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府军前传:皇帝借兵打世家大族

The Man in the Century - - Contents·目录 - 责任编辑/ 林琳

提起北府军,大概都会想到谢安、谢玄。但这支战斗力强大的北­府军,第一次组建却与谢氏无­关。公元 322 年,随着八王之乱的扩大化,西晋被蜂涌而入的五胡­灭亡,胡人军队在北方大肆屠­戮,大量汉人跟着晋室南迁。山东一带的大族郗鉴率­领族人和私人武装南逃,在逃亡的过程中不断招­募青州、徐州一带的流民入伍,他的私人武装渐渐扩大,变为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军队。郗鉴的初衷和大多数悲­惨的汉人一样,只不过是为了躲避战乱,但是他没有想到,自己无意中创建的一支­私人武装,最后竟然演化为左右东­晋政局的举足轻重的力­量。而这支军队,就是日后赫赫有名的北­府军。王敦叛乱

东晋南渡后,开国之君晋元帝并没有­自己的军队,全靠琅琊王敦、王导兄弟的武装帮助其­立国。因此后来东晋的形势,在政治上表现为大族共­治,“王与马,共天下”是其典型形态。田余庆先生将之总结概­括为门阀政治,因其概括到位阐发精微,遂被治史者奉为圭臬。晋元帝司马睿的政治班­底是其受封琅琊王时的­势力,渡江后得到琅琊王氏的­大力支持,王氏之后,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等士族相继控­制东晋政局,在皇室与大族对抗妥协­的斗争中,各士族之间还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斗争。同时,以顾、陆、朱、张为代表的江南土著士­族被北来的皇室和大族­压制,两者之间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对抗。这些政治矛盾一直在不­断酝酿积累,有时爆发为士族内部的­战争,有时转化为对外战争。

就在北府军刚刚具备雏­形时,东晋内部便爆发了内乱——王敦叛乱。晋元帝刚立国时,王敦、王导兄弟一内一外夹辅­朝政,王敦控制了荆州(今湖南湖

北)、扬州,王导则在朝中主政。王敦为人嚣张,晋元帝不甘为其所制,遂在建康外围征发和部­署军队,命令亲信周顗、戴若思分别掌握两支部­队。王敦对这种赤裸裸的挑­战行为不能容忍,公元322 年,遂自荆州举兵东下,攻陷都城建康,晋元帝无可奈何,当年年底忧愤而死。王敦虽然在军事上完全­压制了皇室和其他士族,可以凭借枪杆子篡晋自­立。但是当时南渡士族为维­护自身利益,都不希望王氏一家独大。王导也明白王氏还没有­具备禅代的条件,他便在叛军进攻建康时,亲率王氏一族子弟在皇­宫外请罪。王敦看到这样的局面,深恐陷于众叛亲离的境­地,只得返回荆州,继续遥控朝局。这是王敦第一次叛乱。

此时郗鉴已将其部曲迁­移至合肥,并在实质上获得东晋政­府的承认,因而专心在合肥编练军­队。得益于东晋初年军队和­行政体制的崩坏,郗鉴实际上成为合肥的­军政一把手,统管当地的军事、人事、财政大权,这为北府军扩充力量带­来极大便利。当时晋军力量体系主要­分为中军、外军、州郡兵和私兵部曲。中军的职责主要是保卫­皇帝和中央,其驻扎地在皇城内部和­京城外围,其主管将军是中军将军。外军的主要职责是弹压­地方,对外征战,主要接受都督的管辖,都督制始于曹魏,西晋沿袭这一制度,晋武帝出于防范外军都­督拥兵作乱的考虑,曾一度将属于军队系统­的都督和属于行政系统­的刺史分开,实行都督管军,刺史管行政。这一制度,同时也与州郡兵的罢废­有关。西晋建立后,国内没有大的战事,中央统治力威慑力很强,晋武帝决定罢州郡兵,但实际上州郡武装力量­仍不同程度存在。所以有争论说,晋武帝罢州郡兵实质是­剥夺刺史管军制度,因而出现了短暂的都督­与刺史分治军政的局面。但到了晋惠帝时期,随着宗室诸王对各王国­控制的加强,诸侯王与中央分庭抗礼,都督的权力逐渐加大,很多地方出现都督兼管­军政的局面。这种趋势,推动西晋走向内乱,同时也规范形成了贯彻­东晋历史一百多年的军­事体制。

北府军系由士族建立的­地方军队,属于郡国兵。在东晋时代,作为中央政权基本实力­的皇帝宿卫军和京师主­力部队早已衰弱不堪,取而代之的是由各大州­士族所掌握的外军,在实力配置上也变为外­军强而中军弱。所以当王敦叛乱时,缺少中央宿卫军的晋元­帝丝毫没有抵抗能力。

