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宋代古典园林公共活动研究

The Public Activities in Classical Gardens in Fuzhou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摘要 在我国，公共活动始终伴随着古典园林发展的过程，它生动展现了当时的民俗文化。宋代是园林公共活动发展的高峰时期，此时的福州古典园林公共活动时代性和地域性特征较突出，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文章利用历史文献资料和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探究福州宋代古典园林公共活动内容及其社会影响，可得出结论：福州宋代古典园林的公共活动与当地节日风俗紧密相关，体现了福州土著文化与中原文化、外来文化的融合，促进了社会各阶层的交流，使得社会风气更加平等、开放、自由，对于宋代福州社会环境的稳定和谐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 福州；宋代；园林；公共活动

ABSTRACT In China, public activities are always accompani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gardens, which display the folk culture of that time. The Song Dynasty witnessed the peak of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garden activit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ge and region were prominent in public activities of the classical gardens in Fuzhou and should be the subject of research. In this paper, public activities and the social influence of the classical gardens in Fuzhou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are discussed using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research methods of literary sociology. It was concluded that public activities in the classical gardens in Fuzhou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local festive customs, embodie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indigenous culture of Fuzhou with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es, and promoted communication across all levels of society. As a result, the social hierarchy in Fuzhou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became open, free and equal. This resulted in the stability and harmony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in Fuzhou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KEY WORDS Fuzhou; Song Dynasty; gardens; public activities

中图分类号 TU986.5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0-0232.2018.04.107 文章编号 1000-0232（2018）04-0107-04

作者简介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硕士研究生，电子邮箱：251882901@qq.com

公共活动始终伴随着我国的古典园林发展过程。具有公共性特征面向公众开放的园林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各个阶层公共活动的舞台，生动展现了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对民俗文化的影响，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人的社会文化与园林审美。对于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公共活动的研究是中国园林史上的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课题。

对于福州古代园林中的公共活动及其对城市生活的影响的史料较为零散。当前，既有的对福州古代园林的研究中，存在着对福州古代园林的公共活动研究的缺失。福州地理地貌特殊，既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也 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以及佛教传播中心，既受到中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影响，又拥有着特殊的封闭性和完整性。这使得福州古典园林中的公共活动既具有中国古典园林公共活动的共性，又具备浓郁的地方性。我们可以通过它，更好地透视福州古代的城市风貌、人文习俗。我国古代历史上最开放的时期即为宋代，该时期的市民化特征十分浓郁。福州古代园林正是受这一社会氛围的影响开始发生变化。此时福州园林公共活动的民众参与度大大提高，活动内容也变得十分丰富。因此宋代的福州古典园林的公共活动具有典型性研究价值。

1福州早期园林公共活动发展

早在汉初闽越王无诸时代，福州就出现了供公众游玩的园林。《三山志》曾有如下记载：汉闽越王无诸，九日登于山九日台，在金鸡山之北登云路下的桑溪“流杯宴集”，泛菊花酒[1]641。”这一记载早于王羲之的“曲水流觞”五百年。我们可以把这种源自于上古祭祀祓禊的登高饮唱和踏青游览的活动看做古代福州公共园林活动的开端。

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在西晋初期传入福州。《八闽通志》曾这样描述：“缁黄有庐，昉于后汉，而东南郡县犹未有也。自吴孙权始建。建初寺于江东，建洞元观于方山，而后寺观始蔓延诸郡以及于闽。历晋、宋、齐、梁而始盛，

[2]1089又历隋唐以及伪闽而益盛，至于宋极矣 ！”《鼓山志》中所记载的“五代梁开平二年，闽王审知具百戏香花诣雪峰延神晏国师。”是福州史料中记载的较早的同时有王公贵族、僧人、戏子、百姓等社会各个阶层同时参与的园林中的公共

[3]1

活动 ”。

2福州宋代古典园林概况

根据史料记载，宋代福州古典园林的主流类型有私家园林、寺观园林，其他的非主流的园林类型还有衙署园林、祠堂园林、书院园林和公共园林等等。

其中，私家园林属于福州的贵族、官僚、缙绅等地方势力集团，如“光禄卿程公师孟游法祥寺，置光禄吟台”。[1]42但在宋代的开放平等，“与民同乐”的思想影响下，在一些重要的节日，如元宵节等，这些园林会对公众开放，由此引出一系列相关的公共活动。

