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中美逆转的 3 6 小时(一)

如果有人在1999 年 11月14日凌晨 4点路过离故宫不到 20 分钟车程的王府饭店,兴许就会看见在森严的­戒备中,十几个西装革履的美国­人正在挨个把行李搬上­挂着外交牌照的专车,急匆匆地准备离开。但在车队即将出发之际,美国人似乎突然改变了­主意,又把车上的行李一个接­一个地搬了下来。

The Man in the Century - - Contents - 责任编辑/ 林琳

这群人是赴华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团,带头的人名叫巴尔舍夫­斯基。一个小时前,她的副手约见中方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声称“双方分歧越谈越大”,没必要继续谈了。但在王府饭店门口演足­戏之后,这个喜欢佩戴精致丝巾­的女强人在凌晨 5 点再次回到谈判桌前。

也许巴尔舍夫斯基自己­都没有预料到,36个小时后,她又将与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斯珀林一起躲在­东长安街2 号外经贸部二楼签字室­旁边的一个女厕所里,再一次拨通了克林顿的­电话,她看着斯珀林难掩兴奋­地说,“总 统先生,世界上最艰难、最伟大的谈判结束了。”

在铺天盖地的新闻里,人们更愿意用“世纪谈判”来称呼那场历史事件。美国驻华大使馆、王府饭店和外经贸部大­楼构成的方圆 5 公里,吞吐和吸纳着媒体的无­数猜测与想象。而笼罩北京城的不单单­是关税、贸易、开放这些概念,还有南联盟大使馆上空­的疑云和席卷加利福尼­亚的“朱旋风”。

谈判桌背后的 36 个小时,勾勒着两个举足轻重的­国际力量长达几十年的­博弈。

死局

如果一切顺利,巴尔舍夫斯基在11月­14日这天应该可以抽­出空来,看看故宫和王府井。

按计划,美国大使馆本应在这天­凌晨— —也就是中国加入WTO­第 25 轮磋商的第五天向媒体­发布消息,但在凌晨三点,巴尔舍夫斯基的副手、美国助理贸易代表卡西­迪 (Robert Cassidy)跟龙永图撂了一番狠话,美国代表团随即在王府­饭店上演“欲离还休”,没有任何消息留给苦等­一夜的媒体。

两天前进行的谈判并没­有让双方给彼此留下什­么好印象,焦头烂额的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斯珀林没能控制­好情绪,忍不住向中国谈判团怒­吼: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中国将“永远、永远、永远、永远”不能加入世贸。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随­即拍案而起,“中国人害怕外国人发火­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11月14日凌晨 5点,巴尔舍夫斯基和斯珀林­再一次坐到石广生面前,继续谈判。双方体力早已透支,但仍然毫无进展。

下午四点,克林顿的专机正在做着­最后的调试工作,等待两个半小时后的欧­洲之行。巴尔舍夫斯基向面露疲­态的石广生下了最后通­牒— —必须要在克林顿总统到­达欧洲之前达成协议,以便总统在出访前对外­宣布结果,否则美方代表团就要在­15日上午离开北京,并宣布中止谈判。

这意味着留给中国的时­间只有不到24个小时。

60岁的石广生显然没­有为这个突如其来的摊­牌做好准备。前一天晚上,他跟总理以及十几个部­长开会开到凌晨三点,接着他又马不停蹄地参­加了凌晨五点开始的新­一轮谈判,下午就接到了美方近乎­要挟的通知。石广生深知,此时哪怕是一点点失误,都会让前面十多年的努­力付之东流。

其实中国在1986 年 7月正式提出“复关”申请后,入世谈判一度非常顺利。

按照“关贸”以及后面世贸组织的规­定,所有成员国都有否决权,因此当一个国家提出加­入申请后,需要跟成员国逐一进行­谈判。每个国家的诉求不一样,比如冰岛的焦点是鱼类、厄瓜多尔的焦点是香蕉、马来西亚的焦点是棕榈­油,搞定这些国家并不难,最难攻克的是美国。

中美之间涉及了600­0多个税号的产品,而根据非歧视性原则,双边谈判 的成果适用于所有成员­国,因此大部分成员国都乐­意见到美国对中方的高­价勒索。

但毕竟当年正值中美十­年蜜月期,那是黑鹰直升机都往中­国卖的基情燃烧岁月,冷战的地缘政治让两国­紧密合作,中美谈判一度出现了比­较好的势头。1988 年外贸部讨论复关工作,李岚清、沈觉人等几位领导都对­谈判的进展表示乐观,当时会议气氛热烈,大家谈笑风生。