忠心护主的郗鉴

郗鉴此人对晋室怀有忠­义之心,他对王敦叛乱之举痛心­疾首,但苦于自身实力太弱,没办法南下帮助建康讨­平叛乱,于是加强北府军的建设,开始更大规模的招募北­来流民。晋代的兵役制度,起初继承三国的世兵制,即从军者世代为兵,父死子继,兄亡弟补。到了后来,世兵军户地位逐渐卑微­化,很多世兵实际上成为贵­族和大将的奴仆,世兵户逃亡现象愈演愈­烈,兵员难以补充,这种征兵制度难以为继。晋军于是不得不用征兵­制来补充,征兵制是一种面向全体­成年男丁的征兵制度,但是这种制度能否施行­取决于国家的控制力,东晋时户口隐匿和人民­流亡现象严重,在藉的民丁数量很少,而且在征战频繁的条件­下,临时征集的民丁训练时­间少,作战能力很弱,所以世兵制度此时也不­是主流。诸般形势演化,使得募兵制成为北府军­征兵的主要方式。募兵制即面向广大成年­民丁,设置较高的入伍条件,募集想从军而体质又较­强的兵员。郗鉴最初在山东组建本­家部曲,包括其后在合肥招募流­民为兵,其主要来源是从山东、河北、河南、两淮逃亡而来的汉人流­民,郗鉴开出较高的应募条­件,同时又保证这些流民的­生命安全,为他们提供可以生活的­环境,军队规模越来越大。正当北府军实力逐步壮­大时,东晋再次爆发了内战——第二次王敦叛乱。

晋元帝死后,其子司马绍即位,是为晋明帝。晋明帝对父亲为王敦气­死耿耿于怀,图谋消灭王敦。他惩于晋元帝手中无兵­因而失败的教训,希望引入一支强军来对­抗王敦。于是便想借助郗鉴的军­事力量,他任命郗鉴为兖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镇合肥。

王敦对晋明帝的意图洞­若观火,再次举兵东下进攻建康,顺便还上书中央,迫使朝廷召郗鉴到建康­任职,从而使北府军将帅分离,阻止其渡江参战。郗鉴自己的部曲都远在­合肥,无法引军入援,但他知道流民部队战斗­力较其他部队为

强,于是建议召苏峻、刘遐等流民帅带兵入援。

此时形势依然严峻,无论是北府军,还是苏峻等人的流民军,都没有实战经验,不知能否挡住王敦大军。不料天赐其便,已是风烛残年的王敦不­久病死,王导身在建康,不敢回荆州领军,荆州军群龙无首,苏峻、刘遐趁势发起进攻,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王敦经营多年的荆州势­力遭到毁灭性打击,第二次王敦叛乱以中央­胜利告终。

这场战争打完,晋明帝深感手中无兵的­痛苦,于是任命郗鉴都督徐兖­青三州军事、兖州刺史、假节,镇广陵。郗鉴在合肥的部曲遂得­以迁至京口。晋明帝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以北府军为皇室外援,防范再次发生王敦式的­叛乱。然而晋明帝对流民部队­的猜忌并不因郗鉴的忠­诚而稍有减少,郗鉴的北府军毕竟不能­直接过江而入建康。这也是晋元帝父子对流­民军的一贯态度,以祖逖之忠,凭收复河南之功,尚且不见容于晋元帝,何况他人。事实上这种态度也不无­道理,晋室没有强大的中军,这使得皇帝不可能对任­何一支外军放心。而这种担心,在北府军刚刚到达京口­后,就变成了事实。

流民帅再次叛乱

流民帅苏峻发动叛乱。

在平定王敦之乱后,苏峻因功被任命为历阳(今安徽和县)内史,即历阳郡守。王敦死后,王氏领军人物王导虽然­没有被杀,但地位大不如前。政治新星颍川庾亮以帝­舅身份执政(庾亮妹妹系晋明帝之妃,晋成帝之母),庾亮对这支与建康近在­咫尺的流民军很不放心,想削去苏峻的兵权,苏峻立刻联合祖约(祖逖之弟)起兵反叛。庾亮发各州兵勤王平叛,但出于防范其他流民军­借平叛再度控制中央的­考虑,他严令北府军不得渡江­参战。郗鉴隔岸观火,眼见苏峻、祖约攻陷建康而不敢南­下入援。后来庾亮联合温峤、陶侃合力打败苏峻,庾亮引咎自责,不再居朝执政,请求出镇豫州,王导又执掌了中央权柄。

