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World of Chinese Painting & Calligraphy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清拓本）
一、《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的出土、外运与传拓
《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①原碑刻于高昌北凉承平三年（445），记述了国主沮渠安周崇佛建寺的始末。在此后的800余年间，地处欧亚丝绸之路要冲的高昌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直至13世纪惨遭兵燹，逐渐被黄沙掩埋。清光绪八年（1882），有挖宝人在高昌故城M寺遗址，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以东地区的哈拉和卓觅得《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出土之际已有残缺。时隔20年后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德国考古学家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尔率领“德意志吐鲁番探险队”前往中国新疆，对丝绸之路沿线进行考察、发掘，购买了包括壁画、石碑、木质建筑构件，以及汉文、突厥文与吐火罗文文书等共计46箱文物运回柏林，其中便包括《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碑高148厘米，宽92厘米，出土之际右上角业已残缺，下部为莲花碑座。在运往柏林途中，石碑自下方约三分之一处横向开裂，断为两段。这通石碑抵德之后，由柏林国家博物馆所属国立民俗学博物馆收藏。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派遣载泽、端方等五位大臣分两路出访欧美考察宪政。其中端方、戴鸿慈二人为一组，经日本、美国，转道欧洲各国。托忒克·端方，字午桥，号陶斋② （匋斋），满洲正白旗人，时任闽浙总督。作为晚清金石名家，端方在为官之余醉心金石书画。在出访欧美期间，嗜古成痴的他拓制了一批庋藏在国外各大博物馆中的艺术瑰宝，包括古埃及、中国的珍贵碑刻，其中就有《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当是时，匋斋尚书至民俗学博物馆，即《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片题跋之中多次提及的所谓“柏林博物院”，见此遗物，惊诧于北凉尚有石碑存世，欲毡拓而归。由于石碑早已断裂，起初民俗学博物馆方面拒绝了传拓申请。端方亲自出面，再三恳请博物馆馆长通融，终于得偿所愿。然而，端方使团出访欧美旨在考察宪政、科技，并无拓工随行；作为使节的他需要顾忌身份，不能亲自毡拓。事急从权，只好找来一位庖人（厨师）操作。在石脆易碎、手艺不精的情况下，勉强拓出一幅全本。可端方仍心有不甘，欲再拓一幅副本留存。结果，捶拓副本的工作开始不久，庖人不慎捶毁碑字。德方当即叫停了拓印工作。无奈之下，端方只得带着全本和残本（响拓补完本）怏怏而返[1]。
二、《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片的版本及流转
《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片（全本）为轴装，高135.2厘米，宽85.8厘米，题签为：“北凉且渠安周造佛寺碑。石在泰西德意志都城博物院。匋斋尚书拓归。桐城张祖翼谨署。”碑文为隶书，22行，有界格。每行47字，均损缺2字至10字不等。端方归国后，将其精裱成轴，视为至宝，并延请挚友欣赏。那幅毡拓了四分之一的残本，端方请友人刘拙东响拓补足，并将此响拓补完本赠予其幕宾缪荃孙；而刘氏在补足残本之余，尚响拓一幅自存，即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片（国图响拓本）。当然，端方在出访期间毡拓金石毕竟是副业，其主要目的是“考察列邦之善政”。他凭借游历欧美诸国的见闻，主持编著了《欧美政治要义》与《列国
编者按：2018年伊始，安徽美术出版社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联袂推出《中华宝典—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法帖书系》，本刊从2018年第一期开始，陆续刊登了第一辑、第二辑、第三辑法帖的部分内容，受到读者的欢迎。现前三辑已介绍完毕，从2020年第八期开始，本刊继续刊登该书系第四辑和第五辑的内容，希望广大读者能喜欢并提出宝贵意见。