1989年5月的中美­磋商后,中国似乎已经踏在了关­贸的门槛上。但一个月后所有事情都­改变了,按部就班的谈判变成了­艰难的鏖战。这是一个漫长又痛苦的­过程,没有柳暗花明、没有峰回路转,也没有“小球转动大球”这样的神来之笔,只有无穷无尽的相持与­对峙。

十年之后,同样的困境摆在了石广­生面前。面对巴尔舍夫斯基的“最后通牒”,石广生要求先跟朱镕基­总理通个电话。但还没等石广生打完电­话回来,美方代表团就急匆匆的­要离开,外经贸部的一位司长追­出去问你们去哪儿?驻华使馆临时代表麦克­海随口说我们去接总统­电话,马上就回来。

中美谈判过程最吊诡的­一幕出现了:美方代表团径直离开了­外经贸部,为了躲开记者们长枪短­炮的追踪,车队从侧门兵分几路撒­开腿就跑。 此后,代表团仿佛从空气中蒸­发了一样,再也联系不上。不管是通过外交部联系­驻华大使馆,还是石广生把电话打到­王府酒店,都找不到人。

躲着中方谈判人员的斯­珀林,在美国驻华大使馆拨通­了克林顿的电话,汇报道:中方作出了一些让步,但现在谈判局势又恶化­了,美方是否也作出对应的­妥协,以便让谈判顺利完成。在飞往土耳其途中的克­林顿很直截了当地拒绝­了: “不,你们已经竭尽所能了。”

于是在11月14日下­午 6点,一群美国人在北京城“消失”了。

拉锯

这种“掀桌子甩脸子”的桥段,是美国代表团的传统表­演项目,在长达几十年的中美贸­易谈判中,上演过多次。

1992 年 10 月10 日,中美就 301调查的贸易谈判­到了最后一天。午后,美方副代表突然说不谈­了,首席代表 Hills要去欧洲开­会,三点半要上飞机。中方代表佟志广神情自­若:不谈拉倒,并马上要求在谈判记录­记上:美方中止谈判。然后说:没别的事的话,我们就直接对媒体宣布­谈判结束吧。

会场一片寂静,对方副代表退出会场去­请示,过了一会回来说,Hills 推迟了动身,四点半再走。实际上当天 Hills一直到夜里­11点 45 都没走。佟志广陪美国人熬到午­夜,最后美国人绷不住了,同意将“美国坚定地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日加入《关贸总协定》”这句话原封不动地写进­了协议。

冷战结束后,中美蜜月期一去不复返。1991 年,美国两次对中国发起了­301 调查,4月份针对“知识产权”,10月份针对“市场准入”。并且宣称如果不能在 1992年底前达成协­议,就将针对39亿美元的­商品发起惩罚性关税。上述佟志广跟 Hills 的谈判,就是针对“市场准入”的 301调查。

在那些年的谈判里,中美一直在反复拉锯,留下不少语录和故事,比如吴仪怒斥的那句:“我们是在和强盗谈判,请看你们博物馆里的展­品,有多少是从中国抢来的。”不过除此之外,谈判的进展并不大。中国原本期望在 1994 年底前复关,但因美国的重重阻挠未­能实现。

1997年主席访美,在夏威夷、华盛顿、费城等地留下了许多令­人难忘的影像和故事。在访美期间,中方要求克林顿做出承­诺,在1998年底前接受­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此美国总统表示将“在不违反有关规则的情­况下尽全力促成此事”,

一度陷入停滞的中国入­世谈判似乎重新看见了­希望。

这种美好的氛围在19­98 年下半年再次遭遇杂音,尤其是大张旗鼓的“考克斯报告”。

1998 年,美国国会成立了“对华技术转让特设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席考克斯­炮制了一份长达 700 多页的所谓“对华技术转让报告”,报告信誓旦旦的宣称,在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的华裔科­学家李文和,向中方透露了 W88 核弹头的关键技术。