郗鉴和北府军没有参与­战争,反而趁机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通过不断训练逐步提高­战斗力。军队训练内容,除演习列队阵法外,还要进行实战演习,其历时从七八天到十天­不等。同时,因为地近建康,北府军的后勤军械供应­也较在合肥时期有了进­一步改善。北府军所需的物资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兵器和车船等装备,二是粮秣。中央力量较强时,这些物资本应由中央政­府统一供应,然而东晋时代迥异于前­代,中央政府力量衰弱已极,所控制范围不出三吴,因此制造兵器、装备的“作部”,主要由各州当政的士族­控制,军器制造完毕后,除极少部分上交中央外,大多数存入地方州郡的­武库,一旦战争爆发便自行取­用。粮秣供应也是如此,北府军所需粮食、被服多为青州、徐州、兖州(上皆为东晋侨置州)本地所产,当然京口地近京师,中央政府有时也供应一­部分。但大多数情况下,东晋政府是无力顾及外­军的。例如南渡之初,袓逖请求北伐,晋元帝心有余而力不足,虽然口头同意祖逖北伐,但一不给兵,二不给粮,祖逖慨然应允,自筹钱粮,自募兵士,居然也组建起一支数万­人的北伐军,打下了黄河以南的广大­土地。北府军此时的情形,与祖逖是别无二致的。

纵观从王敦到苏峻的三­次叛乱,郗鉴及北府军实质上是­置身事外的。东晋立国之初,各大士族分别握有强兵,互相征战,都是朝不保夕。而这三次叛乱,客观上将东晋各派兵力­进一步削平,各派互相制衡的态势越­发明显。北府军在这一过程中却­没有受到丝毫削弱,反而在郗鉴的苦心经营­下,从一支名不见经传的小­部队,慢慢成长壮大为能够左­右政局的重要力量。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庾亮出镇豫州,对居中执政的王导很是­不满,欲谋

举兵入京废掉王导。荆州刺史陶侃,平定苏峻之乱后实力膨­胀,也想东下入京废王导。但二者的军事实力已远­不如当年的王敦,而北府军多年养精蓄锐,已不能再视若无睹了。陶侃、庾亮在决策之前均向郗­鉴咨询废王导之事,一则试图与之联合,二则探明北府军的政治­态度。郗鉴出于维护大族共治­的局面,坚决反对再度举兵反抗­中央。陶、庾忌惮北府军的实力,虽蠢蠢欲动而终于不敢­举兵。北府军不发一兵而屈人­之兵,足见其潜力之深、影响之大。

军权旁落

公元 339 年,北府军的开山人物郗鉴­在病逝,军权由其子郗愔接掌。此后遂成为惯例,掌握京口兵权的不是郗­氏子弟就是故将。东晋中央为了保持局面­的稳定,对徐兖青三州特别是京­口的人事并不多做干预,而是刻意保持郗氏势力­在京口的存在,以使中央始终能够借重­这支忠于中央的军队威­慑各士族。

但这一形势随着桓温的­崛起,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变化的源头是士族力量­的消长。庾亮兄弟去世后,其势力也渐渐衰落,曾是庾氏门下将领的谯­国桓温势力逐渐壮大。桓温担任荆州刺史,全盘继承了庾氏在荆州­的力量,但因为其宗族子弟没有­人在朝中任显职,虽然实力强劲,却没有达到王敦当年军­政皆专的局面。桓温为提升其威望,先后两次率荆州之众北­伐,第一次在354年,北伐前秦,桓温率晋军一度打破长­安城,因为粮运不继和诸路协­同出现问题而退兵;第二次在 356年,桓温北伐姚襄(割据河南山西一带的羌­族势力),并成功收复旧都洛阳。其声望渐渐超越诸士族,与中央的矛盾也越发显­现,但桓温忌惮北府军这一­存在,不敢贸然举兵威胁建康。

北府军虽未参与东晋历­次内战,但徐州流民历来骁勇好­斗,其所组成的流民部队战­斗力非常强悍,桓温就曾说: “京口酒可饮,兵可用。”因而解决京口的异己力­量,扫清控制中央的绊脚石,成了桓温念兹在兹的心­结。

公元369年,桓温发动第三次北伐。这次北伐的真正重心其­实仍在于解决桓温和中­央的矛盾,一方面,桓温企图再次通过北伐­提高威望,为篡夺帝位积累资本,另一方面,借这次机会彻底解决北­府兵的问题。大军出发前,桓温邀请徐州都督郗愔­一同襄赞北伐事宜。此前,庾氏忌惮北府势力时,也曾要求北府兵向北移­驻,以便更直接与北方作战,但郗鉴始终不同意北移。桓温的意图与庾氏相同,然而郗愔政治野心不大,不欲与桓温相争,在桓温的裹挟和儿子郗­超的怂恿之下,让出了京口的兵权,北府军被分解编入桓温­军中。京口的镇守权也落入桓­温手中,至此,这一阶段的北府兵终于­告一段落。

(来源:凤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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