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拉维亚传教士与德国藏学的先河
摩拉维亚传教士是最早到达西喜马拉雅地区的德国人群体，从1856年起，他们在离西藏西部边境只有120 公里的拉合尔地区 ( Lahoul) 建立传教点，并以此为基地，向广大喜马拉雅山区的族群传教，其活动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是历史上与藏区接触时间最久、规模最大的德国人群体。
当赫尔曼和阿道夫兄弟俩，准确说是三兄弟（另一家庭成员罗伯特并未参与此次进入西藏的冒险）来到西喜马拉雅地区（指拉达克等地——笔者注）作长期探险之时，他们发现自己并非唯一的德国冒险家，两位来自德国摩拉维亚教派(Morayiails）的传教士——帕格尔和海德，此时正在该地区游历，并且他们似乎也曾试图穿过西藏前往蒙古传教，但显然并不如盐井的法国传教士般幸运。
两位传教士并未气馁，转而在今印度北部的盖朗建立了首座欧洲新教传教基地。他们的日记与经历后来被纳入海德之子杰拉德的《西藏 人中五十年：威廉和玛利亚海德传记》以及施尔的《在西藏的婚礼》两本书中。
摩拉维亚传教士是最早到达西喜马拉雅地区的德国人群体，从 1856 年起，他们在离西藏西部边境只有 120公里的拉合尔地区（Lahoul）建立传教点，并以此为基地，向广大喜马拉雅山区的族群传教，其活动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是历史上与西藏边缘地区接触时间最久、规模最大的德国人群体。
这是一个以敬虔主义为根基，带着出世想法的团体，他们坚持一个重要宣教原则：融入当地的文化。因此，摩拉维亚教派的传教士们注重对当地语言、文化、宗教和社会的深入观察和系统研究，为了方便传教，他们甚至翻译出版了藏语版的《圣经》。传教士们将自己的“传教旅行”经历写成日记、信件和报告，出版成书籍和文章，源源不断地为德国带回大量关于喜马拉雅西部山地广阔而新鲜的信息,与此同时，摩拉维亚教派的传教点日益成为欧洲
人考察和探险的重要落脚点与中转站，来自欧陆各国的旅行者在这里获取他们需要的信息和协助，不仅关于当地的地理、社会和文化，而且还有许多经验和建议。1856年，施拉君特怀特兄弟 ( Schlagintweit) ，在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洪堡和普鲁士国王支持下，得益于传教士们的帮助，成为德国历史上第一批进入喜马拉雅西部拉达克的德国人，并获得大量的日记、手稿、草图、测量记录、照片和手绘图。
而闻名世界的探险家瑞典人斯文·赫定，更从中受益匪浅。他从拉达克列城出发进入西藏的两次探险，均获益于德国传教士：第一次（1901年），他获得了传教士们长达 50 多年 坚持不懈观察和记录拉达克地区气候的珍贵资料；第二次（1906年），赫定正是在德国传教士的帮助下做足了准备，方才得以顺利进入西藏南部，并到达了扎什伦布寺。
还有诸如捷克人斯托利茨卡 ( Ferdingan Stoliczka ) 、匈牙利人伯仁采 ( Ladislaus von Berenczay) 、奥地利人特洛尔 ( Josef Troll) 等都曾在摩拉维亚教派的传教点获得过帮助。
德国的“藏学之父” ——耶什克是一位具有语言天赋的传教士。当他以学者、主管人的身份被派遣到盖朗传教基地之时，他从事翻译藏语版《圣经》，但这位受过扎实的学术训练，并曾坚持用德语、英语、法语、
拉丁文、希腊语、丹麦语、波兰语和瑞典语等八种语言记日记，还通晓希伯来、波希米亚和匈牙利语，也懂一些阿拉伯、波斯语和梵文的传教士，在11年的传教时间里，编写了《藏德字典》《藏文文法》——两部德国至今研究藏学必备的参考书。除此之外，耶什克学习藏语文及各种藏语方言，撰写了《论藏语的语音系统》《论藏语的语音学》《论藏语发音》《实用简明藏文文法》《罗马字母藏文和英文字典》《藏文传奇书之典范：米拉日巴十万道歌》等学术作品。
耶什克的努力让藏学研究开始在德国生根发芽，他的后继者——传教士弗兰克（ A. H. Franke），则让藏学在德国正式成为一门学科。 1896 年，弗兰克来到当时的拉达克都城列城( Leh) ，后来辗转于Kalatse和盖朗，在西喜马拉雅地区生活了14年，这位作者不仅撰写了 “大量关于西藏语言、历史和文学的作品，也出版了有关西藏风俗习惯、民歌、传说、谚语和游戏的著作”， 其代表作《西藏西部历史》于1907 年在伦敦出版。1922 年，弗兰克受聘于柏林大学，三年后即晋升为教授——这是德国的第一位藏学教授，而随着弗兰克的执教，藏学正式在德国大学中成为一门学科。
就这样，摩拉维亚教派的传教士们的“西藏视角”无疑成为19世纪中后期德国人西藏印象的重要来源，他们所描述与评论的内容亦对德国的西藏认知产生重大影响。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德宣战。身处英国殖民地的传教士们理所当然成了俘虏，他们全部于1916年被遣送回国，德国人在西喜马拉雅地区的活动就此结束。
但这不是德国与西藏故事的终结，恰恰相反，德国人的西藏的梦境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