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Man in the Century

谁按下了中国人的快进­键?

全民焦虑时代,

- 责任编辑/卢春燕

1 月 1日,罗振宇的人生中第二次­大型讲演《时间的朋友》,一如既往的精彩,一如既往的激动跨年。在罗振宇看来,在“流量获取或越来越难”的当下,未来商业战争的决胜之­地只有一个——时间。

可谁都知道,时间一去不返,于是中国人不可避免的,全民焦虑起来:快啊,这是一个抢钱的时代,你怎么还在磨叽?你看看人家马云,看看人家刘强东!

我想起上世纪 70年代安东尼奥尼所­拍纪录片《中国》,意外为中国保留了那个­年代国人淡定的一面。倘若这位意大利导演今­天再来,会发现中国淡定不再,代之以急急火火的追名­逐利。

在《论美国的民主》(1835) 一书中,托克维尔用了一章的篇­幅述说“为什么富足的美国人常­常如此焦躁不安?”, “永不知足”同“过高期望”以及“妒嫉”:美国自杀率不高,焦虑症却猛增。

可见美国梦也有它病态­的一面。

今天,美国梦消停了,中国梦甚嚣尘上。轮到中国人焦虑了。

身份焦虑症中的中国人

陈丹青在上次《新周刊》的“生活方式论坛”上感叹人们的生活总是­被“规定”着。所幸,他干了两件无用的事:写文章与画画。所谓艺术家就是能干自­己认为爽的事的人。

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人们被闹革命、批判、下乡、回城规定了;在计划体制下,人被粮票、布票、油票等规定了;现在,在商品经济时代,人们又陷入商业集权的­规定,被电脑、马桶、空调和手机规定了。陈丹青在现场发问:我们今天谁可以不靠手­机过日子,请站起来!

要不就活在被权力规定­的生活下,要不就活在被商业规定­的生活中。

中国古人被三纲五常规­定着,淡定安逸。改革开放前有单位规定­着,生老病死有人管。现在没人规定了,那就接受市场经济的苦­逼历练吧!

生活方式就是限制方式。你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就­是选择了某种限制,无一例外。卢梭早就说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相对三纲五常和单位领­导,本人宁愿选择被商品经­济规 定。理由简单,因为有相对的选择的自­由(Freedom of choice)。

焦虑是自由的伴随物。当你能相对“自由”地追名逐利时,焦虑即空前增加。《身份的焦虑》(Status Anxiety)的作者阿兰·德波顿提示中国人:新的经济自由使数亿中­国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 然而,在繁荣的经济大潮中,一个已经困扰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也东­渡到了中国:那就是身份的焦虑。

“身份的焦虑是我们对自­己在世界中地位的担忧。不管我们是一帆风顺、步步高升,还是举步维艰、江河日下,都难以摆脱这种烦恼。为何身份的问题会令我­们寝食难安呢?原因甚为简单,身份的高低决定了人情­冷暖:当我们平步青云时,他人都笑颜逢迎;而一旦被扫地出门,就只落得人走茶凉了。其结果是,我们每个人都惟恐失去­身份地位”

是的,每时每刻都被成功人士­的故事所包围。传媒、饭桌、颁奖会,无孔不入地叫嚣:要成功!要成功!我们能接受一个远在天­边人的成功,却不能接受一个身边人­的晋升或中彩。

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感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辛苦­劳作、来回奔波到底为了什么­呢?被他人注

意、被他人关怀,得到他人的同情、赞美和支持。”对人最严厉的惩罚就是­把他仍到繁华的大街上­却无人关注。

假如“自我”是一个气球,里面装着别人对你的评­价,那你就被别人尊重或鄙­视规定了。对身份地位的渴望,同人类的任何欲望一样,都具有积极的作用:激发潜能、力争上游、阻止离经叛道的行径。于是你不可避免患上身­份的焦虑症。而做一些“离经叛道的行径”或许正是救赎之道——做些无用之事以治愈时­代焦虑症。

你有过一个幸福的童年­了吗?

关于该不该让孩子做“没用”的 事,力挺派认为“没用”的东西最有价值。伟大的艺术都是在“没有用”的情况下诞生的。但多数中国人成长的路­径,都是被逼去做那些社会­认可的“有用的事”、“正确的事”,我想,这正是这个时代不快乐­的根源。

逼孩子去学奥数、学英语是“有用的事”;让孩子学会交往、学会合作、学会管理好情绪是“无用的事”,而往往这些看似无用的­事却又与孩子的幸福息­息相关。我们孩子们的生活被格­式化为单一的应试教育­菜单,你不选择,就被抛到这架庞大的成­功机器之外。

国外教育界日益提倡一­个人“同理心”的重要:一种能深刻感知和分享­他人情绪的能力,所谓感同身受。“同理心” 是同情心的前提,被《全新思维》的作者概括为右脑六大­能力之一。我以为,微博就是个锻炼人同理­心的地方,是对现行教育缺失的一­种意外补偿。90后为何频频被曝发­飚?从小生活在以我为中心­的温室,基本没有机会领教这个­真实世界是怎么看他们­的。

我可以自豪地说,我领孩子去捉过蛐蛐、钓过鱼,让他们夜晚走过玉米地。但多数时候,为了“培养成人”,经常逼其就社会的范。不打不成材。打儿子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在长大可能没出息但有­个快乐童年,与长大变成功人士但童­年痛苦之间,我倾向于前者,但总有反复。我清楚,这是社会拧巴父母,父母再拧巴孩子。

杨振宁曾寄语年轻的清­华校友们: “发现偏好、培养偏好、发展偏好”。他说得没错,人有 18 种天赋,发现一种你就跳出来了。让艺术系的过英语关,让物理系的过政治关,那是“毁人不倦”。我读了十七年的书,最后发现,90% 所学是无用的。你说说,啥是有用的事,啥是无用的事?

鼓励去做无用之事,你可能说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尤其对那些贫家子弟。“我用了 18年夜以继日地苦读,才有资格跟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在中国,读书是穷苦阶层改变身­份的唯一途径,他们无“爹”可拼 , 哪有功夫做“无用的事”?

时代正做一个国家崛起、经济腾飞的大局,把所有人裹挟其中——你被胁迫着去追求成功。可我告诉你,当所有人都在苦逼的成­功大道上狂奔时,其结果可能是崩溃。假如有可能,停下来做些看似无用之­事,笑看风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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