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I理论视角下珠三角港台资企业空间特征演变及影响机制研究

OLI Perspective: Spatial Distribution Evolution of Hong Kong-funded and Taiwan-funded Enterpris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South Architecture - - 目 次 - / 马星 黎智枫 张泽 等

摘要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协助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成为了政府、学者关心的重要议题。港台资本曾对珠三角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新背景下为了判断港台投资是否仍会发生以及以何种方式发生;本研究通过港台资企业象征港台直接投资,以珠三角九市的港台资企业名目为数据基础,运用GIS技术在镇和市辖区街道合并的尺度分析企业的时空分布特征;并在国际生产折衷论的框架下解析其影响因素,探索最新的港珠关系。研究发现,2001到2014年珠三角港台资集聚特征明显,15年间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两核双轴串四点”的空间结构。在制造业的所有权优势几乎不变的背景下,成本和制度的区位优势仍然吸引着港台商的资金,但优势正在减弱,集聚的区位优势开始显现;而港台商愈发显现的品牌、代理等所有权优势与珠三角市场、区域和集聚的区位优势共同影响着港资服务业的空间分布。

关键词 时空分布演化;影响因素;OLI模型;珠三角;港台资企业;区域发展

ABSTRACT Whe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was uplifted as a national strategy, assisting Hong Kong and Macao into the overall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s became a concerning issue for government and scholars. Investments from Hong Kong and Taiwan once had a profound impac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PRD).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why and how Hong Kong and Taiwan investments are made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background of China. Hong Kong-funded and Taiwan-funded enterprises were used to represen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of Hong Kong and Taiwan. Based on the Hong Kong-funded and Taiwan-funded enterprise list in nine cities in the PRD,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nterprises were analyzed using GIS technology and the combined scale of the towns and streets across one district. Moreover, the corresponding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analyzed using the framework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compromise theory. Finally, the recent Hong Kong-PRD relationship was explored. There were a significant accumulation of Hong Kong and Taiwan investments in the PRD from 2001 to 2014. A stable spatial structure of "Two Cores-Two Axes-Four Areas" was formed during these years. Given the same ownership advantages to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he location advantages of cost, institutions were still attracting funds from Hong Kong and Taiwan. However, the advantages were weakened and location advantages became clustered. The increasing ownership advantages of Hong Kong and Taiwan investors in brand and agency, as well as the location advantages of the PRD market, region and agglomeration, were influenc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Hong Kong-owned service industry.

KEY WORDS spatial distribution transform; influencing factors; OLI model; Pearl River Delta; Hong Kong Taiwan Funded Firms; regional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 TU984.11+1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0-0232.2018.04.117 文章编号 1000-0232(2018)04-0117-06

作者简介 1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大数据中心,高级工程师,电子邮箱:58708785@qq.com;2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三所,规划师;3博士研究生;4 副教授;3&4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引言

诸多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FDI)是中国城市与区域经济崛起的重要动力[1]。珠三角作为中国吸纳外商投资的前沿地区,境外资本尤其来自香港和台湾的资本在珠三角形成的“前店后厂”的跨境经济模式,推动了区域各市的工业化和城市化[2]。时至今日,香港和台湾对珠三角的投资总额与GDP占比仍高达60%以上,港珠绵密的经济联系成为了影响珠三角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徐江等学者指出新世纪以来,随着珠三角经济崛起,其重工业、高科技产业与服务业日益增强,使香港在区域中的重要性逐渐降低[3],港珠经济关系经历转型期。基于此背景,再次探究新世纪以来港台在珠三角投资区位的分布和影响因素,有助于深入系统地理解港珠关系,从而可更好地理解与落实粤港澳大湾区政策,促进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新的全球经济格局使得外商主体和其投资动机发生了改变,使其在中国的投资动机不再一味地追求低廉的劳动力成本[4]。其次,传统的外商投资区位理论关注的地理空间单元和尺度相对偏大,主要集中在国际、省际和城际等区域间的差异,忽略了区域内部存在的差异[5]。具体而言,现有研究表明珠三角港台资本主要集中在珠三角东岸地级市,但事实上城市开发和发展需要有高精度的外商投资区位指导。同时,基于区位理论的企业空间分布的相关研究主要局限于单一的城市内部[6-9],但事实上外商投资在城市区域尺度下具有集聚效应[10]。

