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任仲夷:改革开放是很工多人提­着脑袋干出来的

The Man in the Century - - Contents - 责任编辑/ 林琳

中国改革开放40 年当中,最艰难、最关键,随时有可能走回头路甚­至流产的,就是前十年。这个就像火箭起飞一样,先是第一级火箭发动机­点火,火箭腾空而起,顺利地升空,然后第二级发动机接着­点上,火箭继续加速前行,飞往太空。与 40年前相比,眼下的中国经济已经算­是翱翔在了太空,虽然仍有重重难关,但最关键的,还是第一级火箭点火的­阶段。 这个阶段的“农村改革”奠定了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基础,甚至可以说“农村改革”的成功,支撑了中国40年改革­开放,一直到今天我们走向全­球化。在这个过程中是用“对外开放”来催促“对内改革”,这一段精彩巨篇的上演­便是发生在广东这个大­舞台上, 而主导这场演出的人,就是广东这艘大船的船­长、被广东人民称为“广东的邓小平”的任仲夷。这一点我到广东去以后­才深刻地感受到。我是 1985年去的广东新­华社,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发现­广东是一个充满活力、思想非常解放的地方,各行各业都 在积极地进行探索。举个例子:在广东富庶的珠三角,有两个县,南海和顺德,这两个地方在当时就开­始出现了乡镇企业,从村到队,再到当时所谓的公社一­级,整个乡镇企业都在铺天­盖地地蓬勃发展。现在我们知道的今天全­球最大的家

用电器企业美的,还有所谓的“宇宙第一房企”碧桂园,都是在顺德同一个叫北­滘的小镇上产生的,早期前身都是乡镇企业。另外南海的民营经济、个体经济也是蓬勃发展,农民们除了留下少数人­继续从事农业以外,90%都洗脚上田,开始从事营商活动。比如,现在南海拥有全球最大­的铝制品产业,在当时人们就开始做铝­业了,南海的铝制品全球第一,获得了全球铝制品的定­价权。还有南海的家具行业等­制造业,也都在这个时候开始起­步。当时这两个县的县委书­记都是广东土著人,都是从 50年代在大队当支部­书记开始,到公社书记,再到县委书记,这两个人后来都成了非­常传奇的人物:一位叫梁广大,当时是南海县委书记,后来成了珠海市市长、市委书记,人称“梁大胆”。在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他可以说四两拨千斤,做出了很多超出他本身­政治地位的贡献。邓小平二次南巡的时候,在珠海期间主要就是由­他陪同和汇报,他对于邓小平当时对整­个广东改革开放的肯定,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另外一位叫黎子流,他更是一个传奇人物,更有特点。他在顺德任职之后,被调到江门,破格提拔为江门市委书­记,最后退休前任职是广州­市市长。他在推动广州走向改革­开放,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地人称“黎叔”。黎叔有一句话在当时的­广东传得很广。因为他是农民出身,人很朴实,跟梁广大一样普通话说­得不好。他到广州当市长的时候,很多广州的干部看不起­他,认为他是泥腿子出身。他就用顺德方言说了一­句话,“大不大,木大返顺德”。意思就是,“你们看得上我,行就行,不行老子充其量不过就­是回到顺德继续当农民,你们看着办吧!”当时在广东有一批这样­敢作敢为,披荆斩棘的人。就是这些人,脚踏大地,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这些成百上千的干部帮­助邓小平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道­路。而让广东这些干部之所­以能成气候的人是谁呢?他就是既是二传手,也算是领头羊的任仲夷。我 1985年到广东的时­候,任仲夷 以 70多岁的高龄刚刚退­休。当时广东人就跟我讲,在广东近代历史上有两­个人物非同一般,广东人民将会记住他们,一个叫陈济棠,另一个就是任仲夷。我就问,陈济棠不是军阀吗?他们说不,在民国时期,不能简单地用是不是军­阀来评价一个人的好坏。陈济棠是辛亥元老,主政广东十来年,整个广东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治理有方,处处欣欣向荣。当然,用陈济棠来比喻任仲夷­不是特别恰当,也是远远不够的。人们还有一个比喻,说任仲夷就是“广东的邓小平”,为什么这么说呢?任仲夷是 1980年从辽宁省委­书记任上被调到广东的。任仲夷虽然任职在东北­相对比较沉闷的地方,却做出了两件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非常了不起。第一件事情,就是在 1978 年,整个社会还 “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候,国家刚刚开始进行改革­开放,“寒凝大地发春华”,气氛刚刚松动,他力排众议,坚决要给张志新烈士平­反。张志新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知识分子,由于在文化革命过程中­看不惯江青、“四人帮”极左的做法,就凭自己的良知开始揭­发四人帮的所作所为,结果却被打成了反革命,在监狱受尽凌辱和非人­待遇,很凄惨,最后被枪毙。任仲夷被调到辽宁以后,面对这些堆积如山的历­史遗留问题,率先进行真理问题的大­讨论。他是当时省委书记当中­第一批积极响应中央号­召的领导人,他力排众议,在张志新案的问题上顶­住种种压力,公开为张志新烈士平反,对从基层呼应党中央胡­耀邦所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运动,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非常了不起。当时小平已经深深地感­到中国这十年耽误了不­少事情,下一步要继续前进,

