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乡风景背后的场所依赖、地方精神与文化认知研究

Research on Place Attachment, Spirit of Place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Native Landscapes

South Architecture - - 目 次 - / 赵龙

摘要 目前,针对乡愁的相关研究以文学领域和文化地理学居多,建筑学领域内对城乡改造过程中乡愁、原乡风景的研究还是有限的,与“乡愁”、“原乡风景”相关的设计与规划实践在理念上也大致浮于表面,没能够透彻地将原乡风景背后的场所依赖、地方精神、文化认知注入地方土地,项目实践者尝试以同理心去感受“乡愁”、“原乡风景”在当地人情感与生活中的价值,但仍旧与本土的契合性不高。研究试图从建筑学的视阙,针对原乡风景背后的场所依赖、地方精神和文化认知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把原乡风景置于乡愁的情感语境中,通过研究文献解读对“乡愁”研究现状以及“原乡风景”的各个方面进行分析和阐述,为研究者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关键词 乡愁;原乡风景;场所依赖;地方精神;文化认知

ABSTRACT Nostalgic studies primarily focus on literary and cultural geographical areas. However, limited studies are reported which relate nostalgia with native landscape during urban-rural reconstruction. As a result, theoretical designs and planning practices related with "nostalgia" or "native landscape" are superficial, and fail to attach the spirit of a place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native landscape to a local area. Project managers have attempted to create "nostalgia" and the value of "native landscape" using emotions and daily life of local people using empathy, with poor results. This study analyzed space attachment, spirit of place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native landscape in architecture. The native landscape was put into an emotional context, that being one of nostalgia. Moreover, the research status of "nostalgia" and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native landscape" were analyzed and interpreted with the aid of a literature review, indicating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 nostalgia; native landscape; place attachment; spirit of place; cultural identity;

*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福建传统闽风建筑及街道的保护及开发研究,项目编号:JAS150911。中图分类号 TU241.5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0-0232.2018.04.088 文章编号 1000-0232(2018)04-0088-06

作者简介 青岛鲁东城乡建筑规划设计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师,电子邮箱: taihoo_landscape@gmail.com

引言

乡愁在英文中是 nostalgia,这个源于希腊文的词汇表示“渴望回到故土的悲痛与苦楚之感”[1],在17 世纪作为一个医学用语存在,20世纪以来原本严肃的内涵变成表示个人突然苦乐参半、忧郁的情绪变化。乡愁是一种整体性的空间体验,一个人有迁徙才会有原乡,才会产生乡愁,乡愁是物化的情感寄托(原乡风景)在个人意识中的留存,这种情境的发生是基于过去的时间序架

而形成的片段性、破碎化的景致,不是单纯的记忆活动或者风景欣赏。在中国城市化进行的过程中,城乡土地一方面得到有效开发,另一方面人口流动更是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刷新人口分布的格局,费孝通教授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2],与此同时,斯蒂芬·马歇尔(Marshall.S, 2013)把城市看为“陌生人的容器”[3],“城市成为埋葬乡愁的坟墓”[4]。在这个大背景下,原乡风景成为凝聚个人情感、寄托思乡情绪、

返璞归真的最好归宿。

目前,针对乡愁的相关研究以文学领域、文化地理学领域居多,谈及原乡风景的相关文章更是不多,当前在建筑学领域内对城乡改造过程中乡愁、原乡风景的理论研究还是有限的,与“乡愁”、“原乡风景”相关的设计与规划实践在理念上也大致浮于表面,没能够透彻地将原乡风景背后的场所依赖、地方精神、文化认知注入地方土地,项目实践者尝试以同理心去感受与强调“乡愁”、“原乡风景”在当地人情感与生活中的价值,但仍旧与本土的契合性不高。研究试图从建筑学的视阙,对原乡风景背后的场所依赖、地方精神和文化认知进行分析,把原乡风景置于乡愁的情感语境中,将原乡风景作为场所依赖、地方精神、文化认知相互促进与构建的整体,通过三个层面相关理论的梳理,对涉及乡愁的原乡风景品质与特色留存、原乡风景中多样化的时间记忆进行阐述;通过对场所依赖、地方精神与文化认知的剖析,以期为感怀原乡风景、增强城镇凝聚力、构建地方理想家园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提供借鉴。