政要》，力陈改革之必要，也因此颇受慈禧皇太后叶赫那拉氏的器重，被委以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之职（1906），移驻南京。端方在两江总督任期内的3年，每逢闲暇或摩挲金石，或访友清谈，可谓“开府此外无他娱，到处琳琅载后车” [2]。今天我们在《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片上所见题跋，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其在南京之时，邀友观瞻所写，抑或遣使寄书。待到宣统皇帝溥仪冲龄御极，端方接替病逝的杨士骧，继任疆臣之首“直隶总督”（1909）。然而，因他平素与袁世凯交厚，为摄政王载沣所恶，致使两人多有抵牾。仅仅数月之后，便遭到罢官革职。身在林泉的端方对此表现得颇为平静，日来读书鉴画，甚至在海王村建起了私人博物馆。洎清宣统三年（1911），这段家居平善的日子宣告结束。面对四川风起云涌的保路运动，清政府再度起用端方，先作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后又署理四川总督，亟率湖北新军入川弹压。行至资州，军队哗变，端方及其弟端锦双双殒命。辛亥革命之后，端方的后人碍于时艰，遂将《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本（全本）割爱售予李钦。李钦，表字介如，生于湖北江夏（今武汉市江夏区）。出身廪生的他素来偏爱金石拓本，加之财力充足，成为民国初年的大藏家。在机缘巧合之下，他相继得到端方从德国拓归的两份《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本，将其奉为无价之宝。据李钦之孙李章汉回忆：祖父对这两件拓本倍加珍视，若非至亲好友，绝不轻易示人。至1976年，李章汉将家藏的《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片全本、响拓补完本都捐献给了国家。至此，记录了公元5世纪沮渠政权在吐鲁番盆地崇佛修像的海内孤本，落户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
三、沮渠氏建立高昌北凉与尊崇释教
高昌北凉，又称“后北凉”，是东晋十六国时期沮渠蒙逊所建北凉政权的延续。是故，从历史学的角度，将此碑称作《高昌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或《后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更为精准。公元439年，北魏军队攻克北凉都城姑臧（今甘肃省武威市）。北凉皇族沮渠无讳、沮渠安周兄弟眼见国祚倾颓，遂占据酒泉、敦煌负隅顽抗，然终难抵御北魏兵锋。无奈之下，兄弟二人先后西渡流沙，夺取了丝路要冲鄯善。公元442年9月，沮渠氏又趁高昌政局不稳，出兵夜袭，逐走阚氏。沮渠无讳遣使南朝刘宋奉表，进献方物，被宋文帝册封为“可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凉河沙三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西夷校尉、凉州刺史、河西王”，在高昌建政立国，改元“承平”。沮渠无讳薨逝，沮渠安周成为高昌北凉第二代君主，并未改元，仍用“承平”年号。北凉沮渠氏播迁高昌，对于佛教在当地的传播无疑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沮渠兄弟到来之前，佛教在吐鲁番盆地亦有传播，但影响有限。沮渠氏建政之后，致力于将高昌建设成昔日国都姑臧那样的佛门圣境，可以理解为一场精神领域的复国运动，佛教由此在高昌声势日隆。借助格伦威德尔的报告，我们可以了解到沮渠安周所建佛寺为长方形，寺内的主尊像为交脚菩萨装的弥勒，上述两点都是凉州地区佛寺营建的主要特征，反映出以姑臧为中心的北凉佛教对高昌北凉的历史影响。此外，通过《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在M寺遗址的位置，也可推断出此碑矗立于沮渠氏的王家寺庙之中，是王室尊弘事佛，释教在吐鲁番迅猛发展的最佳例证，故被誉为“高昌史上第一碑”。藏于柏林的《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亡佚，现仅存碑座，所幸有原碑影像存世。早在1907年，德国汉学家奥托·福兰阁在其研究报告《吐鲁番亦都护城出土的一方汉文寺院碑铭》当中附有原碑影像。除此之外，20世纪20年代，柏林东亚艺术收藏馆③馆长奥托·曲穆尔④也曾给北平古物陈列所所长周肇祥寄来原碑照片（《北凉沮渠安周造像碑铭》，载《艺林旬刊》第39期）。将照片与端方拓归的全本进行互校，便可最大限度地还原1500多年前高昌大造法寺的盛景。由于《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残破、断裂，导致拓本字迹残泐，加之长期折叠导致折痕处有多处碎裂，每行均有部分文字无法释读。斯文作者夏侯粲精通儒、释、道各家典籍，以儒门法语阐释教功德。其笔下骈、韵并用，文辞高古玄奥。笔者谨依据对仗、声律等规则，对碑文进行了释读。全文开篇慨叹佛法渊深冲邃，即使“望标理翰者”尚未能深谙其律，“悕宗研味者”亦难以穷其本真。继而话锋一转，赞美沮渠安周“虽统天理物”，却在烦冗的军政庶务之余仍怀有“謶讥（庶几）之心”，推崇释教；似这般“震希音以移风”“运四摄以护持”的善举，必将“成菩提之果”，泽被苍生。高昌北凉历代君主礼佛之敬，无出其右者，而刻制《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更是他统御期间最大的一项宗教工程。
四、《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片题跋、钤印