因此,本文选择Dunning所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论” (OLI)作为研究框架。其既保留了外商投资行为发生的解释,又嵌入了现代经典区位论[11]。通过港台资企业象征来自香港和台湾的资金,运用大数据的方法将企业空间分布的研究范围从城市内部扩展到区域内部,试图在大区域尺度下通过高精度的空间单元理解珠三角港台资企业空间演变特征并在国际生产折衷论的框架下分析其影响因素。

1相关研究进展

OLI模型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核心,其认为外商

投资行为取决于公司的所有权优势(Ownership)、被投资区域的区位优势(Location)以及企业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三大因素。公司的所有权优势指公司所具有独特的企业优势,如品牌、金融优势等;被投资区域的区位优势则指包括成本、制度优势等。内部化优势则指,企业有足够能力将其所有权优势在当地区位条件之下内部化的能力,而不是通过出口或者进口获得当地的区位优势。同时,在t时间进入的外商企业的所有权优势O和被投资区域的区位优势L,会随着时间的变化

[12,13]而变化,进而对新的内部化优势提出要求 (图1)。

邓宁进一步在此基础上归纳出资源、市场、效率和战略投资四类的投资动机的跨国企业,并提出了相关的影响因子 [14,15]。

香港和台湾作为欧美产业转移的新兴工业体,改革开放之初的珠三角港台资企业(主要为制造业企业)并不具备与欧美相似的先进的技术和较强的创新能力[16,17]。但其之前多年探索国际市场的经验及其发达的金融体系所带来的通畅的国际外销渠道和灵活的资金借贷是港台资制造业企业的主要所有权优势[18]。此外,李小建、杨春等学者在90年代初的实证指出,接近香港、劳动力成本低廉等成本因素与灵活的制度安排的制度因素是珠三角当时显著的区位优势[19,20]。在此基础上,港珠紧密的社会关系和相近的文化使得交易成本与风险大大降低[20,21],港台资制造业可将其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与珠三角的区位优势内部化。因此,大量的投资行为得以顺利发生。然而,由于中国整体处于转型阶段,新世纪以来珠三角区位要素和香港企业的所有权要素均发生了显著变化,OLI三类因素改变及其对全行业的投资空间分布并未被系统讨论。

2数据说明与研究框架

2.1 数据来源与空间化处理

本文的企业数据来源于 2001、2008 以及 2014 年的工商局企业名目。通过企业注册类别甄选出港澳台合资、合作、独资以及股份企业。由于珠三角港台资本占港澳台资本的比例较高(表1),把上述注册类型企业近似等于珠三角港台资企业。2001、2008 和 2014/3 年的珠三角港台资企业数目分别为 25732,36036 和 50641。通过地址解析的方法,实现了地址信息与坐标信息的转换(图2)。此外,本研究根据行业分类代码,结合唐子来、赵

[22]

渺希 的研究成果将港台资企业分为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一般和生产性服务业五大部类。

本文的研究的空间范围为珠三角九市。考虑到珠三角的特殊行政区划特征,本文选取了市辖区内街道合并和镇作为最小的空间单元,避免空间单元面积差异过大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图2)。

2.2 研究分析框架

基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LI),首先对港台企业的空间特征演变进行描述;然后从企业所有权(Ownership)和珠三角区位优势(Location)两方面分析其近年的演变,进一步讨论所有权和区位的改变如何影响企业的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