1原乡风景的意象:乡愁

乡愁的触发常常有至少两个要素:一是离家在外而对家园的渴望,二是置身都市而对乡村的缅怀,非家而思家、非乡而思乡就是非家乡而思家乡,正是构成乡愁的主要内涵[5]。乡愁的“乡”具有地理确指性,特指“地方”,谈及地方必然与原乡风景意向有关。原乡风景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乡愁的主体和对象也是不同的,但是空间意向是具体的,包括可见要素和非可见要素,物质化的要素在乡村的原乡风景中表现为乡土建筑、山丘、河流、湖泊池塘、参天大树、鸟兽虫鱼,甚至是服饰和筑屋风格等;在城市中的原乡风景表现为街道巷落、店铺、公园、广告牌、路灯、纪念物等,而非可见要素则表现为气候、味道、声音、语言、风俗、烹饪、艺术等。阮仪三教授在解释乡愁的时候认为,乡愁是“人们对故乡里人与人之间相处的物质环境的记忆,而对它的存在与否的耽愁与怀念”,故乡的老房子所组成的历史空间环境,同时是故乡人们在这些以老房子为主的历史空间环境中的生活活动而演绎的平凡又生动的故事,使你终生难忘。原乡风景一是作为乡愁或单纯故事背景的影像;二是作为情感倾诉对象寄托的意象;三是对理想生活环境的诉求与渴望。

传统村落、乡镇从形成到发展经历了千年的时间洗礼,作为农耕文明的产物,始终与土地密不可分。同样,不少城市中古老的城区最短也有百年的历史,创造了城市文明,城市的风貌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文化层层 叠加,停留的时间很短暂。市镇是依附于大地和血缘的,它与居住者之间有一种内在的恒定的联系,它是原始古朴的村落,是贯穿亲情和维护心灵安全的地方,是人类可以依托的家,而城市则是严格遵循等价交换的商业精神,没有对传统、对宗教、对血缘的敬畏[6]。传统村落与自然融通的程度要比城市大得多,村舍、农田、篱笆、家畜、三轮车构成传统农村的景象,渔樵耕读的文化与自然山水共生;笔直的柏油马路、公交车、尘土、沿街的店铺和广告牌构成现代农村的景象;车水马龙的街道、汽车发动机的声音、高楼耸立与整齐的绿化构成都市实

[7]质环境,这些地方均能“充满了人们生活的经验和情感” ,给每代人带来乡愁。如果这些景象成为原乡,不管原乡风景如何变化,构成原乡风景的符号先入为主地催生乡愁的情境,即使原有的河道淤塞、小河消失、池塘被填埋、城市的老建筑被新的楼盘取代、操不同口音的外地人四处游走等等这些改变的发生始终不能取代已有的原乡风景。

故乡地理、童年历史、公共生活和情感记忆是构成乡愁的4个要素,乡愁的内涵与地理、历史、公共和自我有关,包括时间流逝中变与不变的矛盾性[8]。乡愁的重要情感源头是乡土记忆和地方文脉[9],也是原乡风景意向中最能触及个人情感的部分。彼得·S·艾德勒(Peter, S.A., 1977)认为意向的中心是一个生物的、社会和哲学动机的心理文化融合,文化认同的中心或核心是一个意象,即自我与文化相互作用在个人对现实的全部概念中。人的认知活动包括对外部信息的感知觉、注意、表象、学习记忆和思维的过程,信息的感受、输入、贮存、加工、提取、输出,都要依托于一系列的符号结构(Symbol structure),人的大脑通过对符号的感知,形成思维和情绪 [10]。景观的象征性(Landscape symbolism)表现着过去是如何通过各种物质形态和符号被建构[11],芦原义信(Yoshinobu Ashihara)认为原乡风景不是旅游者所看到的自然风土或景色,而是充满感情色彩的风景[12],他是这样描述自己的原乡风景意象的:这座寺院就是我们孩提时代游戏的“天地”,除了抽陀螺之外,骑自行车、爬树、打仗、捉迷藏、试胆量和打棒球等等,都是在这座寺院内进行的。寺院尽端的墓地,在孩子们心中总觉得阴森森的,每到日暮黄昏就更加怕人 ...... 放学后直到天黑,都在这个“天地”内奔跑,我想就是这样创造了“原风景”的。([日 ]芦原义信,《街道的美学》,2006)文艺评论家奥野健男将这种原乡风景的意向表述成“灵魂的故乡”[13],这是基于现在的想象力对与原乡风景相关地、特定事件进行选择、唤起、并通过表象化的操作重新建构起来的意向。可以说,原乡风景碎片化地塑造