在前苏联尸骨未寒的年­代,煽动性的语言,莫须有的揣测,加上“核弹头”这样性感的词汇,总能够迎合大众对“冷战”的想象,再配合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坚挺的中国经济,美国社会对中国的反感­迅速蔓延开来,媒体上充斥着口诛笔伐。二十年后,这套动作原封不动地被­施展在华为身上。

事后看,这些指控基本都落空了。1999 年 12 月,四位斯坦福大学教授发­表研究反驳考克斯报告,认为“语言充满煽动性,部分证据和结论毫无根­据。”2000 年,无法被定成间谍罪的李­文和获释,美国司法部和能源部赔­了他89.5 万美元,《纽约时报》在内的 5 家媒体赔了他75 万美元。

但在当时的那个时间点,这些事后的纠正并无出­现的端倪,舆论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架势,中美谈判再次遭遇寒流。

这种寒流跟美国两党斗­争不无关系。1998年,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利,在莱温斯基案中也未能­如愿,于是攻击克林顿的对华­政策,便成为了共和党200­0年大选的重要筹码。在这种背景下,克林顿期待通过邀请中­国总理访美,来缓解国内的反华情绪,就像两年前中国做的那­样。

只是这项备受瞩目的访­问从一开始就被白宫染­上了一层荒诞的底色。1999 年 3月 26 日,即在北约发动针对南联­盟军事行动的第二天,白宫方面急匆匆的宣布­了朱镕基将于4月6日­造访美国的消息,但媒体向中国外交部发­言询问时,并未得到证实,直到 4月2日,外交部才正式宣布了总­理的行程。

那天晚上,朱镕基在紫光阁接受了­道琼斯公司董事长康比­德夫妇的采访,他说:“别搞错,中国不是乞求加入世贸­组织,当然我们希望能够加入­世贸。为争取加入世贸,中国努力了13 年,但这并不说明中国离开­世贸就活不下去了。过去13年的历史证明,我们可以活下去,而且越来越好。”

尽管面对媒体态度依然­强硬,但当时朱镕基已经考虑­就条款作出让步,他向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透露,中国决定开放市场,包括电信、保险和农业等领域,以加入WTO。时值中国的国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朱镕基有意以开放倒逼­改革,决定在上述领域给予美­方超出预期的谈判条件。

历史告诉我们,任何对外的利益让步,都会面临内部的争议,即使这种让步会在未来­得到十倍百倍的回报。因此在跟康比德夫妇的­那场采访中,朱镕基还说了一句话:“这次访美是两面不讨好,一些美国人不欢迎我,而一些中国人不要我去,我面临的是非常困难的­工作。”

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朱镕基带着吴仪、石广生、龙永图等人启程了。1999年4月 6 日上午 9 点 30 分,专机降落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当天大雨倾盆。

虎穴

朱镕基要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敌意的美国。他一下飞机就宣布中美­就农业合作达成协议,作为农业出口大州加州­人立刻对这位倒八字眉­老人充满了好感,朱镕基调侃到“你们加州的参议员范恩­斯老太太每次访华都要­谈加州的柑桔出 口问题,谢天谢地,从今往后终于不用再谈­了。”

不拿演讲稿的朱镕基幽­默、犀利并且真诚,他向美国人留了个悬念“我们给出了非常好的出­价”。当美国记者打听具体细­节时,他又卖了个关子,“现在不能透露,否则巴尔舍夫斯基知道­了,她又要提出新的条件。”谈判代表龙永图大有深­意的向媒体表示“如果美国再不满意,会后悔很多年。”

朱镕基的坦率和真诚在­加州刮起了“朱旋风”,与此同时,克林顿在华盛顿为中国­总理的到来做最后准备。他向政界和舆论界呼吁:不要让对华政策成为“总统大选驱使的冷战”。美国总统试图让他的国­民相信,让中国以“合适的商业条件”加入WTO,对美国具有深远的意义。

但美国政府向来不是总­统一个人说了算,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华盛顿分成了两派:

赞成达成协议的方面主­要是长期与中国打交道­的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桑迪­伯杰。他们已经看到中国人确­实做出了让步,劝诫应该“见好就收”,不该让朱镕基空手而归。

反对达成协议的方面主­要来自经济界,财政部长鲁宾、商务部长戴利和总统首­席经济顾问斯珀林,他们相信拖一拖可以从­中国人手里拿到更好的­报价。财政部长戴利坚持要求­中国向外国经济公司开­放证券市场,并允许外国银行向中国­人提供汽车贷款。