除了要清除“四人帮”的余毒以外,还得要有跨世纪的年轻­干部。当时任仲夷主政的辽宁­省在这方面就走在了中­国前头,很多年轻的优秀人才在­他这里不断涌现出来。我在新华社的时候还采­访过这一批人,其中很多人当上了中央­领导和省委书记:李长春、李贵鲜、李铁映等,他们都是最早一批从辽­宁省走出去的优秀干部。所以,邓小平很欣赏任仲夷,因此面对中国改革开放­这面大旗,特别是考虑到广东在中­国的重要地位,小平就亲自点将,将年近 65高龄的任仲夷从辽­宁调到了广东。我跟任仲夷是在广东相­识的。在我离开新华社创办智­库以后,广东商帮成立了广东私­营企业总商会,聘请我当总顾问,任仲夷也是总顾问,后来我们在各种场合见­了很多次。有的时候,我也会跟他聊起当初改­革的一些事。那时他已是近 80岁高龄了,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刻,我跟一帮商会企业家一­起见到任仲夷,那帮商会的老板为了恭­维我,就跟任老说:“这位是我们的大策划家,我们很多项目都是他帮­助做的策划。”然后任仲夷居然说了这­么一 句话,他说:这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经济的主力军是知­本家,这个“知”是“知识”的“知”、“本钱”的“本”,他就是“‘知’本家’,而不是你们原来说的那­种资产的“‘资本家’”。未来是一个知本家的时­代,要尊重知识,尊重知识时代。从这点就看出来,这位老人家脑袋非常清­楚,非常了不起。任仲夷在广东做了哪些­惊天动地的事情呢?我讲几个。他到广东后,就面临一个“怎么开放”的问题,当时小平在北京是鼓励­他们往前闯的,但是他只能指导大的原­则和方向,到底应该怎么做、怎么往前闯,大家都不知道。那时候每天都有各种好­的、坏的消息传递到小平那­里,让他裁决。其实什么叫改革?改革就是对固有游戏规­则的反动和颠覆。但在反动和颠覆的过程­中什么叫对,什么叫不对呢?什么叫犯罪,什么叫犯错?什么叫革新呢?这些问题都很难说得清­楚。任仲夷非常厉害,他也是个语言大师。他有几段话在广东传颂­得特别广, 他说“见了红灯绕道走,见了绿灯赶快走,没有灯要摸着走”,反正就是永不停息,不要停步。这就是任仲夷非常著名­的“三灯论”,非常厉害。后来到了 1984 年,整个中国沿海走私泛滥,中央也提出来要反对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当时西方的自由化思潮­从海外传过来后,对知识界影响很大。中央感到有的学校学生­们思想很混乱,有点控制不住了。有人就开始怪罪任仲夷、怪罪广东了。任仲夷说了一句非常棒­的话,充满了辩证法,充满了政治智慧,叫作“开放不排外,引好不引坏”。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因为一出现­问题就把门关上,就一棒子打死,我们要区分好这些东西。所以“开放不排外,引好不引坏”这句话,有效地稀释掉了上面的­一些极左的声音,鼓励下面的人继续走。他还有一句话更精彩,最后还成为他的罪状了。他号召干部们“先斩后奏,边斩边奏,斩而不奏 ”。意思就是说,做什么事情不要等红头­文件、等上面领导点头才做,做什么事情看准先干了­再报告;还有些事情实在拿不住­的,边做边报告,先上车后补票;还有一些事情走错了,那就不要报告了,自己斩而不奏就算了,接受教训就行了!任仲夷这些充满政治智­慧、充满辩证思想的意见,这种来自省委书记的最­高意见,对于当时广东积极往前­探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对广东的干部和官员们­解放思想,让企业家们勇敢地往前­走,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要不然当时改革根本没­办法走下去的。非常遗憾,到了 1984年的时候,由于开放改革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走私的问题,还有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党内的一帮极左的力量,就归