乡土记忆与地方文脉的肌理,每一处符号都有有特定的含义,符号之间构成结构性关系,形成一个完整的网络(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清晰且可识别,尽管乡愁与原乡风景之间有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感,但仍旧会被感知。

凯文·林奇 (Kevin Lynch) 对人的“城市感知”意象要素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他说:“一个可读的城市,它的街区、标志或是道路,应该容易认明,进而组成一个完整的形态”[14]。根据芦原义信的描述,凯文·林奇在发布《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 一书的4 年之前,曾与阿尔文·卢卡肖克(Alvin Lukashok)做过对街道儿时记忆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路面铺装、围墙和树木之类东西,永远留在了他们的记忆中。芦原义信认为林奇关于儿时记忆的调查对了解幼年成长时期建筑及街道具有什么样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尺度是社会建构的产物”[15],原乡风景的意向也正是那个时候开始深植于记忆中,无论个体在城市还是乡村。贝尔纳·佛朗克(Frank, B., 2014)对记忆中欧西亚克(Aurillac)小城的风景是这样描述的:那一次我却远离巴黎一直到1946 年 1月,待在康塔尔省(Cantal)一个叫做欧西亚克的小城。在那个时候,第一次看见这个城市是从米克虚赛合(Vic-sur-Cere)沿着省道开过来,和我小孩眼中的巴黎市的大道、大街,家里旁边的小街比起来,省道宽阔多了,因此那时我觉得这个城市好大;何况,在欧西亚克,都是走路的,不像在巴黎是坐出租车、公交车、地铁, ...... 当我 16岁回到巴黎时,觉得巴黎失去了德军占领时期之后的光彩和活力。([法]贝尔纳.佛朗克,《我生命中的街道》,2014)

佛朗克对原乡风景意向的表述是一种表象化的行为,乡愁的集中点在于对生活过的地方的进行时间序列上的选择、唤起,通过两地之间的对比与描述,将感情流露出来,“好的城市使我们在生态系统的独特性中,感应到天人合一,这会使人对他脚下的土地产生一种认同感,一种依恋,以及孩童般的敬畏仰望之心”[16]。原乡风景是乡愁投射的主要对象,不管是芦原义信在寺院的“原风景”还是佛朗克在不同城市间游走的回忆,都折射出原乡风景在疆土、区域、地景、聚落、建筑物(以及建筑物的次场所)逐渐缩小尺度序列上的意向,诺伯格·舒尔茨(Norberg-Schulz, C., 1991)把这种序列称之为“环境的层次”[17],在他看来“人‘吸收’环境,并使建筑物或物在其中形成焦点,因此物‘诠释’了自然,并使其特性明显化,所以物本身变得非常有意义。”

2 原乡风景中的场所依赖(Place Attachment)

场所依赖发生在个人与原乡风景之间,源自个体的空间纽带意识由于全球化以及不断的迁徙而变得脆弱 [18]。哈米特和斯图尔特(Hammitt, W.E.,& Stewart, W.P., 1996)将地方依恋从浅到深依次命名为熟悉感 ( Familiarity) 、归属感( Belonging)、认同感 ( Identity) 、依赖感 ( Dependence) 与根深蒂固感 ( Rootedness) [19]。对原乡风景的场所依赖分为三个要素进行解释:人、过程(情感、认知与行为)和场所(物质、社会)。场所依赖是三者之间的纽带,根据空间的规模、特殊性程度、地方的社会或物质特征以及情感、认知和行为的心理过程。