《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片的四周题跋殆遍，已知观赏过此宝的名士有梁鼎芬、杨守敬、郑孝胥、张祖翼、金焕章、伯希和（法国汉学家）、罗振玉、缪荃孙、况周颐、黄绍箕、俞陛云、章钰、宗舜年、沈瑜庆、邓邦述、张謇、俞廉三、张之洞、张曾畴、柯逢时、萧方骏以及日本原口要，凡22人。即除宗舜年之外，其余21人皆在拓片上留下墨迹，且黄绍箕、梁鼎芬二人分两次题写，故共有题跋总计23通。除了题跋之外，在《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本之上，尚钤有各类名章、闲章、斋号章、起首章和鉴赏章凡29方。值得注意的是，《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片的一部分题跋是端方在两江都署邀请友人观瞻之后，友人当场题写，如缪荃孙、罗振玉以及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即属此类；另一部分则是遣使至友人处，嘱其撰文，若张之洞、张曾畴、杨守敬和梁鼎芬等人。碍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各人学养的差异，上述题跋对于《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的出土、断代，以及高昌北凉历史的论述存在诸多舛误之处，读者尚须加以甄别。谨按题跋、钤印在拓片四周的分布情况，以上、下、左、右为序，次第录文、标点，以飨读者。（一）拓片上方的六通题跋，分别是梁鼎芬、杨守敬、郑孝胥、张祖翼、金焕章以及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题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梁鼎芬、杨守敬与伯希和三者的题跋。梁鼎芬的题跋共有两通，此为第一通，以往研究者或认为与《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本无涉，实则不然。实际上，梁氏在此是将该拓本与此前张曾畴所藏秦篆《琅琊台》进行对比。前时，潜园亦遣使者千里寄题，做法与端方如出一辙，只是碍于仓促间难以一蹴而就，故仅仅题写年月而还。杨守敬所撰题跋在拓片上方居中的显著位置，且有乌丝栏，在全部23通题跋之中仅此一例。保罗·伯希和是世所公认的汉学家，致
力于中国敦煌历史的研究，考证功力深厚。因此拓片在动荡年代被折叠并藏于废纸堆中，留下了明显折痕。而伯希和所写题跋，恰好位于折痕处，故字迹几难辨认。
（二）拓片下方题跋凡10通，分为2行。第1行4通是罗振玉、缪荃孙、况周颐，以及黄绍箕的首通题跋。第2行6通题跋者为俞陛云、章钰、沈瑜庆、原口要（日本）、邓邦述、张謇。重点谈一下罗振玉、章钰与邓邦述的题跋。
罗振玉所撰题跋位于拓片下方右侧边缘处，是《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片上唯一的篆书题跋。从文字数量上看，仅有13个字，亦未钤印。实际上，罗振玉曾应端方的邀请，为《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片创作了一篇考据翔实的长篇跋文，却不知何故，未题写在拓片之上。
章钰所撰题跋则透露出一个信息：是年，他与宗舜年受端方邀约，同时前往两江总督署观赏《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片，但后者并未在其上题写跋语。
邓邦述乃端方重要幕宾之一，曾随其出使欧美诸国考察宪政，也是20余位题跋撰写者之中，唯一曾经在柏林目睹《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并亲手摩挲之人。令人遗憾之处在于邓邦述的题跋较短，且未涉及当年陪同端方在柏林发现并毡拓此碑的过程。
（三）拓片左侧的两通题跋，分别是俞廉三以及黄绍箕的第二通题跋。
（四）拓片右侧的五通题跋，分别是张之洞、张曾畴、柯逢时、萧方骏以及梁鼎芬的第二通题跋。其中梁鼎芬的第二通跋文值得探究。
梁鼎芬的第二通跋文，从文字上看并未提及《沮渠安周造佛寺碑》，因何故留墨于斯，容后详考。需要注意的是，这通题跋右侧，盖有整张拓片上最大的一处钤印：“……按察使司兼官驿传事印”（朱文），经辨识应为一方“官印”。前半部分为汉文，后半部分则系满文。汉文部分极其模糊，尤以首行为甚，唯有通过落款加以分析。梁鼎芬所书时间为“丁未孟春”，系光绪三十三年，即1907年。查梁氏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相继担任“安襄郧荆道”“湖北按察使”之职，比对钤印首行末两字字形，推测或为“湖北”二字，余不可辨。
除上述题跋、钤印之外，《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片全本的第二任主人李介如，也分别在拓片的左下角和右上角（梁鼎芬钤印下方）留下了自己的三方鉴藏印：“江夏李钦原名清字介如亦慎一”“江夏李氏北凉碑馆”“李介如鉴定章”。
五、《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片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片中蕴藏了丰富的历史材料与宗教信息。譬如，通过分析碑末开列的三位建碑负责人的不同身份，可以揭示出当时高昌北凉的政权构成。首先，碑文的撰写者是中书郎中夏侯粲。夏侯氏乃曹魏宗亲，郡望谯郡（今安徽亳州），本就是从中原播迁至河西地区的移民。按《晋书·张轨传》所载：自西晋“永嘉之乱”，“中州避难来（河西，当时为前凉政权）者，日月相继”；而十六国时期北方持续动荡，最终又使这批中原士族追随沮渠政权再次西渡流沙。从时间上看，北凉政权的西迁主体分为两批：一部分是作为先锋部队随沮渠安周抵达的5000余众；另一部分则是随沮渠无讳迁来的万余家，以及他们的家丁、部曲。其次，典作环节由御史索宁负责。东汉明帝朝担任西域戊己校尉的索 ，便是高昌索氏分支的开创者。其后代世居高昌，为当地豪强，但郡望仍沿用“巨鹿索氏”。以索氏为代表的本地豪族，通过与播迁至此的张姓、曹姓等中原望族联姻，成为高昌北凉政权中不可或缺的组成力量。最后，高僧法铠监造勒碑。法铠是高昌佛教僧众势力的代言人。高昌既有当地的僧侣，亦有西徙而来的原河西地区的高僧。三方在沮渠安周的谕令下通力合作，一方面显示出政府对建寺造像甚为重视，另一方面也折射出高昌北凉不同集团之间的微妙关系。
