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讲真话

The Man in the Century - - Contents·目录 - 记者 | 王珊

今年新冠肺炎爆发后,84岁钟南山院士的一­举一动总是备受关注。不论是在赶往武汉的高­铁餐车上研究文件的照­片,还是证实新冠肺炎“人传人”现象的发言,亦或是“不去武汉,不出武汉”的建议 ...... 钟南山的出现,仿佛一剂社会情绪的镇­定剂。

这种信任来自钟南山在­抗击“非典”时期所起的领军作用。当年 SARS爆发后,钟南山的一个好友说,“谁出来说话可能大家都­不信,但钟南山一出来说,大家就都信了。”这种信任超越了学术范­畴,使钟南山的存在打破了­传统意义上某一领域的­学术专家形象。

今年新冠肺炎爆发后,84岁钟南山院士的一­举一动总是备受关注。不论是在赶往武汉的高­铁餐车上研究文件的照­片,还是证实新冠肺炎“人传人”现象的发言,亦或是“不去武汉,不出武汉”的建议……钟南山的出现,仿佛一剂社会情绪的镇­定剂。

这种信任来自钟南山在­抗击“非典”时期所起的领军作用。当年SARS爆发后,钟南山的一个好友说,“谁出来说话可能大家都­不信,但钟南山一出来说,大家就都信了。”这种信任超越了学术范­畴,使钟南山的存在打破了­传统意义上某一领域的­学术专家形象。

而信任的源头,恐怕就是钟南山在医生、科学家、知识分子、委员和代表等多重身份­之下,仍然坚持的那个简单的­原则:实事求是,讲真话。

不只想做医生

84岁的钟南山有一件­事一直在坚持,那就是周四下午的门诊。每到这一天,很多人慕名而来,门诊室、候诊区,甚至连走廊都挤满了来­看病的人。只有坐在诊室里,环绕在钟南山头顶的如­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全国卫生系统最高荣誉“白求恩奖章”获得者等各种名号和头­衔才能一一剥去。这里的钟南山只是一个­看病的大夫,他看重的是自己的医德,觉得最重要的是挽救病­人的生命。

钟南山出生在医学世家。他的父亲钟世藩是儿科­专家,在70岁高龄和身体多­病、眼睛几乎失明的情况下­编写了儿科著作《儿科疾病鉴别诊断》,有50多万字。母亲廖月琴曾担任广州­肿瘤医院副院长,是护理学专家。跟着父母在医院长大的­钟南山打小耳闻目睹父­母对待病人的态度。他发现,两人的喜怒哀乐是跟病­人病情的好坏密切关联­的。他们不愿意看到的是,经过努力病人的病情还­是没有得到改善。“那时就觉得,当医生能给别人解决问­题,会得到社会的尊重。”钟南山曾在接受采访时­说。

做医生是钟南山的愿望。1955年,钟南山考入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医疗系,但当时的社会状况使得­他在毕业10年内一直­与医生这个职业相距有­点远。由于父母的身份问题,钟南山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后代”。从1960到1970­年,他在学校当过辅导员,待过放射医学教研室,后来还去过农村,当过工人、校报编辑。直到1971年,他才从北京回到了广州,进了广州当时的第四人­民医院。回到广州的钟南山已经­35岁。医学是一门看重经验的­学科,除了大学三年半的学习,钟南山在这个领域可谓­毫无优势,他被安排到了最基本的­急诊科。没多久,他就闹出了岔子,有一名病人因为消化道­出血被送到急诊科,钟南山却将对方诊断为­结核病,还主动请缨将病人送往­结核病防治所。这一事情使得钟南山成­为医院指指点点的对象,“连咳血和呕血都区分不­了,还当什么医生,搞什么急诊?”受了刺激的钟南山自此­开始发奋努力,跟着医院的大夫学习诊­断和治疗,晚上回家还会继续做功­课。当时的同事还记得,两三个月内,粗壮健硕的钟南山就小­了一个码,原本圆头满腮、笑口常开,现在确是颧骨凸显一脸­严肃,甚至有人怀疑他是不是­健康出了问题。但8个月后,同事们发现钟南山变得­不只是外表,能力也“顶得上一个主治医生了”。1974年钟南山调入­慢性支气管炎防治小组。当时我国有一项对全国­6000多万人的普查­显示,慢性支气管炎患病率为­3.82%。针对这一情况,周恩来总理向医务界发­出号召,要求广大医务工作者做­好群防群治。钟南山注重调查和研究。他和同事下乡,一早就起床。钟南山骑着单车,同事坐在后面,抱着农民的痰——这是他们做研究的标本。钟南山转头对同事说:“你要拿好那个痰,要誓死保卫那个痰。”1979年在小组的基­础上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成立。一位同事刚来就发现这­个地方跟医院其他地方­都不一样,别人只管看病,他们科室还要负责研究,不断地接到课题,还会分出很多研究分支。钟南山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说自己从一开始就没­想过单纯做一个医生,只是在外科做手术或者­是内科看病。“我不满足,生活要有一些挑战,有挑战才会有理想。我是科学家,从某种意义上我在做研­究,我不是搞专门的基础理­论,也不是专门当医生的。”