首先,场所依赖同时发生在个人和群体层面,在个人层面涉及到人和场所之间的联系,比如场所能唤起个人的回忆或者事件发生的情境,这个场所对于个人来讲就会变得有一定意义,这种意义的产生完全是源自个人的体验,形成经验和领悟。在群体层面涉及到内部的公共生活和社会关系;在群体层面,“依赖”包含地方的符号化意义,乡愁作为一种情感表达在思维领域是由一连串原乡风景的符号系统构成,这些符号化的要素促使记忆将过去的场景、时间、季节、人物、事件、味道、颜色组织成带有情感叙事的认知,形成一个片段性但又相对完整的心理认知,诱发对原乡风景追忆与感触。比如“依赖”被描述为社区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社区依附于它所作用的场地,从而保存他们的文化,文化通过共同的历史经验、价值和符号把社区成员与地方联系在一起。L·斯卡内尔和罗伯特·吉福德(Scannell, L. & Gifford, R., 2010)认为场所依赖与宗教有关,经由宗教,特定地方的意义被提升到神圣的地位[20], 比如教堂、寺庙、祠堂、墓地和自然中神圣的地方。

其次,场所依赖涉及到个人和群体与一个地方的关系,以及发生在环境中的心理交互的本质,其中情感,认知和行为构成场所依赖心理的三个方面。在情感方面,个人与场地之间的连接无疑是将情感注入特定的地方,对一个特殊的地点,产生意义、信念、象征、价值的感觉。乡愁与自我的关系表现为一个人回到自己内心世界时的自我对话及观察,从而获得内心世界的坚定与安宁[21]。人文主义地理学家用情感化的语汇来描述对场所的归属感,段义孚(Yi-Fu, Tuan,1974)教授把“恋地情节(Topophilia)”或者“地方热爱”做了人与场地之间情感的连接;爱德华·雷尔夫教授(Relph, E., 1976)把场地依赖定义为是个人与满足其最基本需求的环境之间的真实的,情感上的纽带;林恩·曼佐 (Manzo, L. C., 2005)认为与场地的关系呈现为一系列的情感序列,从爱、满足、恐惧、憎恨到自我矛盾[22]。比如,把一个人在童年时代居住的家或者环境作为重要的地所,但并不能表明这种纽带是积极的,相反那些不幸福或者造成心理创伤的经历可能会创造消极的情绪,甚至于厌恶的情绪。尽管有强烈的负面影响,“依赖”通常会定义为积极的词汇,与一个地方保持密切联系的渴望是场所唤起的积极情绪的体验。在场所方面,原乡风景具有实体和精神双重意义,这种意象的构建或重构是基于离开“场所”之后“对未来的不确定”[23]而发生渴望回到过去,并对

历史或熟悉的地方充满依恋和怀想的心理变化。

第三,在地方依赖中的“地方”方面,特定地方的社会关系和群体认同促使个体依附于地方之中。与此同时,“地方”使个人所属的社会群组符号化与地方认同紧密的结为一体。加斯东·巴什拉(Bachelard, G.)谈及“出生之家”时强调,“它的确是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每当想起它时,就给人们带来安宁和庇护之感”。在同一区域内通过人际互动建立起的亲戚关系和邻里关系成为个人与地方连结纽带,地方依赖的背后是原乡风景中深植于地方的社会关系。阮仪三教授(Yi-San, R., 2015)认为“故乡的老房子所组成的历史空间环境,同时是故乡人们在这些以老房子为主的历史空间环境中的生活活动而演绎的平凡又生动的故事, ...... 地方风土人情都会给每一个生活过的居民留下浓重的记忆”[24]。“地方认同”一词最先被普罗夏斯基 (Proshansky, H.M., 1978)提出,他把地方认同定义为自我身份的信念,包括发生在地方并且满足个人生理、心理、社会和文化诉求的回忆、想法、感受、态度、价值、喜好、意义、行为设想和经验。费孝通教授用地方性来解释乡土社会的生活,他认为人口活动范围在地域上的限制表现出地方性,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 ...... 在

