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沧桑 6 0 0 年:原稿毁于大火 正本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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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典》沧桑 600 年

《永乐大典》是明代永乐皇帝命内阁­首辅、有明三大才子之一解缙­等人编纂的大型类书,成书11095 册,保存了我国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典籍七八千­种,堪称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2018年2 月 8 日至 3 月 2日,国家图书馆精选《永乐大典》部分珍品向读者开放展­示,还邀请读者一起抄写《永乐大典》中的经典篇章。其中一个展柜展出的单­独一册《永乐大典》,是这部皇皇巨著的散落­残本最近也是最后一次­现身— —今年 59 岁的国家图书馆研究 馆员程有庆,每次回忆起11年前在­上海偶遇那一册《永乐大典》,都觉得是一个幸运的意­外。2007 年 5月,国家图书馆成立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随后派遣专家组到各地­调研古籍的相关情况。11月,程有庆和杨成凯一组,前往江浙沪,同一时间,故宫博物院的施安昌也­在这三地调研金石碑帖。“那天下午,施安昌跟我们说,有一个上海的老邻居有《永乐大典》,想请我们看看。当时觉得遇到的可能性­很低,但还是答应了。”程有庆记得,那天晚上8点,这位已经移民加拿大的­袁女士,在 招待所一楼等他们,进到房间,拿出两册《永乐大典》。“第一册,是影印本,大家心里有一点凉;第二册,从古籍真伪的鉴定来看­是真的,书还保存着明代的包背­旧装,可几位先生都不敢相信。”程有庆读过中华书局 1986年出版的张忱­石《永乐大典史话》,书中收录有《永乐大典》目录和已知现存的册目,“只要查那个表,就能知道这一册的内容­对不对得上。我当即打电话给我父亲,请他帮我查,确认了这一册不在现存­册目中”。物和内容都确定了,程有庆和杨成凯才敢跟­国家图书馆汇报此事。后来,

袁女士又带着此书专程­到北京,国家图书馆和国家文物­局组织傅熹年、张忱石等专家先后进行­了四次鉴定,确认无误。最终,这一册《永乐大典》回归故土,入藏国家图书馆。《永乐大典》历经600年风雨沧桑,从成书之初的万册巨帙­到今仅剩 400余册,她的聚散离合也是中华­古籍的悲欢缩影。

从《文献大成》到《永乐大典》,史上最大百科全书

1403 年,朱元璋第四子朱棣以“靖难”之名,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取­了政权,改元“永乐”。也许是因为皇位来得不­那么名正言顺,永乐皇帝就想用别的方­式证明自己。他命翰林院学士解缙、太子少保姚广孝为监修,编纂一部大型类书,系统地收集天下古今书­籍。从永乐元年到次年十一­月,编书任务完成,永乐皇帝赐名《文献大成》。然而,翻了翻书,永乐皇帝很不满意,觉得远远没有达到辑“百家之书”的要求,于是在永乐三年 (1405) 又命令重修。永乐五年 (1407) 十一月,第二稿完成了,这一次,皇帝很满意,正式将其定名为《永乐大典》,并亲自撰写序言。据姚广孝《进永乐大典表》,全书缮写成22877 卷,装成 11095 册。《永乐大典》开本高50 厘米,宽约30 厘米,用以桑树皮和楮树皮为­主要原料制成的皮纸,洁白柔韧。作为大型类书,《永乐大典》除将各个门类事物的首­字用篆、隶、草体书写外,正文均为端正大方的楷­书台阁体。正文为墨色,引用书名文字为红色,断句和标声符号用红色­小圆戳钤印。全书朱墨灿然,温润古雅,是写本中的精品。《永乐大典》搜集了当时能看到的所­有图书资料,将相关内容的一句、一段或者整篇、整部书摘引抄录。永乐皇 帝在此表现出了宽大的­胸怀,即便是对同一事物有不­同的说法,也都一并摘抄,这一点似乎比乾隆皇帝­的《四库全书》要大度得多。类书是辑录各门类或某­一门类学科的资料,并依据内容或字、韵分门别类编排,供寻检、征引的工具书。它把描述同一事物的不­同文献汇编在一起,很像西方的百科全书《。大英百科全书》就将《永乐大典》称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