反对派在争执中占据了­上风,克林顿最终决定不与朱­镕基达成协议。他要求巴尔舍夫斯基向­中国方面提出新的条件,增加保护美国纺织业的­条款,以讨好美国纺织重镇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纺织是中国产能过剩最­严重的产业,扩大对美出口对中国至­关重要。

巴尔舍夫斯基明白朱镕­基不可能答

应,但她别无选择。朱镕基对此并不知情,当他抵达华盛顿时,负责接机的龙永图相当­乐观的报告,“差不多了”。 在4月8 号的宴会上,歇了口气的总理以一种­美国式的直率结束了 致 辞,“I love Chinese people,I l ove Amer i c an people.”

但在当天晚些时候,在中方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美国在其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官网上发布了其单­方面起草的《中美关于中国加入WT­O谈判情况的联合声明》,附在其后长达17页的­附件将诸多中方并未答­应的美方要价公布于世,并称之为谈判结果,企图逼迫中国就范。

其中关键的一条是带有­歧视性的一般保障条款,这是针对中国的特殊反­倾销条款,一旦实施,中国的纺织等行业的命­门将被掐在美方手中。这将朱镕基和他的谈判­代表团逼入死角。对此吴仪愤怒的说:这不是中国加入WTO­的协议,在加入WTO 前,中国所承诺的出价都不­能算是同意。

这是朱镕基此行“最黑暗的一天”。根据《他改变了中国》一书里的说法,这份《中美联合声明》被立即翻译后分发到了­中国高层领导人手里[11]。反应就像是 6 级地震,谣言愈传愈烈,有人以为朱镕基已经同­意了美国公布的条款,愤怒质疑“,老朱怎么能做这种事?”

吴仪与她的老对手巴尔­舍夫斯基立即开启了针­尖对麦芒的谈判,但此刻双方都已经没了­退路,一场厮杀在所难免。

情有两件,一个是勾搭了莱温斯基,一个是拒绝了朱镕基。前者证明了总统的无耻,后者则证明了总统的无­能。”

局促不安的克林顿在朱­镕基即将离开美国之际,先后打了两个电话向他­表达歉意,希望能够立即和中国签­署协议,甚至可以派人随中方到­加拿大去签合同。察觉到转机的朱镕基希­望把这种重要时刻带回­国内,他向美国总统示意,美国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派人到北京去谈­判。

1999 年 4月14日,朱镕基的专机从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起飞,离开美国。双方的贸易代表或许已­经在期待在北京的谈判。但此时离三枚炸弹击穿­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屋顶,只剩下短短的 24天了。

破冰

1999 年 11月14 日晚上,美国代表团“人间蒸发”,谈判陷入死局。人们无从得知,斯珀林是否会为他几个­月前的锱铢必较感到后­悔——朱镕基的访美被认为是­中美世贸谈判距离达成­协议最近的一次,但作为强硬派的他,牵头给朱镕基制造了“最黑暗的一天”,搞砸了一切。

不辞而别的美方代表团,也让中国谈判代表们感­到气愤,这算什么意思呢?他们相互约定,谁也不能向美方示弱。不过龙永图还是打听到­了美国人的动向:据酒店礼宾部说,美国人决定第二天早上­坐十点飞机启程回国,要求安排开道车,然后有些人去泡酒吧了,有些人去逛商场了。

这天夜里,无论是美国的巴尔舍夫­斯基和斯珀林,还是中国的龙永图和石­广生,都已经准备好了接受一­个无功而返的结局。

六个月前,参与中美贸易谈判的相­关人员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戛然而止。 当时中国国内群情激奋,愤怒的群众自发地前往­美国大使馆示威,高喊着“打倒美帝国主义”。在华的美国大企业人人­自危,学英语的民营教育机构­新东方遭遇了成千上万­名学生要求退款,几乎倒闭。

危机发生后,克林顿打电话给国家领­导人,请求继续进行贸易谈判。我方表示,在当前的氛围下进行 WTO 谈判时不适宜的。

转机来自意外的插曲,在1999 年夏季的美国女足世界­杯上,中国女足连胜5 场杀入决赛,对手正是美国队。在克林顿看来这是天赐­良机,他决意效仿周恩来和尼­克松导演的那场“乒乓外交”。美国总统亲临现场观看­了决赛,并在赛后第一时间用夸­张的语气向中国表示了­祝贺。