[25]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

原乡风景中的物质环境是除社会环境之外的另一个要素,从建筑环境(住屋、街道、风土聚落、公共建筑)到自然环境(湖泊、公园、乡间小径、林地、山丘),形成个人在原乡风景中的环境认同(Environmental Identity),这涉及到个人在原乡风景中的自我定义,这种自我定义源于对地方的依赖。个体不会直接依赖于地方的物质环境,但这些物质环境所表达出的意义会对个体产生情感上的影响[26],成为情感投射的对象。因此,城镇建设要注重城镇要素的可识别性建构,特别地,家社区-城镇的入口、宅前小路与街道、社区-城镇的节点、街区-村落的标志物以及区域的边界有其独特的可识别性。

3 原乡风景中的地方精神(Spirit of Place)

地方精神作为一种场所感受,其产生“源于对当地风俗和特定场所的特殊性的自豪,或者对一个地方的认同感和归属感”[27],是“人的情感与所处环境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一种反应”[28],诺伯格·舒尔茨认为“地方精神的形成是利用建筑物给场所的特质,并使这些特质和人产生亲密的关系”[29],即与原乡风景产生情感意义上的互动。诺伯格·舒尔茨把人为场所与自然产生关系的方式分为三个层次:首先,人要使自然结构更精确,亦即人想将自己对自然的了解加以形象化,“表达”其所获得的存在的立足点,为了达成此目的,人建造了其所见的一切;其次,人必须对既有的情境加以补充,补足其所欠缺;最后,人必须将其对自然(包含本身)的理解象征化,象征化意味着一种经验的意义被“转换”成另一种媒介,好比自然的特性换成建筑物,建筑物的特质明显地表达出自然的特性。

“地方精神是最伟大的现实”[30],在原乡风景中,一方面 地方精神产生文化意义上的影响力。族群文化的形成是与自然地理环境长期互动的结果,在原乡风景的解读层面,族群文化和自然地理环境杂糅情感与认知色彩,文化中的个体将原乡风景作为熟悉且有意义的场所,当地方精神与乡愁在一定层面上重叠或接近时,原乡风景产生可持续的吸引力,保持文化影响的连续性、稳定性;另一方面地方精神对留存原乡风景的特征、结构、内涵以及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其避免受到非域内因素的干扰以形成一个系统化、质化的整体有促进作用,维护了原乡风景的完整性、逻辑性;最后,地方精神提供了理解原乡风景的基础,对原乡风景的认同与重构有调适作用,拓展了原乡风景的文化性、多元性。

原乡风景中的地方精神对乡愁的影响可以从视觉层面、心理层面和精神层面进行解读。在视觉层面涉及到个体的在原乡风景中的成长经历和对乡愁空间尺度的划定。在个体成长过程中,地方精神的物化要素被个体观察、记录,非物化要素被个体汲取,将日常生活的现象诠释为属于地景和都市环境的艺术[31]。此外,乡愁尺度也根据主体的主观意愿,根据不同文化、不同经历和不同情感投射进行空间尺度的划定,个体在这些空间序列中进行情感投射。原乡风景视觉化的留存构成乡愁思维画面的主体,地方精神也被带入到这些场景之中,此外有关的电影画面、艺术品、书籍中的视觉材料强化了地方精神对乡愁的促成作用,这些视觉材料反衬出个体对地方的认知和期待。

在心理层面,个体与原乡风景中的人、地形、气候、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共存,这些因素涉及到人的经历过程、对事物的响应以及认知。通过与上述因素的接触,个体的生物心理、社会心理和哲学心理被编织在一起,最终走向大文化环境中的自我支持与“保持与一个群体的理想与认同内在的结合”[32]的方向,地方精神也在心理层面成为自我建构与自我重构的根基。