福州信仰多元，既有佛教道教这样的主流传统宗教，又有地方性的闽越时期流传下来的巫文化和一些民间信仰，各种寺观遍布城郭内外。由于福建有“舍田赡僧”的地域性特色习俗，宋代福州的寺院拥有大量的土地，寺观经济与世俗的地主小农经济并无二致。得益于福州寺观经济的发展，此时福州寺观园林已建造得十分精致。如三山志中所说：“祠、庐、塔、庙，雕绘藻饰，真侯王居，而日与市人交臂接席。回视曩昔，异乎吾所闻者。” 修建于城市之中繁华之地的寺庙园林，往往既是宗教活动的场所，又是市民的公共活动场所，如开元寺园林。此外，很多位于风景名胜区的寺观园林平日里不仅对香客开放，还设有客舍以接待游客，允许借居，如鼓山涌泉寺园林。

由于山多水多，福州有许多由官府出面策划或为缙绅赞助的依山傍水而建的公共园林，其中有福州城内著名的“三山” （于山、乌山、屏山）公共园林，也有由五代闽王的私家园林改建而来的西湖公共园林以及基于水利设施所修建的南湖公共园林。

此外，福州当时的衙署园林、祠堂园林等特殊类型的园林， 经过一些经营改造，有时也会对公众开放，允许进行一些公共活动。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衙署园林西园和州园的春季开园活动。

3福州宋代古典园林公共活动

3.1 私家园林

福州宋代的私家园林较之以往时期具有一个显著特征，那就是在一些节日会对普通百姓开放，如中国传统节日元宵节和福州地方特色节日七月半等。

据明代谢肇淛所撰《五杂俎》一书中所言，“天下上元灯烛之盛，无逾闽中者”。在福州方言中，“灯”与“丁”同音，“添灯”即“添丁”。福州自正月十一日晚上其就有夜间燃灯者，到了正月十三日晚上则家家灯火通明，犹如白昼。此时的富贵人家会打开重重大门，允许普通市民来家中游赏，以至于远乡下邑之人都往来不绝。《三山志》对此曾有记载：“朱门华族设看位东西衙廊外，通衢大路，比屋临观。仍驰门禁，

[1]642

远乡下邑，来游者通夕不绝 。”《五杂俎》也曾记载道：“富贵之家，曲房燕寝，无不张设，殆以千计，重门洞开，纵人游玩。市上则每家门首，悬灯二架，十家则一彩棚。”彩棚即福州当地在重要节日中所搭建的木架戏台，用以妆演故事，又叫“台阁”。彩棚之上表演着俳优百戏，吸引了大量的百姓来此观看，摩肩接踵，人山人海，彻夜欢腾。谢肇淛的《五夜元宵》诗中曾对彩棚有过描写：“彩棚高结彩霞标，火树银花第二宵 [4]506-507。”

福州附近乡间，视七月半为一大节，谓之“半段”[5]。因此时到了全年一半的阶段，福州的早稻已经收获，正值农闲时分，因此民间会在此时“做半段”。此时人们多广招亲友欢宴数日，富贵人家更是以宾客众多为荣。他们甚至会在院中设戏台演剧来吸引和娱乐宾客，彻夜欢歌。同样的，到了秋社，即九、十月之间，晚稻收获之时，也有类似的活动，此时富贵人家也会开园宴请，不论生熟均可入座[5]。

3.2 寺观园林

在这一时期，寺观园林主要负责举行民俗庙会、宗教法会和文人雅集等活动，这与城市公共园林十分相似。

庙会，起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于唐代，最终在宋代发展成熟，元明清时期则盛行于民间。宋代福州的寺观数量极多，有寺观必有祭祀，有祭祀必有庙会，有庙会必有演出，因此各个寺观皆有戏台，以备演戏之用。有的搭建在空旷之地，有的则是临时搭建于庭院之中，观众不受限制，也不用给钱，以表示“同乐”之意。这些戏统称为“高台戏”。

相传，元宵节燃灯习俗与佛教的传入有关。福州城内外寺庙每年都会在正月初十之前，张灯结彩，以庆贺元宵佳节。人们在寺庙内高悬纸制长灯，并在灯上写上庆祝元宵的联语。《三山志》中对此有记载：“官府及在城乾元、万岁、大中、