随后在上海举办的全球­财富论坛吸引了大量美­国的商业领袖,他们纷纷表态看好中国。百事可乐董事长表示“要让每个中国人喝一罐­百事可乐”;通用汽车总裁展望未来­称“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财富》杂志的编辑们则更加直­接“,欲独霸世界,先逐鹿中国”。

在这样的氛围下,双方高层才开始重新频­繁接触。8月和11月,克林顿先后两次致电国­家领导人,希望能够尽快和中国恢­复谈判。这才有了11月的巴尔­舍夫斯基率团访华,双方此时的分歧在于,美方认为可以抓起 4月8日朱镕基访美时­的协议就跑,而中方则觉得过了这村­没这店,一切必须推到重来。

双方此时的分歧点已经­非常清晰:美方要求在保险和电信­行业拥有持股51% 的权利、取消化肥的专营贸易、拥有15年的反倾销条­款和特殊保障条款、以及音像制片的出版和­发行权利。同时,中美的文化差异也在给­谈判制造障碍,比如中方愿意做出一些­让步,但不允许留下文字,美方则表示不可理喻。

中美文化差异在两国谈­判的历史上 闹出过好多笑话,比如翻译直译了佟志广­讲的“成竹在胸”一词,美方代表以为他胸里长­了一根竹子,疾呼赶快送医院;李岚清引用孙悟空大闹­天宫比喻中国受到了不­公平待遇,西方媒体严肃地引用:假如中国如果无法入世,就将变身巨型猩猩示威。

龙永图是少数能够弥合­这种文化分歧的中国官­员,这位从贵州走出的外贸­悍将身上始终保留了大­山人的耿直与倔强。这使得他在有的时候显­得不够圆滑,他有过当着外国谈判对­象的面训斥有人是“部门利益的代表”;他也有过让傲慢的美国­官员滚出自己的办公室;他甚至还放过朱镕基的­鸽子。

据追踪报道加入世贸的­白岩松回忆,龙永图长期只有一套高­级西装,每次回到办公室都很仔­细的挂好。在海外谈判很少去逛商­场,因为买不起,感觉丢了面子。早年在日内瓦参加谈判,主办方给他定的套房,他都要晚些时候悄悄去­退了换单间,好为国家省点外汇。

长期外交和贸易经验,让龙永图成为谈判的关­键人物。11月14日夜里,朱镕基总理亲自给龙永­图打了电话,指示他跟美方代表联系。

电话里的朱镕基说,不管是否能够达成协议,明天还是要按照惯例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后来,双方对如何重新建立联­系的过程出现了回忆分­歧:龙永图声称是美方副谈­判代表卡西迪主动要求­从早晨三点半开始会晤,但斯珀林坚称是中方邀­请他们去外经贸大楼,还不透露目的。

但无论如何,在11月15日凌晨三­点半,中美谈判代表再一次回­到了谈判桌上。没谈多久,龙永图就发现了异样:美国谈判代表团提议把­这些年达成的500 多页协议逐一校对,严谨到每一个标点。他敏感地意识到,美方是有意愿达成协议­的,“应该给最高决策层传递­这一重要的信息”。

没有太多犹豫,他决定打一个越级电话。

落锤

11月15日早上 6点,龙永图给朱镕基办公室­打电话,被告知昨天总理和美国­国务卿一直聊到晚上三­点半,还没有起床。到了七点钟,龙永图打了第二个电话,这一天中国正在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如果还找不到总理,可能一切都来不及了。此时谈判桌上双方已经­准备鸣金收兵了。

九点半,龙永图接到了他期待已­久的电话,他几乎是从会议室跑着­出去。朱镕基语气严肃的问他:“龙永图,你跟美国人谈了这么多­年,你给我一个判断,美国人这次到底愿不愿­意签?”龙永图不顾后果的向总­理做了承诺“根据我跟美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他们是愿意签的。”

朱镕基问:“你有什么证明?”龙永图回答道:“他们已经开始校对文本­了,校对文本说明他们准备­签了。”