在精神层面,地方精神的地方性特点直接影响到个人性格的塑造,个人通过所见所闻、耳濡目染,承袭了地方精神,把故土风物装进脑海,通过表象系统的建构,形成概念,通过情感体验和心灵濡化,形成价值观。原乡风景是地方精神的客观载体,即使当时空距离被拉开,个体进入新的环境,在精神层面始终带有与原乡风景寻找契合点的冲动,一旦这种被触发,油然而生的会产生乡愁和追忆。

4 文化认知(Cultural Identity)与原乡风景

人生存于文化中,一方面,不自觉地接受着文化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影响;另一方面,在从事的文化活动中,又自觉地加深着对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并在其基础上形成了文化心理[33]。在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 2005)看来,认知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它是自我意识的产物,而文化认知是一种在特定群体之中存在的对共同存在的文化的认知,反映集体自我意识。原乡风景中的文化认知被看作为传承的认知,这是一个连续性的问题,关系到个体的起源和遗传性,该类型文化认知从根本上取决于族群文化形成的特定区域,其更深层

结构是被嵌入个人心理形态的意向与感知。

通常一个人与特定地方相关联的回忆、信仰、意义、眷恋、感怀和知识建构起对地方的认知,原乡风景培养了个体决定所有未来经验的知觉基型(Perceptual Schemata)1),形成对具体环境特质有认同感,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定型,一旦进入这种环境或者相似的环境就会有一种回到过去的感觉。通过回忆,人们创建地方意义并把它与自身联系在一起,比如一个人在那些难忘的时代或重要事件发生的背景下成长。美国德州农工大学(Texas A& M Univ.)乔纳森·史密斯教授 (Smith, J.M., 2009) 引用德国历史学家、心理学家威廉·狄尔泰(Dilthey, W., 1900)的观点认为人通过“外部感知符号”来理解现实世界的内部,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符号指向非可见的“心理现实(Psychic reality)”,史密斯认为是景观“无意识的自传(Unwitting

[34] autobiography)” ,它以有形、可见的形式反映出人的审美、价值、渴望甚至是恐惧,“解释景观”是想象上地进入这种心理现实、现实世界的审美、价值、渴望和恐惧。文化通过共同的历史经验、价值和符号在个人与地方之间建立连结。

知识和信仰最终通过地方的内在特质与个人连接起来,这些认知被个人定义为自己的概念,形成对地方身份的认同感。豪·鲍克斯[35](Box, H., 2009)做了很好的解释,“我们在教堂前的一个商贩那里买了一听啤酒和一个玉米面豆卷。冰凉的啤酒和布满南瓜花的温暖的蓝色玉米面豆卷使我坚定在此地居住的心情变得更加强烈,我觉得自己和这些建筑的关系如此的接近,内心充满了好奇。”当个人在自身、地方产生类似和共鸣的时候,就把物质环境(回忆、思想、价值、喜好、类别)的认知加入到自己的对场地的定义当中。原乡风景中显著的特征(建筑、历史遗迹、文化群)会被凸现出来变得独一无二,并且依附在个人对地方的定义当中。地方对个人认知中的“独特性”和“相似性”提供信息,这些信息的来源是基于物质和社会特征,这种认知促成地方身份(Place Identity),地方身份的差异取决于地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自然地理中比较突出的特征,比如气候、山地景观、岛屿和半岛地形等,这些都是地方提供的信息,并且是“独特的”,某种程度与原乡又是“相似的”。在这种条件下,个人会从认知的角度把自己归属于某个特定地区的人。“相似性”能够再现对于地方的归属感并且能够依附在已经建立的社会群组之内。事实上,相似性把对原乡风景的解读移情到当前的风物当中,潜意识里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对比和参照。比如海外华人形成的华人聚落,几百年前如此,当今也是如此,即便是新来的中国人一开始也会选择在中国城(China Town)立足,强烈的原乡味道弥漫整个街区,从店铺的中文广告牌到熟悉的乡音,从中华元素的装饰到中式料理方式,种种元素交织在一起,还原故土的风景同时也在寻找新的定位,此时国家成为认同的客体,费孝通教授一针见血的指出“这些渗透进我们细胞的元素应该永远都不会变的了”。