庆成、神光、仁王诸大刹，皆挂灯球、莲花灯、百花灯、琉璃屏及列置盆燎。惟左右二院灯各三或五，并径丈馀，簇百花其上，燃蜡烛十余炬，对结采楼，争靡斗艳；又为纸偶人，作缘竿、履索、飞龙、戏狮之像，纵士民观赏[1]640。”在元宵节晚上，福州太守在宴饮过后会带着众多下属携灯与群伎到寺庙佛塔上登高揽胜。百姓们则在塔下争相仰望。“既夕， 太守以灯炬千百、群妓、杂戏迎往一大刹中以览胜。州人、士女却立企望、排众争睹以为乐 [1]640。”

农历四月初八为浴佛节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起的宗教节日，唐宋前后流行于福州民间，其主要习俗是浴佛、受戒、放生等。在这一天，佛教寺院举办法会，名曰“龙华会”，以五色香水灌洗佛像，方言曰“佛洗灾”。《三山志》记载：“四月八日庆佛生日。是日，州民所在与僧寺，共为庆赞道场[1]642。”浴佛节这天，各禅寺和尚受戒，市民前往观礼者甚多，以鼓山涌泉寺、怡山西禅寺最为热闹。福州古诗词中对鼓山观受戒这一活动有过描绘，如刘萃奎的《福州竹枝词》：“禅林浴佛供香花，误认生辰是释迦。谁上鼓山看受戒，今朝盛会在龙华[6]。”又如林祖焘的《浴佛节》：“涌泉寺集许多僧，盛会龙华事可证。士女如云观受戒，扶筇蹑屐鼓山登[7]。”为庆祝佛祖诞辰，各善堂还会在这一天举行大型的放生活动。宋代的佛教寺庙通常都建有放生池， 供教徒和民众来寺庙烧香拜佛时放生。鼓山涌泉寺的放生池建于宋绍兴年间，位于寺庙的东南方向，方圆四十余丈。李拔《鼓山放生池观鱼》中曾描写道：“鼓山上寺前有方塘，大约二亩。其水澄澈，广而且深。养放生鱼无虑千万，大者数尺，小者数寸，充牣其中。观者投以香饵，争食跳跃，驯扰可乐[3]363。”

因为大乘佛教本来就具有悲天悯人的宗教精神，所以古代佛教寺院，往往具有接待旅游的功能[8]。两宋时期的南方寺庙甚至发展出了专门用于接待过往游客的子院或建筑。根据《鼓山志》石刻卷、艺文卷中的文人诗词可知自宋代起，鼓山就不乏文人雅集活动，且多以涌泉寺为目的地或借宿地点。如刻于灵源洞的“庆历丙戌秋，邵去华宿鼓山寺。”又如蔡襄的《鼓山》一诗中所云： “乘舟逐早潮，十里登南麓……朝鸡乱木鱼，晏日明金屋[3]169。”这些文人士大夫与佛寺僧人来往密切，一些文人雅集活动也曾邀请僧人参与，无尽石门南向的朱熹所留石刻就记载了这样的活动：“淳熙丁未，晦翁来谒鼓山嗣公，游灵源，遂登水云亭，有怀四川子直侍郎。同游者清漳王子合，郡人陈肤仲、潘谦之、

[3]47黄子方、僧端友。”（朱熹，字元晦，号晦庵，晚年自称“晦翁”。 ）还有一些雅集活动是以高僧为中心的，如“大观己丑仲秋丁酉，需老开堂。师座邀部使者俱至，四司僚佐预者六人，公翼、全叟、君举、子震同登大顶峰 [3]49。”

3.3 公共园林

福州宋代公共园林的主要类型有山林型风景区和湖泊型风景区。其中山林型风景区的主要公共活动类型有登高、禊饮、祭祀、放纸鸢等等，而湖泊型风景区的主要公共活动类型有竞渡、 放生等等。

“闽中以二月二为踏青节[4]507。”二月二为寒食节，在这一天福州百姓会出门踏青，采摘野菜来做肉羹，并称之为“煮菜臛[1]641”。当地官员也会在此日携幕僚属下等人登高望远，吟诗作赋。时任福州太守的程师孟就曾写诗《寒食游九仙、乌石山》。

汉代之前，上巳为农历三月上旬的巳日，魏晋时期，上巳节被定为三月初三，并被修改规定为春禊。到了宋代，人们会在上巳节聚集在水边，举行临水祓禊仪式，并曲水流觞，登高赋诗。“国朝以来，太守禊饮之地有三：一曰，南湖禊游亭……二曰，东禅秉兰堂……三曰，圣泉曲水亭[1]641。”