3珠三角港台资企业空间特征演变

15年间,港台资企业较为稳定地分布在深圳、东莞、广州(除增城、从化)、中山、珠海(除斗门)、江门市区、佛山禅城、顺德和南海所组成的珠三角内圈层(图2)。内圈层三年港台资企业比例均在85%以上。在内圈层中,港台资企业更偏向于分布在东部,即广州、东莞和深圳三个城市,与珠三角港台企业总量的比值历年均在70%以上。具体来看,珠三角港台资企业空间演变呈现以下特征:

(1)制造业沿广深铁路和广深高速沿线分布的四大

集聚区域并无改变。热点分析和核密度均显示(图3),历年制造业均较为稳定地分布在珠三角东岸两条重要的区域交通设施(广深铁路和广深高速),上述区域所经过镇和区港台资企业历年占比在40%以上。根据热点分析的 z值显示,东莞北部(石龙、石碣、莞城)、东部(常平、桥头)和莞深西部(长安、虎门、松岗、沙井)、莞深东部(塘厦、凤岗、平湖、观澜)形成了较为稳定的集聚区域,该区域z值均大于1.96,被判断为高度集聚;深莞出现了跨越行政边界的集聚现象。

(2)服务业在广深双核的高度集聚趋势并无改变。历年两类服务业均较为稳定地集中在广深的越秀、天河、罗湖和福田区(图3),z 值均在 2.58 以上,是服务业集聚的高值地区。此外,广深两市的港台资服务业企业占比3年均在 70% 以上。

通过企业表征港台投资发现,近15年间港台资本在珠三角形成的“两核双轴”串四点的投资空间结构并没有发生显著改变,珠三角东岸城市始终是港台资本青睐的高地,而且珠三角港台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投资区位呈现出显著差异。

4港台企业所有权(O)与珠三角区位(L)特征演变

4.1 珠三角港台企业所有权(Ownership)特征演变

企业的所有权优势是外商投资行为发生的重要条件之一,因而从企业的规模、产业类型及其主要销售市场等方面分析港台企业的所有权优势。

(1)以中小型规模企业为主的结构不变。通过比较2001、2008 和 2014年工商总局的企业名目中年末从业人员的数量发现(表2),中小企业(从业人数少于300人)仍然是珠三角港资制造业的主体,占比历年均在60% 以上。在服务业中,中小企业(从业人员小于150 人)仍然是珠三角港资企业的主体,历年均占70%以上。

(2)制造业的OEM出口型属性不变。根据香港工业总会 2003 年、2007 年和 2015年的报告可知,出口导向仍然是港资企业的主要销售市场,近10年间只是出现

了轻微下降,占比均保持在70%左右(表3),说明海外市场仍然是港资企业的主要市场。此外,中华厂商联合会 2010 年的报告指出OEM仍然是港资企业主要的生产经营模式,比例从2001 年的 73.2% 上升至 2010 年的83%;营业额占比亦从 50.9% 上升至 56%[23]。

(3)港台资服务业企业比重迅速增加,制造业企业基本稳定。以服装、纺织、玩具等传统行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数量三年均较为稳定,并呈现轻微下降;以电器机械及通用设备和电子信息设备为代表的资金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历年缓慢上升;说明港台资制造业的产业价值区段提升较为缓慢。此外,以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和仓储物流业为主的港台资一般服务业与以房地产和租赁及商业服务业为主的港台资生产性服务业近15年来均呈现出较大的增速。总体而言,2014年港台资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占比基本相同,服务业企业占全部港台资企业的 48.26%(图 4)。

通过 15年间的港台企业的所有权优势演变可知,得益于香港发达的金融体系与便利的融资渠道,港台企业资金灵活的所有权优势一直保持,大量港台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体。97香港回归后,其多年探索国际市场的经验仍然使港台资制造业通畅的国际外销渠道所有优势得以保持,外销市场表现良好,但内销市场则一直较弱,背靠祖国的地缘优势并没有转变为内销市场的新所有权优势。此外,资金和技术密集制造业的上升速度较缓,相对低端的国际代工仍是港台企业的经营模式[24],表明港台企业技术增值过程较为缓慢,并未产生国际领先技术的新所有权优势。总体而言,近15年间港台制造业企业的资金灵活和国际渠道通畅的所有权优势基本保持稳定,但并未产生如内销市场、自主品牌等新所有权优势。在服务业层面,香港作为亚太重要商业中心和珠三角重要服务中心,其商业服务、品牌和国际代理的所有权优 势则逐渐显现,服务业投资增加迅速。