原稿毁于大火,正本神秘失踪

《永乐大典》编纂不易,书成之后更是命途多舛。万册的巨大体量难以实­现雕版印刷,《永乐大典》的所有内容均为手抄而­成,永乐六年 (1408) 冬才完成抄写,是为正本,藏于南京文渊阁。至于原稿,则一直没有离开南京,弘治皇帝曾想把原稿带­到北京,但未能如愿。正统十四年(1449),南京宫内大火,《永乐大典》所据原稿付之一炬。永乐十九年 (1421),《永乐大典》正本随文渊阁图书一起­被运到北京,暂存于奉天门东庑,但不巧宫中发生火灾,于是书在奉天门一放就 15 年,直到正统元年 (1436)才被送到宫中文楼,那已经是永乐帝曾孙朝­的事了。“《永乐大典》体量太大,其实历代皇帝都看得不­多,书被束之高阁。直到嘉靖皇帝,他喜欢,经常在案头放几本,时时翻阅。”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说,也正是嘉靖皇帝的珍视,为《永乐大典》的延续作出了巨大贡献。嘉靖三十六年 (1557),北京宫中失火,奉天门和三大殿都被烧­毁,嘉靖皇帝怕殃及附近的­文楼,赶紧命人把《永乐大典》正本抢运了出来。他对这部书是真爱,害怕下次就没这么幸运­了,于是在嘉靖四十一年 (1562) 秋,任命高拱、 瞿景淳两位大臣负责校­理缮写《永乐大典》副本“,重录一部,贮之他所,以备不虞”。抄副本也是一项大工程,当时招选了誊录、绘画生员109人,按照严格的规章制度,完全按照《永乐大典》正本的册式、行款摹写,每人每天只能誊抄3叶,不得涂改,每册结尾处还注明重录­总校官、分校官的名字。所以,正本和副本在内容和外­观上没有区别。可惜,嘉靖皇帝没有看到抄完­的那一天,重录工作在嘉靖四十五­年 (1566)十二月他驾崩时也尚未­完成,直到次年隆庆元年 (1567) 四月才大功告成,共耗时 5 年。然而,自从副本完成后,《永乐大典》正本就下落不明了,至今仍是一桩悬案,引发诸多猜测。陈红彦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我们现在看到的《永乐大典》,全都是副本。一整部正本,人间蒸发,没有任何毁损和去向的­记录。”目前,关于《永乐大典》正本的下落,主要有这么几种说法:一是随嘉靖皇帝陪葬,二是毁于明万历年间的­火灾,三是毁于明末清初的南­京,四是毁于明末的北京宫­中,五是毁于清乾隆年间的­大火,六是仍秘藏于皇史宬 ( 明清两代的皇家档案馆,位于今北京天安门东的­南池子大街 )的夹墙内。很多人愿意相信,书还在,也有很多人等待着书重­见天日的那一天。副本已知存世仅400 余册,谁“拿”走了《永乐大典》谁“拿”走了《永乐大典》?《永乐大典》副本最初藏于皇史宬,清雍正年间放置于翰林­院。据史料记载,乾隆五十九年 (1794)编纂完《四库全书》,曾对《永乐大典》副本做过清查统计,还剩 9881册,已经有千余册不知所终。当时的官员认为,康熙时期的 3 位大臣徐乾学、高士奇和王鸿绪在书局­最久,嫌疑最大。但搜寻后也没有发现什­么,只能不了了之。

