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涉藏"考察"的第一个时代
20世纪初，时任英印总督的寇松曾说: “在今天亚洲的中心地区还仅有一块神秘之地，也是 19 世纪唯一留给20 世纪进行研究的神话，它就是西藏和拉萨。”
无论是在外交桌上与英、俄交涉中明确宣示其西藏政策，还是各种停留在纸面的报告与信件，都不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窥视西藏的全部。进入遥远神秘的西藏高原才是当时德国实现其野心的具体行动，尽管德国朝野对“西藏问题”一直表现得“彬彬有礼”，既没有直接的领土要求，也没有实际的侵略活动，但这并不表示其在假以学术、探险和考察之外，没有丝毫政治、经济、殖民或其他隐性目的。
早在1898年12月，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Ｒichthofen，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者——笔者注）在写给得意门生——斯文·赫定的信中，就建议这位在德国接受教育，拥有浓郁德意志情结的大探险家，去关注尚未被世人所熟知的青藏高原东北部：“（西藏）东部边缘地区亟待研究，喜马拉雅的东部末段，尤其是被各条大河的上游所环绕的地区依然无人知晓; 对黄河源头的东南部地区的研究也是一个空白。”
鉴于李希霍芬在德国地理学界的权威地位，他的建议无疑是一剂巨大的催化剂。
同样巨大的激励则来自一种复杂的夹杂着“地理大发现”的殖民浪潮。20世纪初，时任英印总督的寇松曾说:“在今天亚洲的中心地区还仅有一块神秘之地，也是19世纪唯一留给20世纪进行研究的神话，它就是西藏和拉萨。”
在经过了数个世纪之后， 20世纪初的西藏，也许是世界上最能为西方人带来一夜成名机遇的区域［西藏信息的获取（出于政经利益和势力扩张）、西藏观念的确立（从黑暗堕落到佛国净土）、西藏局势的变迁（中国内地的革命与民国政府管控能力的薄弱）……］，而成为西方列强争相争夺的一块蛋糕。这也是全球殖民化浪潮下的西方列强的掠夺性竞争，西方国家纷纷派出了自己的“西藏粉丝团”：英国的寇松 ( George Curzon) 、荣赫鹏 ( Francis Younghusband) 、贝尔 ( Charles Bell) 、斯坦因( Marc Aurel Stein )、钱达拉·达斯 ( Sarat Chandra Das ) ，瑞典的斯文·赫定 ( Sven Hedin) ，法国的伯希和 ( Paul Pelliot) 、
大卫·妮尔 ( Alexander David-Neel) ，德国的埃米尔·施拉君特怀特 ( Emil Schlagintweit) 、弗兰克 ( August Hermann Francke ) 、菲尔希讷( Wilhelm Filchner) 、恩斯特·舍费尔 ( Ernst Schfer) ，意大利的图齐 ( Giusepppe Tucci) ，美国的柔克义 ( Woodville W. Ｒochkill ) 等等，他们以研究者、探险家、传教士、商人、通灵者的名义和殖民官员在内的各色人物形成一个“西藏圈”， 随之掀起一个西方人以考察、探险、游历等名目觊觎西藏的热浪。
1898年8月，德国的福特尔( Karl Futter) 与赫德勒 ( Holderer) 从西宁出发，到达青海湖和黄河上游地区，并到达拉卜楞寺和塔尔寺，他们对青海湖南岸作了详细的地理学测量、摄影，对俄国人在该地区的描述和测量进行考证和修订，并称这是本次探险的重要成果。1900 年和1903年，福特尔接连出版了《西藏东北部的喇嘛和人》以及《西藏东北部地理概况》，详述此次经历。其中两幅考察地图精确详尽地标注了沿途的山脉、湖泊、河流、草地、森林、寺庙和村落。
就在福特尔一行出版考察书籍后仅仅两年，德国人塔佛尔 ( Albert Tafel) 向同一地区出发了。1905年，他首先抵达青海，在塔尔寺、青海湖和黄河源头地区进行地貌学研究。1907 年塔佛尔经日本人寺本婉雅介绍，拜见了正在塔尔寺停留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并为其拍摄了照片。1908年，塔佛尔在结束考察
时，还将一名叫博德扎( Bordja) 的藏族人带回德国，并出版游记《我的西藏旅程》。
塔佛尔带回德国的藏人后来与他的女仆结婚，两人在斯图加特附近的阿斯贝格居住多年。直到1930年代纳粹德国西藏探险队知道了他的存在，纳粹探险队成员、人类学家布鲁诺·贝格尔 ( Bruno Beger)曾费尽心思寻找他，但这位当时“唯一生活在德国的藏人”却“不知所踪”。
在20世纪初所有的德国进入藏地的“探险者”当中，有德国的地质物理学家和地磁学家威廉·菲尔希讷，他与瑞典的斯文·赫定同为当时德国探险者们的偶像，并曾获得过纳粹第三帝国 “国家艺术和科学奖”。菲尔希讷三次进入藏区“探险”。1927年，菲尔希讷非法进入离拉萨不远的藏北那曲，成为最早侵入西藏腹地的德国人，最终他被发现并强制驱离。
早在1904——1905年，他的第一次进入中国西北藏族聚居地的考察，就选择了青海果洛地区。
1904年6月，菲尔希讷从西宁出发，他雇用了八名马夫和一名懂果洛方言的向导，并购买了 45 匹马，租借了 30 头牦牛驼运物资，随行的还有甘肃地方政府派遣的一名官员和四名士兵。菲尔希讷的探险队一路首先进入黄河源头地区，在鄂陵湖附近沿黄河南岸东行，并最终于 10 月初抵达川西北的松潘县，行程近两 千公里。整个考察中，他获取了 22 个重要地点的经纬度， 600个地点的海拔高度——地磁测量也是他最重要的专业，同时收集了大量动植物标本。1906年，他将这次经历记录在考察报告——《玛沁之谜》一书中。
1962年德国学者吕勒出版了《在沉寂的中心：威廉·菲尔希讷的生平》, 这是迄今有关这位曾经的“时代偶像”的唯一作品。
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德国的“探险家们”频繁进入青藏高原，尽管离真正的梦想之地——圣城拉萨相距遥远，但他们也常常将自己的旅行命名为“西藏考察”。1898 年，福特尔考察了拉卜楞寺和塔尔寺后评论道:“这些寺庙是一种较高级的文化中心。有时这种较高的地位会被滥用。它们可以用来传经布道，年轻僧侣们在这里学习读写，研修经文。寺庙对它势力范围内的族群和村民有很大影响，向他们征收赋税，用强力获取慷慨的捐赠。尤其在南部，僧侣更是吸血鬼和放高利贷者，他们甚至可以让欠债者变为农奴。寺庙里富有的喇嘛们要占有奢华的装饰、镀金的法器和纯金的神像，对这个民族来说，这是痛苦的折磨……喇嘛们努力保有手中的权力，他们对于牧民的影响也很巨大; 他们知道，应该将进步保持在最缓慢的速度上，任何外部文化的渗透和对现有状况的改变，都是他们最强大和最让他们恼怒的敌人。”