罪于是改革开放出问题­了,怂恿最高层要追究他们­的责任。当时邓小平坐镇,胡耀邦是总书记,他们都扛不住了。整个 80年代中国的高层政­治是“双峰政治”,一个是作为党的最高领­导小平,还有一个就是元老陈云。改革开放初期,陈云在拨乱反正和打倒“四人帮”上对邓小平起到巨大的­帮助作用。但他属于做事超稳健的­人,和小平敢做敢闯不同。陈云一直有个理论叫“笼子经济”,他认为中国的经济不能­够搞市场经济,而是可以给企业一定的­自由,就像笼子里面的鸟一样,你可以飞,但是只能在笼子里飞,不能飞出控制以外。这一点比起以前的计划­经济,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解放。但是相对小平想要实现­的整个中国跟全球接轨,走向市场经济,那就相差甚远。最后的结果,反映在对于福建和广东­的态度上。当时正好发生了福建的“晋江假药案”、广东的“潮汕走私案”。 中央就开始拿广东的潮­汕地区下手,把海丰县委书记王仲给­枪毙了。福建晋江也抓了很多干­部追究责任。本来是想把两个省委书­记都给免掉的,最后中央两股力量平衡­的结果,就是砍掉了一个,保了一个,打了个平手,免掉福建的省委书记项­南。项南当时才 60 岁出头,也是改革派的干将,而任仲夷终于算是保下­来,最后和平隐退。这里面有个小插曲,但现在过了这么多年,我想可以说一下。有一次跟任老在一起的­时候,任老的夫人讲起这件事­情来,还耿耿于怀,说某某某是坏人。某某某是中央当时很高­级别的一个人物。我就问老太太,为什么说他是坏人呢?她说因为他恨不得把我­们家老任置之死地而后­快,幸好中央还有小平同志­能够坚持原则。很有意思。所以改革开放这一路走­过来,共产党里面很多冲在前­面的,像任仲夷一样的优秀分­子和精英,真的是提着脑袋在 干事的。如果没有这帮人提着脑­袋做事情,而且又极具政治智慧和­辩证能力,中国的改革开放早就夭­折了。大家想一想,小平同志在南中国画了­个圈,这个圈要变成现实,就相当于我们脑子里的­一个理念要变成一种让­人家能接受的、看得见的高产样板田,在这个过程中有多少艰­辛的工作要做啊。需要有一个大将把样板­田做出来,只有做出样板田了,小平才有条件站在样板­田边上说:北京的老爷们你们听着,中国要想丰收、要想幸福就得种这样的­田,这就是改革开放之田。这样,他才能够将改革开放推­广到全中国。这样,小平才能够指导整个中­国的思想改变,社会才能往前走。这就是一个老人在南海­边画了个圈,然后到处涌起了春潮、耸起金山。现在回过头来看,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上,出现过很多优秀人物。上一篇我讲到了蛇口袁­庚起到的作用,但比袁庚影响更大的,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十年时间里承上启下­的,在这场伟大变革中起到­二传手作用的,就是广东的任仲夷。也正是因为广东的任仲­夷和他下面一大批像袁­庚、梁广大、黎子流这样的具有改革­精神的干部,把小平在南海边画的这­个圈,种成了整个中国希望的­田野,成为生产力最发达的地­区。这才使得小平在二次南­巡的时候,能够以它来说事,把整个中国推向了真正­的繁荣富强、推向了全球化、推向了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之路。所以,今天我们回头讲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真的不能忘掉这批人,要向他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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