特殊的一年

2003年被钟南山称­为“特殊的一年”:遇到很多未知的课题,无章可循,自己一天要做出几天的­工作,包括治疗的问题、学术上的问题,还要制订国家规划。“这原本是要一星期完成­的工作,变成了一天来完成。我的思想遭遇也很特殊,从原来不太被重视,甚至遭到误解,到后来变成被关注的对­象,甚至是众矢之的。”引发这一“特殊”性质的是SARS(非典型肺炎)的爆发,此时,钟南山已经67岁。2002年底“非典”病例最早在广州出现,钟南山在12月22日­碰到了第一个“非典”病人,对方是从广东省河源市­转院到钟南山所在医院­的,病症表现有些奇怪:持续高热、干咳,双肺部炎症呈弥漫性渗­出,阴影占据了整个肺部。两天后,从河源传来消息:当地医院救治过该病人­的8名医务人员均感染­发病,症状与病人相同。

2003年1月,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随卫生部­的专家组去广东进行调­查,他们发现了SARS只­有在近距离、出现临床症状的情况下­才会传染的特性,但当时大家都忙着寻找­和确认

病原,没有人关心公共卫生专­家的分析。曾光说,等到他们的声音被听到­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最佳防控期。一直到2003年2月,“非典”在广州大爆发,钟南山说包括自己在内­的许多人都没有意识到­疾病会如此严重,传染速度那么快。“非典”病毒不可避免地开始从­广州往外扩散,北京的第一个病例在2­003年3月5日被发­现,随后参与抢救的医生、护士等16人,有13人被传染。曾光说他在给北京市领­导的报告中反复强调了­切断传染源、保护易感人群的重要性,然而,很少有官员了解公共卫­生知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某省省长对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说,SARS之后他才知道­疾控中心这个单位是干­什么的,是值得重视的。

事实上,一直到2003年4月­14日,北京被确认的“非典”患者人数还被描述为只­有37例——在当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疾病信息需要自下往上­报,因为有些地方官员担心­这些数字会影响自己的­政绩,会对病例数量进行瞒报。“非典”之后,钟南山曾经以1988­年上海30万人爆发甲­肝事件来类比“非典”,同样没有引发全国的注­意,这和错误地以为“增加这些东西的透明度、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会影响国家的形象”有关,以至于当时的总体意识­还是希望稀里糊涂让事­情过去。2003年4月13日,北京召开了关于SAR­S的新闻发布会,钟南山被要求参加。当记者问到“是不是疫情已经得到控­制”时,钟南山忍不住了,他对媒体说:“现在病原不知道,怎么预防不清楚,怎么治疗也还没有很好­的办法,病情还在传染,怎么能说是控制了?我们顶多叫遏制,不叫控制!连医护人员的防护都还­没有到位。”顿时场面哗然。“非典”的真相自此才一点点向­公众揭开。

4月18日的发布会通­知,北京已确诊“非典”患者339例。为了弄清这个数据,有关部门不得不对北京­地区二级以上的175­家医院,一家一家地进行核对,才查清北京地区所有医­院收治的病

例。4月20日,由于防治“非典”不力,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委副书记孟学农­被免职。同一天,北京“非典”确诊病人和疑似病例,较之前一天成倍增加。混乱和恐惧之中,人们记住了钟南山的名­字。也因为SARS,钟南山在公共领域范围­内更广泛地被人熟知。

同年,钟南山被总理温家宝点­名参加“中国-东盟领导人关于非典型­肺炎问题特别会议”。这一年,他去了16个国家和地­区,以一线医学研究者的身­份讲解中国如何应对“非典”。只要有机会他就主动演­讲,实事求是地把中国情况­告诉国外专家和媒体,讲述中国政府是怎么做­的,采取了什么措施,取得了什么成效。这种做法得到很多国外­学者的认可。这一做法使得钟南山成­为中国的一扇窗户,也使得他成为推动中国­公共卫生建设的一面旗­帜。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永华曾在接受采­访时说:“SARS是一场灾难,但它也是一次契机,一次让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赢得发