在原乡风景的文化认知的行为中,个人或集体的回忆转化成为乡愁不仅仅是因为时过境迁,更包括由地方变迁所引发的 认知的改变[36]。其中,认知过程中的“依赖”是通过行动表达出来的,场地依赖以亲近保持行为为代表,是个人与特定的地方积极的、有感情的连接,主要的特征是维持与这个地方的紧密程度。有两个衡量的尺度,第一是离特定地方的距离,第二是回特定地方的努力程度。关于乡愁的研究表明离开家乡很长时间的个人表现出强烈的返回家乡的欲望,那个时候回程包含着行为层面的努力[37]。另一种在认知层面行为上的表达是地方重建,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灾后的城市建设过程中,城市在进行建设的过程也是心灵上的慰藉与安抚过程,地方的重建本身就是将灾区变成有意义之地,让个体与地方进行情感上的连接,最终用行动参与到地方的恢复过程当中。场所重构也发生在个人迁入新的地方之后场所依赖的情况,许多人选择维系这种与原乡相似的认知上的纽带。

对原乡风景的认知形成于长期频繁地景观体验过程,是再熟悉不过的场景的再现,如汉宝德教授所言地区性传统建筑的保存与乡愁有关,但与大众的喜爱无关,成长于其间的当地居民才会有乡愁这种因素,因为这是这些居民的原乡[38],所谓的“遗产”或“传统”代表着某种想象的共同体[39]。原乡风景的体验者对居住过的、游憩过、工作过的场景有自己的解读,形成自己的记忆,通过构建精神图像来将所理解的与所看到的东西联系起来[40],这对于景观中的个人来说,会在心理层面对原乡风景感到舒适和亲近,形成景观意识,环境的影响力融入到个人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之中。保罗·戈德伯格(Goldberger, P., 2012)认为在熟悉的事物中感到舒适,这很自然。他描述道, “我对自己童年时候建筑和街道的记忆很强烈,但是它们并没有什么惊人的特别之处,没有一位建筑历史学家想要再多看它们一眼,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此刻值得回忆是因为它们平凡的方式影响并塑造着我的建筑记忆”[41]。有时候,一个场地最吸引人的特质不是场所中的实体,而是我们的回忆和梦想穿过时间和空间与之相联系的一切,看到一朵花,或者更进一步闻到花香,会使我们想起往昔的某个时刻,同时形成未来的记忆,或者联想到对我们有意义的诗歌或油画[42],尽管很多人处于长期频繁地原乡风景的体验过程中,但是文化认知上的原乡风景是因人而异的,不同的人会用其独有的认知手段和方法来看待自己的原乡风景,生活在文化中的人对这些再平常不过的瞬间和细节,有人会读出价值与意义,有人会视为刻板和滞后,这种认知上的差异直接决定了现实中原乡风景是不可再造的。

结语

总之,原乡风景是一个比较情感化的语汇,在意识层面可以作为抚慰、感怀的记忆场所,在现实层面可以成为返乡游子浸润其中的体验空间,原乡风景中留存的不仅仅是在历史过程中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文自然证据,还有蕴涵在地方风物之中的价值、意义、精神。由此,形成了循环的关系,即原乡风景与乡愁紧密相连,而乡愁又源于地方,而地方又与人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生活经历的回忆产生乡愁,进而产生对原乡风景的感怀。基于上面的分析,本文从场所依赖、地方精神和文化

认知3个层面来理解原乡风景,以供读者讨论。3个层面是从空间性、地方性、文化性来分解原乡风景的文化隐喻和空间纽带关系,通过抽象与感性的人与具象载体之间的交互来传递对原乡风景的文化感知与认同,促进文化乡愁的构建与情感共鸣的唤起。 注释1)诺伯格·舒尔茨认为这种基型包含了人类所共有的普遍性结构,以及由场所所决定的结构和文化条件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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