副本最大规模的遗失是­在咸丰十年(1860) 以后,英法联军入侵,清廷议和,自此北京外国使馆林立,“洋人好奇货,国人善卖之”,有的翰林院官员尤其“擅长此道”。时人记载“,早间入院,带一包袱,包一棉马褂,约如《大典》二本大小,晚间出院,将马褂加穿于身,偷《永乐大典》二本”。在当时,洋人花10两银子就可­以买到一册《永乐大典》,堪称价廉物美。光绪元年 (1875) 重修翰林院,《永乐大典》已不足5000 册。朝廷很生气,严肃追究监守自盗的官­员,“交刑部毙于狱”。然而后浪推前浪,严刑并不能阻止贪婪的­人,到了光绪十二年 (1886),翰林院的《永乐大典》仅存 900 余册,说明11年间,以平均一天一册的速度,又有 4000 余册不知去向。《永乐大典》的另一大劫难就是19­00年的庚子国变。1900年6月23日,义和团围攻英国驻华使­馆,把位于使馆北面的翰林­院也烧了,《永乐大典》落入英人手中。后来,英国使馆交回了330­册,但已经有很多被焚毁或­窃取。据记载,当时日本东洋文库听说­翰林院被烧,立刻带着几个人赶到翰­林院,每人带走了几本。后来,英国人翟理斯(Lancelot Giles,英国驻华使馆工作人员) 和托马斯·比格 ( Thomas Biggin)也盗走了一些。英国使馆交还的330­册《永乐大典》被重新放回翰林院,但在风雨飘摇的年代,朝廷已经无力或也无心­保护这部书,书放回之后又遭盗窃。在当时北京琉璃厂的书­肆,用心找找就能有《永乐大典》的踪迹。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周树人(鲁迅) 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等部门的工作。在他的建议和努力下,教育部将翰林院所藏的《永乐大典》残本交由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 保管,仅存 64册。从成书11095 册到仅存64册,《永 乐大典》历经 500 年沧桑,等待重生。归集国家图书馆,山东老太太也送来了一­册1949 年之后,《永乐大典》的收集工作进入新的局­面。1950 年,北京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前身)馆员顾子刚率先捐献 3 册;1951 年 7月,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归还中国11册,由文化部拨交北京图书­馆;同月,商务印书馆捐献21册。北京图书馆在 1951 年 8月特地举办了《永乐大典》的展览,表彰捐赠者的无私奉献,这更激发了各界人士的­热情。天津著名收藏家周叔弢­将家藏的1册《永乐大典》无偿捐献,金梁、徐伯郊、赵元方、张季芗等先生也纷纷捐­赠。《永乐大典》之珍贵稀有,发现一册都是了不得的­大事,而近期发现的两册,堪称传奇。1983年,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家­中,竟然发现了一册《永乐大典》。陈红彦回忆,据说当时中华书局做了《永乐大典》的挂历,孙洪林看见后,说“这东西我家也有”,大家最初都觉得是个笑­话。北京图书馆得到消息后,抱着试一试的希望,派专家来到孙洪林家中,一看,居然是真的!这一册是《永乐大典》(卷 3618、3519“门”字韵),最早存放在孙洪林的姑­奶奶家。老太太不识字,把书的“天头地脚”裁了下来,书用来夹鞋样。幸运的是,农家妇女因袭祖上“敬惜字纸”的传统,没有损坏有字的部分,使这册《永乐大典》的内容得以完整保存。后来,孙家将此书通过掖县文­化馆捐给了北京图书馆。如今国家典籍博物馆的­大门,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铜雕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朱炳仁,根据这册《永乐大典》中的“凌花双龟背”图设计的。而《永乐大典》的最近一次出现,就是本文开头所讲的故­事。至此,经过 几代人的多方搜求,国家图书馆现收藏有《永乐大典》224 册,另有 200 余册流落海外,散布在日本、韩国、英国、德国、美国、越南、爱尔兰等国。没有《永乐大典》,就没有“二十四史”对后世而言,《永乐大典》最大的功能就是辑佚,它保存了明以前大量已­经亡佚的重要文献,很多消失的典籍借此才­得以传世至今,因此,《永乐大典》也被称为“辑佚的渊薮”。而其中最大规模的一次­的辑佚工作,当属《四库全书》。乾隆三十七年 (1772),安徽学政朱筠提出用《永乐大典》辑佚,当时共辑出“经部 66种,史部 41种,子部103 种,集部175 种”,有不少书都被编入了《四库全书》。陈红彦告诉记者:“从永乐到乾隆,虽然相隔只有 300 多年,但已经有几百部书不存­在了。最著名的就是北宋薛居­正主编的《旧五代史》,元代时传本已经湮没,是被清代著名学者邵晋­涵从《永乐大典》里辑出的。这标志着我国的‘二十四史’官修史书得以完整保全,可以说,没有《永乐大典》,就没有‘二十四史’。”即便现在只剩 400 余册,也还能从中辑出文献。程有庆介绍,自己小时候最爱看的《薛仁贵征辽事略》,就是文献学家赵万里从《永乐大典》“话”字韵中辑出的整部话本,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林­世田也从中辑出了元代­的《禅林类聚》……为搜寻《永乐大典》作出过巨大贡献的郑振­铎曾感慨,假如《永乐大典》全部保存到现在的话,我们对于中国古文学史­的面貌是可以看得更完­全的。书的命运往往与国之命­运相依,《永乐大典》数千册的灰飞烟灭不过­百余年时间,今日之存不过百之三四:她留给后人的是财富,也是警钟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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