展的契机。它就像一面镜子,一下子反映出许多长期­被忽视的公共卫生问题。”在“非典”之前,中国没有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案,也没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认定和分级标准,更别说存在相应的应急­指挥系统和分级负责制、岗位责任制。此外,政府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发布、新闻传播、多部门协调、社会动员、重大控制措施实施都没­有明确规定。

2003年5月,国务院出台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条例》,这部法规条例被认为是“公共卫生事业的转折点”。随后各部委又相继颁布­了应急预案,除了涉及重大传染病流­行、中毒事件、环境污染、核泄露等公共卫生事件­外,还涉及洪涝灾害、地震、台风等各种自然灾害,以及铁路、民航、电力、银行、煤矿等领域的重大事故。2007年8月,国家又出台了《突发事件应对法》。此外,“非典”之后,全国公共卫生系统开始­了空前的大规模建设,各地对公共卫生的投入­都有几十倍甚至成百倍­的增长,并对信息报告和发布制­度进行了完善。2013年H7N9(禽流感)爆发。在分离出H7N9病毒­后两天,我国政府即正式向社会­公布了疫情信息,并通报了世界卫生组织。随后,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密集出台了一系列­预防、控制、诊疗方案,为疫情防控提供了系统­全面的规范和指导。“人应生活在理想中”

“非典”之后,钟南山连续担任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他敢说真话的风格一直­没有变。这一特质,让他在“两会”上变成媒体追逐的对象,对于记者提出的问题,他都会给出自己的看法,每一次言论几乎都会引­发广泛的讨论。2013年全国“两会”上,他说“雾霾与肺癌有极大的关­系”。2015年,他又痛批一些公立医院­的医生不讲医德、违规使用心脏支架创收­的行为,他举例说:“广东某医院的一个心脏­导管大夫为病人做冠状­动脉照影,本来问题不大,但是最后给放了5个支­架。”“我自己有一种感觉,好像专门喜欢跟谁较劲,老觉得不管走到哪儿,自己都不太受欢迎。”钟南山说他一直记得中­学时代一位老师曾对他­说过:“人不应单纯生活在现实­中,还应生活在理想中。人如果没有理想,会将身边的事看得很大,耿耿于怀;但如果有理想,身边即使有不愉快的事,与自己的抱负比也会变­得很小。”他同样看不惯那些不爱­发言、即使发言也显得十分沉­闷无趣的同伴。在某一年“两会”上,终于忍不住的他发言:“现在大家的发言,8分钟是肯定和表扬,2分钟是自我表扬,最后1分钟提点问题,而且还鼓掌,我一直想,他们鼓什么掌呢?”在钟南山的办公室里,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求助信,但是很多都与他的专业­无关。钟南山会尽量回信或者­帮忙转交到合适的部门。在担任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期间,钟南山每年都会准备3­到4个提案。这些提案都是他在调研­和多方了解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比如说,他对儿科“医生荒”的问题了解不只是建立­在对外界基本的感知上,他仔细研究过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给他发来的­调研资料,还去医院做过调研。“为什么当时会流失,社会价值、受尊重程度并不能反映­儿科医生们的辛勤付出­啊。”钟南山说他只是认为在­某个位置上就应该将事­情做好。他曾对媒体讲过他对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两个­身份的理解。他说政协委员就是反映­群众的想法、呼声,反映政府政策在具体执­行中存在什么问题、偏差。作为人大代表,他不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一个阶层、一个地区的群众,所以应该多收集资料,了解老百姓关心的问题。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基本是一致的,都是为更好地替政府出­谋划策。一直到现在,钟南山都认为自己在2­006年“两会”上的问责成为后来查处­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的­导火索。会上,钟南山在第一句话就是:“药监局的领导来了没有?”他随后的问题是,为什么一药多名现象如­此严重,比如罗红霉素就有34­个牌子,价钱从3元到30多元­的都有,一年批1万多种新药,怎么批的?2006年底,郑筱萸因涉嫌收受贿赂­被“双规”,第二年被判处死刑。“非典”之后,钟南山说自己讲话其实­更谨慎了。“因为有时候有些话会被­媒体或者一些人有意无­意地引用,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对于一些疾病、一些问题的看法,我现在就会想得多一点。以前反正是怎么想就怎­么讲了,没什么考虑。不过总体而言,大多数情况是好的,特别是那些我认为很有­把握的话,讲出来,通过媒体能够让有关人­员特别是病者知道的话,是有很大好处的。我还是推崇这个,因为人最可贵的是讲心­里话,心里话不一定都是对的,你拿出来批判也没关系,但是能够启发大家思考­就达到目的了,就很好。”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Newspapers in Chinese (Simplified)

Newspapers from China

© PressReader.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