡的无奈。在此过程中，以政府为代表的外界力量与其代替他们做出决定或者直接给予迅速 的帮扶，不如给予他们足够的主动权、正确的引导、以及持续的耐心，将功利性的、追求短期成果和经济效益的外援资助转化为目标长远的、规划系统的内源性发展驱动，并通过关注文化、市场、生态等宏观环境来提出有序连续的激活建议，为传统的技艺、文化和精神通过建造活动、建造主体适应当代并保持生命力做好准备。
致谢：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华南理工大学冯江教授的悉心 指导。本文由发表于《2017世界建筑史教学与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的论文《建造角色视野下的民居建造方式的连续性研究——以贵州省雨布鲁村石构民居为例》修改而成。 图片来源
图1：吕品晶，雨补鲁村传统村落保护实践[J]. 城市环境设计 ,2016(10)：216.图2：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清水河镇政府提供；图3 ~7：作者拍摄与绘制。
参考文献
[1] 常青 .我国风土建筑的谱系构成及传承前景概观——基于体系化的标本保存与整体再生目标[J]. 建筑学报, 2016(10)：1-9.
[2]曹勇, 麦贤敏.丹巴地区藏族民居建造方式的演变与民族性表达[J].建筑学报，2015(4)：68-91.
[3] 罗德启.中国民居建筑丛书——贵州民居[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4] 黄丹, 戴颂华.黔中岩石民居地域性与建造技艺研究[J].建筑学报, 2014(4)：105-111.
[5] 孙博文.“寸白”——“主东”时空与营造“技礼”[J].建筑学报, 2016(9):26-31.
[6]杨立峰.浅探中国传统建筑营造的社会机制——基于“匠场”视角[J].新建筑, 2007(6)：80-82.
[7] 张勃 .对掇山建造模式与匠作工具的思考[J]. 新建筑, 2016(2)： 41-45.
[8] 刘婷婷.基于扎根理论下的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D]. 北京：中央美术学院，2016.
[9] 吕品晶.雨补鲁村传统村落保护实践[J].城市环境设计, 2016(10)：214-217.
[10] 余压芳.生态博物馆理论在景观保护领域的应用研究[D]. 南京：东南大学， 2006.
[11] 冯江 , 李梦然.“被打断的罗马”与被打断的广州——城市历史环境的现实困境与学科危机[J]. 建筑学报, 2016 (12):1-7.
[12] 王路 .农村建筑传统村落的保护与更新——德国村落更新规划的启示 [J]. 建筑学报, 1999(11):16-21.
[13] 迟辛安, 吴恩融, 万丽.基于西南贫困农村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建筑策略研究 [J]. 建筑学报, 2014(S2)；55-59.
[14] 宾慧中, 闫爱宾.滇西北传统建筑匠作体系略论[J]. 新建筑, 2012(1)：75-81.
[15] 姜波.“乡村记忆”背景下传统建造工具的传承利用——以山东传统民居为例 [J]. 新建筑, 2016(2)：51-56.
[16] 何泉,刘加平,杨柳, 等 . 西部农村乡土民居建筑的再生[J].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2016, 31(1): 46-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