5.2 珠三角区位特征(Location)演变

由于港台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空间分布和投资动机均有显著差异,在讨论珠三角区位特征演变时分为制造业和服务业两大部分。

(1)资源导向型的港台制造业以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为主的港台资制造业,传统的成本要素(运输成本、生产成本)、制度要素、集聚要素是重要的区位优势。近年珠三角的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在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甚至出现了“用工荒”的现象,工人对工资和工作条件要求逐渐提高[24]。同时,随着“腾笼换鸟”与“双转移”等企

[25]

业引导战略 的出台,逐步收紧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央权力下放以及税制减免的政策优势,东莞各镇和村的招商引资的自主性受到影响 [19];成本与制度要素出现较大的转变。此外,从15年来稳定的制造业投资区位推测,制造业的投资可能会因为企业之间的联系而在原地不断集聚增强。港资制造业历年均保持一定比例的转厂贸易亦印证了港资企业上下游之间较为紧密的互动。综上,选取了成本、制度和集聚等17个要素作为影响港台资制造业选址的区位因素(表4)。(2)市场和区域效率导向型的港台服务业与制造业不同,服务业的投资主要以开拓珠三角的市场为主要目的,因而市场和区域效率因素是影响服务业投资的重要因素[13]。改革开放之初,珠三角经济实力较弱,尚未出现规模的内销市场。同时由于港台制造业出口外销的属性,服务于本地市场的流通业远远落后[26]。然而,随着珠三角经济的腾飞,珠三角的社会零售消费总额、中产阶级数量已位于全国前列,珠三角市场优势逐渐显现明显。此外,广州、深圳等珠三角核心城市通过机场、港口和高铁枢纽等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不断增强其区域服务的效率[26]。综上,选取了市场、区域效率和集聚作为影响港台资制造业选址的区位因素(表5)。

为了检验上表各要素与新增港台资企业的相关性和重要性,选取 2014年新增的港台资企业为被解释变量,对五大行业部类分别选取表4和表5各因素为解释变量,有效样本量 430个。由于落在每个空间单元中的港台资企业数量是不连续,呈现出明显的离散特征,故选取泊

松回归模型进行解释 [8,9,27],该模型的重要假设是因变量的条件均值与条件方差相等,公式如下:

,

通过 SPSS19的单样本 Kolomogorov-Smirnov 检验,2014年新增的珠三角港资企业数量渐进显著性均小于0.05,模型理想。利用 STATA对其进行泊松回归,其中 10年外来人口和农业人口密度与适龄劳动人口共线被踢出。

泊松回归模型显示:在成本因素中,与香港的距离、道路网密度、是否有铁路以及适龄劳动力人口等4 个值指标,均在1%的水平上与三类制造业企业呈现显著正相关;与 2010年的平均工资价格出现了负相关。说明珠三角的运输成本和生产成本的区位优势仍在发挥作用,但是随着日益上升的劳动力价格,生产成本优势将可能逐渐削弱,特别对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制度因素中,新增的制造业均集中在先前放权指数较高地区(市辖镇地区),三类制造业均在1%的水平上与放权指数呈现正相关。广东省主体功能区划、产业转移园等政策尚未能对三类企业产生引导作用,而放权指数较大地区也落在了主体功能区中的优先发展区,逐渐收紧的政策将改变之前较为灵活的制度安排,制度优势亦可能逐渐减弱。在集聚因素中,三类制造业均呈现出显著的相关性,且明显高于制度和成本因素中的影响因子。