祭祀祖先是福州人非常重视的一项活动，每逢佳节，均有人上山祭祀亡灵。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春秋二祭”。

宋代福州的春祭通常定在寒食节。此时百姓们都会携族人上山扫墓，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曾有这样一首诗描述了此时福州城的景象：“坟前致祭酒三杯，点滴何曾到棺材; 地下料应无币厂，只好人间造钱财[9]。” 扫墓完毕，族人们还会在山上以长幼顺序列坐，相聚宴饮，以达到尊祖睦族的教化作用。

福州的秋祭一般在中秋节前后举行，并以重阳节为秋祭祖墓日。福州的重阳节习俗是随着衣冠南渡，中原汉族大规模入闽而来，但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人们所传说的后汉桓景登高避祸的故事，福州的重阳节源于汉闽越王重九于山登高的传说。在这一天，福州的许多登高者会带上风筝。在福州，风筝又称“纸鸢”，在其方言里“纸鸢”的“鸢”字与“灾殃”的“殃”字同音，因此有人会待风筝飞至高处再将风筝线剪断，以求避免灾殃。此外，还有一些诗社会组织重阳诗会。《八闽通志》曾这样记载： “重阳，郡人率以是日登高临赏，饮菊酒以延年，插茱萸以避恶 [2]57。” 凌霄台是乌山的最高点，其台面极为宽广，数百人可同时活动。宋代书法家蔡襄曾写过一首流传甚广的《登凌霄台诗》描绘了登台望远的场景：“缔结青云上，登临沧海滨”。

宋代福州的竞渡活动多发生在南湖、西湖。据《三山志》中记载，宋代政和至宣和年间，从尚书黄裳到侍郎陆藻担任太守期间，地方官员会在上巳节登上禊游亭，观看百姓的南湖竞渡活动。

福州西湖初为晋郡守严高所凿，唐刺史王翃扩建，五代时，成了闽王朝的御花园。宋代，政府在兴修水利的同时，疏通了西湖、修筑了五道堰闸和三座桥梁。南宋宗室、福州知州兼福建抚使赵汝愚还在西湖湖边修建了澄澜阁，重新整改了湖中的亭榭和梅柳两堤，并品题“福州西湖八景”。正是宋代政府对西湖的修葺，让西湖从闽王的私家园林转变为公共园林，增加了福州的城市功能，提高了福州的文化品位。正如朱熹诗云：“越王城下水融融，此乐从今与众同[10]134。”宋代福州府事蔡襄曾写诗记载西湖的寒食竞渡活动：“山前雨气晓才收，水际风光翠欲流。尽日旌旗停曲岸，满潭钲鼓竞飞舟。浮来烟岛疑相就，引去沙禽好自游。归骑不令歌吹歇，万枝灯烛度花楼[10]133。”

此外，他的《四月八日西湖观民放生》诗还描写了福州浴佛节百姓西湖放生的场景。

西湖的公共游赏活动既包括了普通百姓们的俗游赏，又包括了文人士大夫们的雅游赏。宋代著名诗人辛弃疾、陆游，以及名相李纲等人曾在游赏西湖时留下许多优美诗篇。其中，辛弃疾在他的《游西湖词》中的“烟雨偏宜晴更好，约略西施未嫁”与苏轼描写杭州西湖的名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有异曲同工之妙，使得福州西湖名声更胜。而李纲的《会宴湖亭》更是记载了当时士大夫们在西湖之上举行的会宴饮酒活动 [10]133。

3.4 祠堂园林

祠堂园林本身具有一定的纪念和教化意义，通常供祭祀活动之用，福州地方的祭祀活动往往具有一定的巫文化色彩，有时还会加入一些戏曲歌舞活动。

忠懿王庙园林本为闽王私家园林。晋开运三年，福州被吴越吞并，吴越王钱氏在闽王旧第建立忠懿王庙，该园林成为祠堂园林 [1]98。自宋代起， “历代以来,每岁有司必牲醪取祠下土为春牛[10]47。”这种福州地方风俗叫“迎春牛”。“相传看牛则一岁利市[11]。”在这一天，福州城内百姓都会倾城而动，来此讨吉利。当地太守还会设迎春彩仗，让百姓前来欣赏歌舞表演。谢肇淛曾在《壬子正月三日迎春牛》一诗中描写道：“入岁才三日，逢春又一回。剪花当绣户，选伎上歌台[12]。”