嘉峪关以西，历来金石著录殊少。《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片是目前我们可见的仅存的高昌北凉早期石碑拓片。尽管在1972年，吐鲁番阿斯塔那177号墓又出土了一块刻于承平十三年（455）的“冠军将军凉都高昌太守都郎中大且渠封戴府君之墓表”（现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但从时间上看比承平三年刻立的《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晚整整10年，已经属于高昌北凉晚期之作，且字数较少，加之其
时国力已然不济，五年之后即为柔然汗国所灭，无法更多地展现出高昌北凉立国之初的一派兴盛景象。是故，海内孤本《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本是研究高昌北凉历史与佛教发展状况的珍贵史料，折射出整个十六国时期北魏、北凉、高昌北凉等诸政权从割据走向统一的曲折的历史进程，更为研究中原地区的文化、宗教和风俗沿着丝绸之路向西传播、辐射提供了宝贵的实物参考，犹如鲁殿灵光一般，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除了历史价值外，《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片所蕴含的艺术价值也是举世公认的，尤其是在“北凉体”研究领域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北凉体”是东晋十六国时期流行于凉州地区的一种字体。在间架结构上，字形呈现出方扁特征，规整凝重，虽为隶书，但已初具楷意。用笔上窄下宽，横、竖、撇、捺之中必有一笔颇长。横画两端多出锋，起笔下顿，中段呈下曲或上曲波磔之势，收笔时的雁尾向上翘起，古朴但并不呆板。竖画的特点在于外拓，展现开张之势，富于跃动之感。碑文书体方劲，秀劲崭绝，表现出雍、凉士人峻拔、犷悍的一面，不同于中原儒生的精神风貌。结字颇具晋代写本特征，上承汉简之风，下启魏碑之韵，反映出北朝初年书法艺术由隶至楷转型期的变化，可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传世经典《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冯翊护军郑能进修邓太尉祠碑》颉颃。另外，诚如黄绍箕在《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片题跋中所写，在碑文中存在大量的北朝异体字，颇为罕见。譬如：“庶幾（几）”二字加“言”字旁，“猷”字、“就”字皆从戈，“龙”字右旁亦似“戈”形，皆六朝石刻所未经见者，乃研究我国5世纪书法面貌的宝贵图像依据，是为至罕，可宝甚矣。
注释①因旧时“且”“沮”二字互用，故《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又称《北凉且渠安周造佛寺碑》。②辛亥革命之际，新军于资州哗变，擒端方及其弟。临难之时，端方自述祖上为汉人，陶姓；其女即名“陶雍”，嫁与袁世凯第五子袁克权。③柏林东亚艺术收藏馆，即今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下属的“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之前身。
④奥托·曲穆尔（Ot t o ）致力于中国、日本等东亚诸国的艺术研究。他在1906年成为柏林王室博物馆东亚艺术收藏部门的负责人。1923年，曲穆尔创立了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担任馆长。1934年，他出任柏林普鲁士博物馆（今柏林国家博物馆）总馆长，直至1945年。周肇祥因对德国博物馆的组织结构不甚了解，故在《北凉且渠安周造像碑铭》文中称其为“柏林博物院东方美术部部长”，有失精确。
参考文献
[1]叶昌炽，柯昌泗. 语石；语石异同评[M]. 北京：中华书局，1994：98.
[2]王国维. 蜀道难[M]//王国维全集：卷八.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640.
本栏目图文选自安徽美术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的《中华宝典—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法帖书系（第五辑）·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清拓本）》。《中华宝典》丛书项目为“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