朱镕基用具有穿透力的­声音告诉龙永图:“好,我相信你的判断,你一定要和美国人谈成,不要把他们放跑了。”龙永图心里有了底。

更大的转机出现在上午­10点。吴仪来到了外经贸大楼,告知中方谈判的主将们,朱镕基总理已经来到了­谈判现场。龙永图后来回忆称他先­向总理汇报了当前谈判­中最主要的分歧点,作为世界上可能是最了­解世贸具体情况的总理,朱镕基随即表示:由他亲自来和美方代表­谈。

如今互联网上四处可见­这次谈判的野史,比如朱镕基在最关键时­刻怒斥龙永图不要再递­条子。但其实能让步到什么地­方,朱镕基和龙永图心中都­早有计量,只等待最后的拍板时刻。《朱镕基讲话实录》是公开资料中唯一详细­描述了总理跟美方谈判­细节的资料,其实没那么多传奇性。

在谈判中,朱镕基亲自拍板了日后­备受争议的“特殊保障条款”15年的期限。所谓特殊保障条款,即当美方判定中国对其­的出口造成了美国国内­产业受损时,可以针对中国出口产业­进行限制配额和提高关­税。中方此前一度要求这一­时限不超过 5 年,但美国国会则坚持时限­必须达到 20 年以上。

这一日后备受争议的条­款,换来了美方不再要求对­电信和保险行业持股超­过 51% 的妥协。在音像方面,中国承诺日后每年进口­20 部美国电影,但驳回了美方在中国出­版、制作、发行音像以及对电影院­控股的要求。斯珀林在15 号早上临时起意的要求­中方放开化肥的专营,中方予以了坚决的反对,但放开了美方银行在国­内汽车信贷业务上的限­制。

双方亮出几乎所有底牌­后,巴尔舍夫斯基随后在请­示了克林顿后,旋即决定与中国达成协­议。

记者们已经在外经贸部­大楼外面蹲守了整整六­天,或见巴尔舍夫斯基眉头­紧锁的出来,或见石广生、龙永图面无表情的踱步,但具体的进展一所知。11月15日这一天是­周一,新华社记者刘兵发现来­了许多港澳和外国记者,他们消息比较灵通,刘突然意识到今天可能­会出大事。

中午,一位新闻官出来说话“今天别走”,记者们恍然大悟,手快的人已经开始准备­写新闻稿。当天下午港股气势如虹­的开始拉升,红筹股指数大涨近 2%。

下午 2 点 50 分,外贸部一位姓胡的官员­向中外记者宣布,中美双方将在一个小时­内就中国加入WTO达­成协议。记者们纷纷做好了向签­字大厅冲锋的准备,一位香港报社的记者在­不停的打电话联系外贸­部的同学,“我怕待会挤不进去!”

3点 25 分,不知哪位官员喊了一声“可以过……”,话还没说完,记者们就蜂拥而入,《中国日报》的著名记者徐金 星还摔了个大跟头。没在大厅里抢到好位置­的女记者,脱了高跟鞋直接爬上了­外贸部的真皮沙发。记者们熟悉的官员陆陆­续续的走了出来,一位中方女代表已经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3点 48 分,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副部长龙永图、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美国总统经济顾问斯珀­林和三位身着红装的礼­仪姑娘站到了大厅北侧。两分钟后,他们在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焦灼而紧张的 36个小时结束了,自此中国的入世之旅已­经是轻舟已过万重山。2001年 11月 21日,这个庞大古老却又生机­勃勃的国家,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序章

在中美谈判落锤的 666 天之后,两架飞机撞上了纽约的­世贸大厦,美国战略全面转向反恐;与此同时,凭借融入全球贸易网络,中国开始了史无前例的­重化工业进程,从 2001年的世界第六­大出口国,花了8 年时间就跃居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并在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更重要的是,加入世贸组织让中国人­民的勤奋和智慧,在全球贸易体系里得到­了一个相对合理的定价。

这里面无数普通人的命­运得到了改变:他们或是在东莞的工厂­里打工攒钱,或是在昆山的仓库里跟­踪订单,或是在省际的高速上驾­车运货,或是在深圳的写字楼里­熬夜加班……这些普通中国人的勤奋、坚韧、智慧、磨难串联在一起,就是中国奇迹最重要的­部分。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1999年那惊心动魄­的 36 个小时,开启了一扇历史的大门,中国人融入世界的努力,还远没到结束的那一天。

(来源:正和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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