3.5 衙署园林

“与民同乐”是古代统治者统治、教化人民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在宋代达到巅峰，形成“政和、民安而后君王乐”的思想。宋代福州安抚司的西园和提刑司署内的乐圃不仅供政府官员及其家属日常游赏，普通百姓也可在每年二、三月入园游玩。

宋代福州安抚司的西园，又称“州园”、“春台馆”。原为宋开宝九年，钱昱所建“甘棠院”，院中有四亭，分别名为“梦蝶”、“枕流”、“临风”、“绮霞”。宋天圣年间，郡守陈绛重修。到了熙宁六年，郡守元秋中将其更名为“春台馆”。宋时每年二月二寒食节时向民众开放一个月，许多人来此划船竞渡、荡秋千。宋代诗人蔡襄曾就此作诗《开州园》：“风日朝来好，园林雨后清。游鱼知水乐，戏蝶见春晴。草软迷行迹，花深隐笑声。观民聊自适，不用管弦迎。”

乐圃位于宋提刑司内虚静堂之北，每年三月开放一个月。据《幸堂记》所记载，东圃之南种有两桂花树，藏春亭西边荔枝楼下遍植荔枝，从荔枝楼向北看去有左右莲沼各一，园内还有小山耸翠，是百姓春日游玩的好去处[13]。

这种将衙署园林向百姓开放的活动一年一次代代相传，最终凝成了福州城空前的市民盛宴和最美好的城市记忆。

结语

福州宋代古典园林的公共活动与当地节日风俗紧密相关， 体现了福州土著文化与中原文化、外来文化的融合，促进了社会各阶层的交流，使得社会风气更加平等、开放、自由，对于宋代福州社会环境的稳定和谐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虽然元代福州城墙再次被摧毁，中书省也被迁至泉州，大批百姓外迁，福州的生产力水平和文化发展受到了一定影响，但这些消极因素也没能遏制宋代遗留的公共活动的发展势头，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描述了他眼中的福州，赞美福州是“闽国美丽的首都[14]。”到了明清时期，得益于商业发展，文化繁荣，福州的园林种类与数量都大幅度提升，出现了大量具有一定公共性质的书院园林、会馆园林，私家园林、寺庙园林和公共园林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据明谢肇淛《五宵元宵诗》和陈元《闽山庙记》中的记载，“更说闽山香火盛，鱼龙百戏列齐筵”、“每岁三月三，则聚富室奇玩，竟为杂剧，道神出游”[15]，可见明代时，福州园林中的公共活动的内容愈发丰富，吸引了大批民众热情参与。清朝末年，福州成为通商口岸之一，受外国文化影响，出现了许多教堂、医院、学校、游泳池、旅行社等，园林类型与园林活动极大丰富，园林公共活动成为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福州宋代古典园林的公共活动对后世之影响可谓深远。

参考文献

[1] 梁克家.三山志 [M]. 福州：海风出版社，2000.

[2] 黄仲昭.八闽通志 [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3] 黄任.鼓山志 [M]. 福州：海风出版社，2006.

[4] 徐景熹.中国地方志集成•乾隆福州府志 [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5] 蔡少谷.鸢飞鱼跃斋随笔[M]// 郑丽生.郑丽生文史丛稿.福州：海风出版社，2009：389.

[6] 刘萃奎.琼台吟史诗初稿•餐荔社集 [M]// 郑丽生.郑丽生文史丛稿. 福州：海风出版社，2009：340.

[7] 林祖燾.闽中岁时杂咏 [M]// 郑丽生.郑丽生文史丛稿.福州：海风出版社，2009：340.

[8] 王贵祥.中国汉传佛教建筑史 [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1247.

[9] 赵麟斌.福州民俗文化述略[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182. [10] 王应山.闽都记 [M]，福州：海风出版社, 2001.

[11] 张世南.游宦纪闻 [M]// 郑丽生.郑丽生文史丛稿.福州：海风出版社，2009：278.

[12] 谢肇淛.小草斋集 [M]// 郑丽生.郑丽生文史丛稿.福州：海风出版社，2009：278.

[13] 林枫 .榕城考古略 [M]. 福州：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80： 38.

[14] 雷芳 ,朱永春.闽东古典园林发展史略[J]. 华中建筑, 2009, 27(7):152-156.

[15] 徐鹤苹.福州文化志[M].福州：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2003：4. [16] 秦柯，彭历.《西斋图》及其所描绘的园林[J].华中建筑，2017（1）： 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