市场因素、区域效率因素和集聚因素影响着港资服务业的空间分布。一般服务业与2010 年常住人口在1%水平上呈现正相关,且z值高达24.82,说明珠三角的市场优势开始显现;生产性服务业与中心城区在1% 的水 平上呈现正相关,z值为12.22,成为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布局的重要因素。同时,集聚因素对上述两类港资服务业亦有重要影响(表6、7)。

结论与讨论

来自港台的资金主要集中在珠三角东岸地区(深圳,东莞和广州),且制造业和服务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空间分布,共同形成了“两核双轴串四点”的稳定空间结构,该发现细化了相关研究发现[6,24]。根据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外商投资行为的持续发生,需要取决于被投资区域的区位优势、企业的所有权和内部化优势。经过多年的发展,港台商所形成的制造业集群的集聚优势已经显露;集聚因素成为当今影响港台资制造业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同时,珠三角的传统成本优势和制度优势仍然是吸引港台资企业的重要区位因素,但随着珠三角劳动力成本价格的上升和制度变迁的收紧而逐渐减弱。成本与制度条件的变化导致了企业运营成本的上升,这便要求港台企业通过新出现的集聚和市场规模的优势,配合技术升级、扩大销售渠道等新的内部化优势加以抵消。然而,根据港台资制造业企业的所有权优势近年来并无产生明显变化,技术增值和市场开拓所需的时间和资金成本对大量的 OEM的中小型港台资企业产生了较大压力。因此,由于新的内部化优势的缺失,未来港台制造业资本将有可能与珠三角的区位优势产生失配现象(图5),制造业投资可能不会大幅上升。而在服务业层面,香港作为历史悠久的国际贸易中心,其所积累的品牌和国际代理优势以及商业服务优势,伴随着珠三角经济和市场的迅速崛起愈加显现;各城市尤其是广州和深圳中心城区的市场

和区域效率优势,将可能与香港所擅长的服务业优势相结合,在 CEPA的制度框架的保障下,未来服务业的投资可能显著增加(图5)。

因此,本研究推测四大港台资制造业集聚区作为主要的出口型制造业的后厂与香港作为服务国际市场的前店的传统制造业模式将会依赖于地理邻近而继续存在,但是其要解决内部化优势所提出的新的要求。以广深的中心城区为主,其余地级市的中心城区为辅的;不依赖于地理邻近的“节点网络”型的服务业模式很可能是港珠经济的新联系。珠三角各城市的中心城区凭借着市场优势吸引着具有品牌优势的港资服务业资本的进入;而广州和深圳等凭借着其区域的效率和人才优势,将有可能作为香港先进生产性服务业的新基地;并为珠三角其他制造业企业提供商业服务。因此,在城市基础设施如区域轨道交通、新增高速公路的规划布局上应该充分考虑这一港珠经济关系的转变。图表来源

图1 ~5、表 4~7:作者绘制;

表 1:2014 年各市统计年鉴;

表2:工商局企业名目;

表3:香港工业总会 2003,2007,2015 年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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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珠三角港台资企业规模比例

表 1 2013年港澳台对珠三角九城市投资总额比值 备注:中山、佛山数据缺乏,肇庆2014 年年鉴尚未公布,用 2012年的数据进行替代。

图 1 OLI 模型概念图 图 2 2001,2008 和 2014 年港台资企业空间落点图与珠三角最小空间单元 图 3 2001,2008 和 2014 年港台资制造业(a,b)与服务业(c,d)核密度与G统计图

高低 0 0 50m 50m

0 50m

高低 0 50m

表 4珠三角港台资制造业影响因素汇总表 图 4 珠三角 2001、2008 和 2014 年5大行业部类企业数量图

表 3珠三角港资企业销售市场

表 6 2014新增港台资制造业泊松回归结果

表 7 2014新增港台资服务业泊松回归结果

表 5珠三角港台资制造业影响因素汇总表

图 5珠三角港台资企业OLI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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